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1972年5月、6月间，在湖北省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期间，在“当前农村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倾向是什么”的问题上，与会人员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较多的县委书记认为，当前农村中虽有极左的流毒，但主要倾向是右，另一些县委书记则认为极左思潮的倾向是主要的。又如在1972年1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虽然着重讨论了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问题，但会议通过的《纪要》对农村许多经济政策采取了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对农村中的极左思潮一概回避。会上，当一地委副书记对本地区“左”的政策进行批判时，被昔阳县委书记说成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平定县委副书记等则表示：“我们是坚决跟着昔阳老大哥走”。
尽管存在着诸如此类的阻力，但在批判极左思潮逐渐成为批林整风主流这个大气候下，1972年间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努力还是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如在1972年10月召开的山西省委第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与会者普遍感到，由于批林整风的深入，特别是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的阻力比半年前明显减少。年初会议上顶牛的平定县委副书记等也表示回去要认真落实政策。会议肯定在自留地、猪饲料地等问题上要坚决按《六十条》办，当时在山西省比较普遍的大队核算除少数确实办得好的外，一般都要恢复为生产队核算。
1972年下半年间，江苏、安徽、山东、江西等许多省都就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问题召开了各种会议。会议在诸如所有制、社队规模、劳动管理、自留地、分配问题、多种经营问题等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程度不同地批判了极左思潮，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在农村批判极左思潮的直接成果，是《六十条》等党的农村政策得到了程度不同的落实，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落实经济政策的同时，干部政策的落实也在展开。在“全面夺权”的狂潮中，大批各级领导干部被打倒。虽然1968年下半年以后，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已开始进行，但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阻挠、破坏，以及极左思潮的干扰，这项工作一直困难重重，步履蹒跚。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批判极左思潮呼声高涨的有利时机，大大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1971年10月，林彪事件后仅1个月，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调查，并严肃批评了看管人员中宁“左”勿右等错误认识。由于他的亲自干预，使许多被监禁的老干部受虐待的情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还想方设法使一些老同志解除了囚禁，并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和妥善安置。他还有意识地利用各种场合让一些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公开露面，以扩大影响，推动全国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2年4月，鉴于一些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而去世，周恩来一方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一面指示《人民日报》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经他亲自修改后于4月24日发表。这篇社论反复引用毛泽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允许改正错误”，以及“对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等语录，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社论发表之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影响，大大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许多省专门就此召开会议，研究讨论落实社论精神。一些报刊发表文章，结合本地实际论述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由于周恩来等人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九一三”事件后，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这些干部的复职，进一步削弱了江青集团的社会基础，增强了党内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健康力量，为最终结束“文化大革命”奠定了政治、组织基础。
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问时，周恩来还不畏险阻，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重灾区”里，展开了批到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卓越斗争，使得这些领域里一度出现了盎然的生机。
1972年7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时，认真听取了杨对我国科学教育界的看法。他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同月14日，根据杨振宁的建议，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时，要求他要认真清理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办好综合大学的理科，并强调“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汇报他在北大传达了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感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同时，信中也反映了在许多教师中存在的思想顾虑：许多人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使得“老、中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本理论研究”。这封信很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教育、科学界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
