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即使在遥远的瑞典，也受到那种反对一切既定和传统事物的变革之风的影响。一八三○年巴黎的七月革命，象暴风雨一样遮掩着广阔大地。在直到那时还是和平无忧的斯德哥尔摩也发现政治****，金钱匮乏，全国经济生活中的商业萧条。农业的歉收和可怕的霍乱病，加剧了这种普遍的焦虑。平民百姓在经历着一个艰难时期，向在幻想中闪闪发光的旗鱼星座的美国去的首批移民开始出发了。
在斯德哥尔摩的年轻的诺贝尔家庭，遭遇到各种艰难困境。安德烈特·诺贝尔在短短几年内的极大困难中，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头胎生的那个也已经去。一八三二年的一场火灾，烧毁了他们的住宅和所有的东西，当时她丈夫不在家，她只来得及救出她的孩子，还险些送了命。伊曼纽尔的建筑承包商生意也越来越坏，由于债主逼债，被迫宣告破产。在一八三三年的税务注册簿上，他被描写为“没钱的”，并且被当作一个“艺人”来收税。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第四个儿子阿尔弗里德·伯恩纳德于一八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诞生在斯德哥尔摩北部郊区一所房子楼上的后屋里，这所房子就是现在这座现代城市中心的北方街九号。这个小家伙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纤弱多病，他的妈妈只好拿出她全部的爱来关怀他，以便使这盏明灭不定的生命之灯，能够点燃下去。当别人全都放弃希望的时候，只有她自信能够养活这个孩子，并且取得了成功。
一八五一年，在他十八岁时，阿尔弗里德用出色的英文，写了一首四百一十九行的全面性的自传诗，题目是《一则谜语》。这首诗现在还保存完好。对于了解他除此以外无法知晓的童年和青春时代的生活与思想，这首诗有着重要的意义。他在这首诗里，是这样描写他早年岁月的：
我的摇篮好象死床，忧虑的母亲多年看护在旁，尽管希望渺茫，却要拯救这欲灭之光。我好容易才鼓起劲来，吸吮几口乳汁充肠，接着是抽筋痉挛，濒于死亡。直到我抓到生命之光，死前之苦方告未央。
阿尔弗里德这个孩子，比别的孩子显得苍白与安静，在贤慧的母亲关怀下，度过了头八个年头。这是他永远也忘不了的一段时期。但是，由于长期健康不佳，他的童年不属于自己，不象别人的童年那样欢乐顽皮，无忧无虑，留下美好的回忆。刚才引用的那首诗，接着又用他自己生动敏锐的语言，向我们讲了下面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
他现在已是一名儿童。在其足迹所及的小世界里，虚弱的身体，使他依然变得陌生。小伙伴玩耍之时，他无法参加，只能充当可怜的观众。童年的欢乐既被排净，他的脑海便不断沉思，盘算着未来的事情。幻想驰骋，要攀登思路所及的顶峰，由于没有判断力，我难以制止它的奔腾，忽而感到困难重重，有似一场金色美梦。今往那些清醒的悲痛，看来只是一块踏脚石，通向极乐的前程。
当他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进了斯德哥尔摩的圣雅各布高级卫道士小学，于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二年念了几个学期的书。这是那个孩子所受的唯一真正的学校教育，而他后来竟成为功成名就的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并且有着广泛的一般知识和掌握几种语言。在这所小学的报告书上表明，他所有的功课以及勤奋和德行，都得了最高分，在全校八十二个学生中，得过同样最高分数的，还只有另外两名学生。然而，他短暂的学校生活，很快便由于家庭外迁而终止了。
对于伊曼纽尔·诺贝尔这位善于思考的建筑师和承包商来说，试验和设计比从他的职业中所赚来的金钱更为重要。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在其承包生意中的一再背运，他已经落到了困境。为了躲避那些咄咄逼人的债主使他被捕和投进欠债者监狱的威胁，也为了给他的许多设想开辟新的道路，他于一八三七年没带家眷离开了自己的故乡。他自己曾经写道，他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实现我的计划，并且为我的刻苦努力争取勇气”，他显然认为在他曾遭到很多不应遭受的挫折的本国里，他的那些打算将永无实现之日。
