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文学。他在没有上过任何大学的情况下，获得了技术和人文学的教育，因此，它既有其局限性，也有它的自由性。他那个藏书很多、他在里面刻苦攻读过的图书室里，有着用各种主要语言写的技术着作和文学书籍。他认为，对自然科学的征服，是为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的材料；而文学的理想主义使命，则将在这方面起着它的作用。
当他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语言时，他不断将好的外国文学作品（通常是伏尔泰的作品），翻译成瑞典文。随着兴趣的增长，他自己也变得有点象个作家。舒克教授说：诺贝尔“有着成为一名反映性诗歌作家的各种希望，因为他具有巨大的敏感和想象力，这可以从他年轻时受雪莱影响和用英文写诗歌的尝试中看出来。”
但是，在他后来的生活现实中，有着世界性的商业事务、科学试验，自然地把他从诗歌方面吸引开；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想再次拿起笔来试试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但已经为时过晚。他的想象力起伏不平，他曾把自己说成是在摸索中前进，就好象是他清楚知道自己似的。他的小说草稿，例如一八六一年写的《在最明亮的非洲》和一八六二年写的《姊妹们》这两部抒发他对社会改革观点的作品，或者在相当后期的一八九五年写的喜剧草稿《杆菌发明专利权》，尽管它们的确包含着对于人物性格的敏锐观察，但却有点天真和造作。他对一般生活越来越多的批评态度，使得这些作品充满了挖苦和奇妙的内容。因此，对于从来没有发表它们，人们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他唯一的一部戏剧创作是在一八九五年写作，于一八九六年在巴黎印刷的悲剧《复仇的女神》。正好当这部剧作出版的时候，他就死了。他的家族成员们认为：“象这么一部可怜的剧作，不能给一位伟人带来荣誉的纪念。”因此只留下三本保存，其余的全部销毁。舒克教授说：“这件事做得对，因为公众从这部他写出的唯一被印刷了的剧作中，肯定将会对诺贝尔得出一种错误的印象。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确是位诗人，他有着诗人那种现实的概念，作为一个年轻人，能够以诗的形式把它再现出来。但这种能力已经同岁月一道消失了。”然而，尽管他肩负巨大的工作负担，他却保持了自己对诗的喜爱。他注意跟踪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在内的文学潮流，并且从中看到了它在他所梦想的人类向更好的生活发展中，能够成为一种使人振奋精神的源泉。他的遗嘱的条款，告诉了我们这一点。
在他的信件里，他经常引用莎士比亚和其他英国作家的话，并使之变得滑稽风趣；这些信件还流露出他曾仔细读过并且珍惜与他同时代的一些哲学着作，例如赫伯特·斯潘塞，他的思想在很多方面与诺贝尔自己的思想相吻合。正如我们所知，诺贝尔在诗歌方面的尝试，是模仿拜伦和雪莱的，他显然对古今着名和无名作家的基本思想倾向相当熟悉。对于他所研究过的作家，他曾表示过明确的爱憎，看来他喜欢那些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而不喜欢当时的自然主义作品。在他所崇拜的法国作家中，包括他亲身相识的维克托·雨果，以及莫泊桑、巴尔扎克和拉马丁，但他认为左拉是“一个肮脏的作家。”在象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等伟大的俄国作家中，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屠格涅夫。他爱好并在给朋友的信件里经常讨论的斯堪的纳维亚作家中，有易卜生、比约恩森、乔纳斯·李、加博格、基兰、维克托·赖德伯格和赛尔马·拉格尔洛夫。在给瑞典朋友的信中，他对易卜生的《皮尔·金特》写过一段热情的评论。他认为维克托·赖德伯格的作品“表现了贵族的灵魂和佳人的形象”；认为在拉格尔洛夫的《古期塔·柏灵斯的传说》中，“事件的起因不合乎逻辑，但风格具有魅力，因此不能评价过高。”诺贝尔的一些朋友在信件中曾说过，甚至在老年时期，他仍然平静与灵敏地朗诵出蒂格涅的《弗里特约夫的传说》，和拜伦的《哈罗德公子》中的大段诗文。他在书信里，经常引用古典作家和伏尔泰、席勒和汉斯·安德森那些智慧的词句。
在一些传记文学里，常常说诺贝尔把他大部分年青时代的诗寄给情人。然而，在档案材料里，除了那首重要的、讨论很多的诗《一则谜语》之外，还有一些关于他嗜好写诗的宝贵例证。此外，本书作者最近几年还在实验室的记录簿等想不到的地方，发现了他所写的一些笔记和未完成的诗稿。其中包括《我打算用哲学说明什么》的提纲，和在那些年代里他写的一些诗篇。