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的来信向国务院科教组和中科院负责人提出，要以该信为依据，将此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谈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9月5日，周恩来在接见外宾时，再次强调了开展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9月11日，他又写信给张文裕和朱光亚，对二机部某所18位科学工作者来信中提到的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建议表示“很高兴”。他提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随后，周恩来即对北大、清华草拟的《关于在教学和科研中加强基础理论的初步意见》进行批示，要求将此《意见》修改、讨论、上报，并尽快加以落实。
10月6日，根据周恩来一系列指示精神，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科学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重视”。这封信击中了江青等人在教育、科技领域中鼓吹极左思潮的要害，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鼓舞和启示。与此同时，批判极左思潮在中、小学教育中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0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文章，提出中学教学应“以课堂教学和学习书本知识为主”。10月份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教育、科技领域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文章涉及的直接内容是教育和科技，但其重要意义却在于在一些重大的、敏感的问题上，对极左思潮和“左”的错误提出了公开挑战。
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政策的努力，使在“两个估计”重压下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重新燃烧起献身事业、报效祖国的热情。1972年下半年间，北大一些民主人士和老教授，在种种政治嫌疑被排除、落实了政策以后，精神振奋，积极从事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哲学家冯友兰除进行教学活动外，还表示要在几年内完成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经济学家陈岱孙不顾腿伤，拄着拐棍上课。他一反自己十多年来不写文章的“规矩”，自报《马克思对古典派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和改造》和《列宁后期著作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几个问题》两个研究项目。原东语系教研室主任金克木在解除“托派嫌疑”后，精神振奋，表示：“谁对梵文、巴利文不懂，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他还开始着手编校《汉语印地语字典》和《乌尔都语汉语字典》。哲学系一级教授朱光潜在落实政策后，首先寻找抄家抄去的他翻译的黑格尔美学手稿，开始继续翻译。他还就《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译文中的一些不妥之处，写信给中央编译局，提出自己的意见。
兰州铁道学院在“教育革命”中，由于“政治可以冲击其他”等极左思潮的冲击，一度出现了“政治时间要多少给多少，业务时间剩多少算多少”的局面。教研组解散了，科学实验处于停顿状态，教师有的当了管理员，有的当了采购员。平时教师宁可闲着打扑克，也不敢钻业务，教师业务水平普遍下降。1972年后，在批判极左思潮、落实政策的过程中，该院党委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教师，在教师中开展了制订红专规划的工作。红专规划不仅对教师提出政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业务方面要求编写教材、改革教学方法、提高业务水平、开展科研活动、学习一两门外语，等等。学院整顿和扩充实验室，举办外语学习班，建立科学技术情报网，减少政治活动时间，定’期到对口工厂(工地)参加生产实践。经过整顿，该院出现了空前的钻研业务的空气，教师争相报课题，搞实验，外语学习班上座无虚席。
教育、科技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的深入，激发了广大工人学习科学、掌握知识的热情。1972年10月11日，北京市科技局在北京天文馆电影厅举办第一次“科技讲座”，介绍“可控硅应用技术国外发展状况”。因领导有顾虑，决定少发票、少印讲义，并嘱咐主讲人少讲。通知发出后，很多厂矿企业要求多发票，许多工人跑到科技局要票。科技局增印几百张票仍不够发。讲课那一天，天文馆电影厅里人员爆满但却秩序井然，工人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讲，课间休息时，许多工人围住主讲人，热情地提建议和要求，一些大厂矿还要求为他们开“包场”。由于听讲的人不断增加，第二次题为“可控硅的主电路及触发电路”的讲座，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并决定同样内容的讲座讲两次。讲座那天，远郊区许多工厂的工人利用公休跑来听讲。散会后，很多厂矿还要求继续参加听“科技讲座”。科技局的干部为工人迫切要求学习科学技术的热情所鼓舞，准备从11月份开始增加农业科学技术讲座。
1972年间，周恩来还亲自指导了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肃清极左思潮的斗争。他反复强调，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喑，人人噤若寒蝉、个个谨小慎微的压抑局面，他尖锐地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
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和指导下，这些领域里的干部和群众行动起来，迎来了1 972年的转机和复苏。继1971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之后，1972年初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全会要求在审查清理图书的基础上，除出版一批“文化大革命”中创作的作品外，再出版一批中国古籍和介绍外国地理、历史的书籍。4月25日，北京市新华书店各门市部开始发行《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在一段时间里，王府井、前门、大栅栏等书店门市部出现了排长队购书的景象。5月间，在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时，许多省市举行了文艺创作节目汇报演出，文艺工作出现了劫后复苏的气象。从1972年上半年起，一些大城市里的医院开始试行在党支部领导下的科主任负责制。10月12日至18日，在南京举行了全国田径运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运动会……批判极左思潮宛如春风化雨，给各行各业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尽管它的时间十分短暂。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在1972年下半年达到了高潮。这不仅表现在批判极左思潮所涉及的领域、范围之广，在实践中的影响之大，而且也表现在批判的深刻与激烈程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