丈夫离家之后的五年多光景，安德烈特在几位有同情心的朋友帮助下，在家门附近开了一个小小的牛奶蔬菜店，勉强维持自己和四个孩子的生活。尽管她精神饱满地埋头苦干，却只能在贫困的边缘挣扎。长子罗伯特晚年曾经说过：“我最辛酸的记忆之一是这个时期的一段小插曲：有一次妈妈给了我一个三分钱的小硬币，要我去买晚饭吃的东西，而我却把这个可怜的小硬币弄丢了。”
但是，对于这对分头辛勤苦干并盼望及早团圆的夫妇来说，好日子就要来临了。在芬兰的图尔库（阿博），伊曼纽尔·诺贝尔作为一个建筑师、营造师和这样那样的实验员经历了几个辛苦的岁月，图尔库的一些当时风格的房子，就是他在那里活动的见证物。此后，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伊曼纽尔·诺贝尔又到了沙俄的圣彼得堡，拼命地在那里干起工作来。当他还在瑞典的时候，伊曼纽尔曾彻底实验过一种发明，即用炸药装置的各种地雷和水雷，“在陆地或海洋，将进攻之敌消灭在有相当距离的地方”。他曾将这项发明，连同草图和样品，提交给自己国家的武装部队，但使他失望的是，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在圣彼得堡，他又精力十足地恢复了对各种雷的实验。由于在军事当局面前成功的表演，加之得到有影响的头面人物的帮助，这项发明引起了巨大的兴趣。伊曼纽尔·诺贝尔也收到了一笔奖金。用这笔钱和顽强的精力作为资本，他在一八四二年成为他所建立的一家机械厂——“奥加里夫与诺贝尔官方准办的铸造车轮厂”的老板之一。除了地雷和水雷之外，这家工厂还制造过相当有名的“诺贝尔型轮轴切削车床”，以及炮车和机床。俄国最早的中央暖气热水管，也是以诺贝尔的设计为基础，在这家工厂制造的；后来的各种暖气系统，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一旦他的经济情况好转，久久盼望的那一天终于来到了，他可以派人去接自己的家眷来了。当时的芬兰和俄国都还没有铁路，人们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在一八四二年十月动身的时候，先是乘坐帆船横渡亚兰海，接着又坐着公共马车，走过了从图尔库到圣彼得堡这一漫长而崎岖的道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就这样在他九岁那年来到了俄国；在一个重新团圆的幸福家庭里，在一种可以设想到的不同于他的故乡的环境里，他度过了自己年轻时代重要的几年。
在专制统治者尼古拉一世的俄国，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严厉的警察控制和检查制度，盛行在各个生活领域。一个从西欧来的外国人，在当时那种政治动荡的局势下，要想在俄国谋生的话，就必须有特别的东西作为贡献，同时还要有精力和闯劲，以及在上层有后台才行。他还必须懂得如何谨慎行事。伊曼纽尔·诺贝尔具备所有这些条件。因此，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他的工厂企业的生产稳定提高，产品也不断增加。一八四六年，他用自己的碾压机作为设备，建立了一座新的更大的工厂，生产供应蒸汽机、水管及铁器制品；这家工厂在俄国的国营和私营企业中，都享有信誉。
这个家庭现在总算交上了好运，诺贝尔已经有了一所自己的房子。他们又生了三个孩子，但都夭折。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一条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在几年之内，就把在瑞典欠下的债款还得一干二净。这个家庭昌盛的另一个可喜的结果是，从他们到达圣彼得堡的时候起，包括阿尔弗里德在内的三个大一点的儿子，都能够受到家庭教师的教育。教他们的大多是些出色的俄国和瑞典教师，其中包括俄国人化学教授尼古拉·津宁（1812——1880），瑞典语言及历史教员拉斯·桑特森（1789——1853）。这对于诺贝尔兄弟们的前途和广泛兴趣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