在一八九○年写的题为《拟论述的哲学反映》这份目录中，他用十二个标题涉猎天下万物非常深远的思想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具有相当多诗的灵敏，虽然在晚年由于他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这种灵感变得迟钝，但它却伴随了他的整个一生。下面是迄今尚不为人们所知的第六首诗的从瑞典文翻译出来的一段摘录：
我是否爱过？
啊，你的质问，
多我记忆的旋涡
唤醒了一幅甜蜜的轮廓，
那梦寐以求的幸福呵，
生活不肯将它赐给我；
那满腔热忱的爱情呵，
不待成长就已经凋落。
你不会懂得，
一个年轻心灵的理想世界，
是怎样遭到现实的折磨，
挫折、幻灭与忧思，
是怎样捉弄那欢乐的生活，
使一切都丧失灿烂的光泽。
你那年轻的灵魂，
在如意宝鉴中
只看到世界纯洁无浊，
呵，但愿你永远不要
看到它的面目****。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曾在他的一本没有颜色的实验室日记簿封面上用铅笔写道：“既有感觉的哲学，也有思维的哲学……”他毫无保留地沉醉在这一点上。“如果有人企图在活动于我们这个运转的地球抛射体上的十四亿两条腿的、无尾巴的杂色猿猴集团中出人头地，那似乎是卑鄙的。”诺贝尔通过在一封信里写的这段话，提供了一个关于对任何自吹自擂都从内心里一向表示厌恶的范例。他的这种厌恶与日俱增，以致厌恶在大庭广众出头露面，厌恶对他表示敬意，不喜欢被报刊或参考书提名，不喜欢画他的肖像或为他拍照，这一切意味着，他在一生中实际上坚持不为世界公众知晓。只是由于比较彻底地查阅他的书信，才将他多方面的性格弄清楚。篇幅不允许把这种查阅情况全部介绍出来，但是，如果根本不考虑这些信件，那么这盒积木玩具将会缺少一块重要的木板。
诺贝尔没有继承他父亲或其他祖先那种用铅笔画图的灵巧本领，事实上，他绘的画很难看。但由于他对写作有着天然的爱好，加上他在语言方面的天才和他的雄心壮志，他成为他父亲从来未胜任过的出色的笔杆子。很幸运的是，诺贝尔基金会在它的档案室里，几乎全部收藏着他数千封书信和草稿的副本。它们跨越的时间达四十年之久，从他二十五岁开始从事技术和商业活动起，直到他死的时候为止。诺贝尔基金会后来还取得了几百件书信和作品的原稿。它们都是用小字、以刚健和清楚的笔迹写的，而且达到工整美观的程度。它们总是用收信人自己的语言，分别用瑞典文或其它主要欧洲语言写成的。在这些信件中，还夹杂着少量的外语，用来表达有着细微差别的感情。甚至哥特文和俄文也出现在某些信件里。
作为一位富有的经营多种事务的职业人员，诺贝尔需要设法来满足或者婉拒无数的来信者、技术计划的建议者和来乞求的人。他从来没有一名私人秘书，所有信件的书写、誉抄和登记都是自己干的，并且对他收到的所有信件显然都回复过。长期以来，他每天都要发出二、三十封手书；当考虑到他还要处理那么多别的事情时，不能不说这是一项巨大的功绩。他把收到和答复的私人信件好事地分类包装存放着，显然想在每年年底时将它们捆扎起来。他在上面写道：“男人的来信”、“女人的来信”和“乞求信件”等，最后一类信件是最多的。
一个明显的细节是，诺贝尔所选择的文字和使用的语调，总要根据他所估计的收信人不同类型的精神状态加以改变。也许只有一种例外，那就是恋爱信，他显然曾经缺乏精神上的洞察力，以便使这些信件适合那位收信人的口味。在这种信件中，他看来有点象个晚年陷入情海的中学校长，或者象个手持教棍的维多利亚式学校中善良的社会改良家，甚至指出他所收到的来信中那些拼法上的错误，就好象是批改作文一样。不过后来他自己也曾说过：“爱情压制了对任何别的事情的热情。”他认为自己长期外出时，有理由留心察看那位维也纳小朋友的习惯。在给她的信中，他曾写道：“很好地关心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最好是一个人睡。”
他经常使用简洁有力的比喻。他有一种露骨的、有时也是讽刺的幽默感，而且通常是说得恰到好处。这些信件还表明，他曾涉猎群书，并且有意无意地创造了许多精辟新颖的警句，例如：
“知足是唯一真正的财富。”
“我们在砂土上进行建筑，当我们到花甲之年时，这种基础也就更加适合。”
“扯谎是万恶之首。”
“诚实的人常被撒谎者击败。”
“正义只能在想象中找到。”
“追求被人尊敬的人，是不值得受到尊敬的。”
“心灵中的爱情，不能象肚皮里的食物那样，可以通过劝告而消化得更多一些。”
“忧虑是腹中的剧毒。”
“一个没有书本和墨水的闲居者，等于是一具有生命的僵尸。”
“受害者最好的辩解是：正义之神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
“不尊重别人的自尊心，就好象一颗经不住阳光的宝石。”
“除了农业之外，诈骗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行业。”
“希望是掩盖真理面目的自然面纱。”
