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得知罗杰斯要参加起草公报工作的汇报后，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说，有一个问题要向总统说一下，你们的国务卿要参加公报的会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我们已说定了，双方已分别指定乔冠华和基辛格博士负责此事。当时国务卿没有说话呀。尼克松解释说，我想这事可能有点误解；可能罗杰斯对公报有些想法，他认为可以同你们外长谈谈这些想法。我们指定基辛格谈公报，你们指定乔冠华谈公报，现在还是这样。看来尼克松是不让国务院的人参加实质会谈，而国务院的人对此很有意见。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会谈休息时就向姬鹏飞说：“似乎你们认为只是总统愿意改善中美关系，而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不愿改善中美关系，其实美国国务院也是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
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商谈经过
基辛格1971年10月访华期间，双方商谈联合公报问题时，美方想搞一个老套格式、粉饰一致的公报。周总理则主张不搞官样文件，应如实分别写上双方的分歧和共同点，以反映真实情况。经过多次会谈、搞出一个公报草案。这个草案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有新颖创造。序言概述了尼克松总统一行访华情况；第一部分双方各自阐明了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和立场：第二部分确定了建立中美两国关系的共同原则：第三部分写明了双方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改善双边关系的协议。但当时还有几个问题未达成协议，以后黑格带来的方案我方也未接受，故留待这次继续商谈。
这次基辛格一来，就向周总理说明，国务院的人根本不知道双方已经起草了整个公报，罗杰斯也只知公报草案中关于台湾问题的两句措词。美方将由他本人负责商谈公报，只有涉及大的原则问题时，总统才会过问。还说，南亚问题因情况变化，需要考虑修改措词，人员来往和贸易问题还需补充，台湾问题也需进一步讨论。还说黑格提交的措词中方表示可以考虑。意欲先发制人，肯定他们的方案。周总理当即指出：“当时我就说，不同意黑格带来的措词，而倾向于我们原来的方案。如何办当然还可考虑。”周总理指定由乔冠华、章文晋负责谈，熊向晖在参加两国外长会谈之余，有空也参与，必要时周总理则亲自过问。
2月23日上午，基辛格提出了美国的新方案，24日上午乔冠华口头谈了我方的方案。随后对美方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作了评论：第一，既然美方承认，所有台湾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用什么办法解决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得干涉。中方的措词是“希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美方的措词是“关心”它的和平解决。这两个词的含意显然不同，中国不能承诺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第二，台湾本来是中国的领土，而美国把它作为军事基地使用，美军当然应该全部撤走，而美方的措词则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美国的军事力量和设施。这符合中美双方的声明吗?第三，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民内部的问题，当然美国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应全部撤走、所以中方的措词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只讲“逐步削减”而不讲完全撤出这个目标，中方不能同意。基辛格说如果找不到双方满意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答，那就难说了，不发表公报也行嘛。基辛格显得有些紧张地说，有此可能，但又马上改口说，应作积极努力。
2月25日下午，基辛格同周总理单独谈话时提出公报中关于台湾那段措词。周总理劝解说：“反正双方已经接近了嘛，我们已经报告毛主席，说已商定要写最后从台湾撤军的问题，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基辛格即说：“我们十分欣赏总理和副外长所表现的慷慨和公正的精神。”周总理又说：“关于人民要革命的问题，还是这样吧，反正这是我们方面的立场嘛。另外我们还有四点共同点准备去实行，这是重要的。”基辛格说：“对，那是次要的问题，可以那样。”
2月26日凌晨2时，公报终于谈妥。但在由北京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看了公报后又提出若干修改意见。当晚基辛格同乔冠华又谈到次日凌晨2时，对公报中台湾部分以外的多处文字作了修改，最后终于定稿，并于28日在上海签订了《联合公报》。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改为：“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民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另对反对霸权主义一条改为：“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最后在公报中还加入了双边贸易问题，“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2月27日下午，基辛格和乔冠华在上海展览馆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中美《联合公报》(亦称《上海公报》)发表讲话，引起了国际上的巨大反响和强烈震动。不管怎样，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确实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深远影响。
党的“十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草稿)》、《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都已完成，经过中央政治局7月会议讨论修改，然后于7月上旬报请毛泽东审阅，得到“原则同意”的批示。8月12日至19日，十大代表按所在地区、单位分成34个组就地分别举行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上，大多数代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除在文字措词方面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外，表示同意中央认可的以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为基调的3份十大文件草稿。8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等八人的党籍。当天晚上至8月23日，由王洪文任主任的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开会，通过十大主席团名单草案、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草案。至此，筹备召开十大的文件准备和组织工作的准备都已完成。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麦大会，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249人，代表全国2800万党员。大会的议程共有三项：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持了这次大会。
8月24日，大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大会选举了由148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大会通过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为主席团秘书长。由毛泽东宣布请周恩来同志作报告。周恩来随即向大会宣读报告。报告分为三个部分：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报告仍然肯定九大路线、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强调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强调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10次、20次、30次。实践证明，根据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方针作出的这些论断，都是完全错误的。
但报告中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内容也有正确的东西。它深刻指出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这实际上也就是指出了林彪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的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两面派。报告指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沉重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亿万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麦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
报告还分析了国际形势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并阐述了我国正确的对外政策。报告指出，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报告强调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报告中，当周恩来讲到“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时，毛泽东插话说：“哎，不错。”这是因为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中记取了教训，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三个里程碑的提法不妥，不同意林彪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这一不科学的评价。
大会第二项议程是王洪文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宣读了党章修改草案的总纲。修改党章的报告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正确。王洪文说，党章“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强调“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这就说明了这个党章总纲基本内容的错误。
8月25日至27日，大会分为34个小组进行讨论。在讨论中，许多代表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表示坚决拥护中央8月20日作出的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等党籍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