他可能有些粗率和缺乏幽默感，但却从不显得枯燥乏味和骄傲自大。虽然他是一个掌管无数人员的全权老板，但却向来不对他手下的人发号施令，而只是客气地向他们提出希望和建议。在某些纯技术性的信件中，也能发现一些优美的隐语。例如，他在给一名工程师的信中写道：“你对氯酸钾的害怕是被夸张了。当它出现硫磺气味时。它就会象一个患歇斯底里症的女孩子那样敏感；当它在表面上感到有磷的时候，它将比一千个魔鬼还要坏。但是，它可以被很好地训服于上帝的抚育和训诫之中。”
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单一的、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分裂的性格，使得他的信件出现很多不同的音调。显然，技术和商务性的信件有它们特别的语调，即就事论事和特别有礼貌：而给亲属、密友和妇女们的私信，也有它们的口气。在这类私人信件中，他可能更多地注意推敲和令人吃惊地坦白，以生动的言词口吻来摆脱他那种孤独感。在他所有的书信里，有着一两个共同点：热爱人类，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而不分贫富区别相待。他还对人类各种事业的现状，不倦地进行批评，并且常常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他有一种深究细问和改革的倾向，而且经常带有一种反常的和反抗的性质。他雄心勃勃地想使一切事情都尽可能地完美无缺，这在他的科学工作中是很好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不管对他自己还是别人所提出的要求，都未免过于理想化了。
在很多给他写信的人当中，诺贝尔看来最感兴趣的是那些理想家，他们有着自己杰出的计划，往往在斗争之后开始付诸行动。我们从复信中发现，他与他们讨论着一些最不平常的事务，这种讨论通常是有价值的，但有时也是徒劳无益的。他对于某些人提出的无法解决的、要求在研究或金钱方面给予帮助以便继续进行的一些难题和问题，始终感兴趣地予以解决。
诺贝尔对于任何世事人情，几乎从不无动于衷。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既能忍耐，也能宽容；每当对一件事情彻底想过之后，他就立即打定主意。然而，他当然是一位爱走极端的人，对于所有受他尊敬的人，他以周到和尊重的态度说话；但是，当遇到某些使他很不高兴的事情时，他又会以难听和低沉的语调来粗暴地予以谴责。介于两者之间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在他的书信里，完全没有假装多情的感伤性，但却经常出现对人对事的某些相当尖酸刻簿的评论。
诺贝尔珍视一切技术事务和它所涉及的问题，但是讨厌董事会议、股东会议和经济会议。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首先进行调查，然后通过信件给予指示；这些信件明白、中肯，但显然有很多是料想不到的，或者在通知很晚的情况下发来的。从他自身方面来说，诺贝尔终生轻蔑荣誉的头衔、高贵的奖章和其它正式的称号。这位伟人在这些方面接受的很少，只是出于内心的善良才接受了几个，这是他在无法不伤感情而予以回拒的情况下，才勉强接受的，因为有些怀着好意和崇拜心情的授奖人，并不了解他的这个癖性。在他的书信里，可以发现很多事例说明他对“所有这些奖章和勋章，不管它们是挂在胸前、腹部或者背后”，都一律表示挖苦。他要把“所有这些表示寄存到动肝火的地方”，并且恳求“予以保存，免受齿轮和电镀之苦。”
在另外一个场合，他对授与他以勋章的理由，作过一种调皮但也许并不那么真实的估计。他写道：“我的勋章没有爆炸基础。对于那枚瑞典的北极星勋章，我要向我的厨师表示感谢，他的烹调手艺，使得那些名门出身的大肚皮感到满意。我得到的那枚法国勋章，是由于我同一位部长密切相识；巴西的玫瑰勋章，是因为我有机会被介绍给多姆·佩德罗；至少最后那枚着名的博利瓦勋章，则是因为马克斯·菲利普曾经看过‘尼尼彻’一剧，并且想把在那里授勋的情况用人间的方式加以表演。”
诺贝尔经历过很多曾留下深刻印象的严酷重大事件：赫勒内堡灾难和其他更大的硝化甘油事故；塞夫兰的插曲，石油的萧条，巴布的丑闻，以及线状无烟炸药的诉讼，就是其中的几起。在诺贝尔的信件中，可以发现大量对这些事件感情激动的评论。然而有几种传记文学却胡说什么诺贝尔对这些事故的消息，特别是对他早期发明所引起的严重损害生命财产的那些事故，似乎无动于衷。在法庭上的一次冷酷的事实性的发言，被人们抓住不放。他在这次发言中曾说过：“不能指望一种爆炸物品能够在不牺牲性命的情况下被提供出来的普遍使用。从一份简单的统计材料中将会看出，玩耍用的火器所造成的伤亡事故，比之开发我们的矿业资源所用的这种有着伟大价值的东西，简直多到难以比较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