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说：“有同志说，这次会上讲话过了头。有的同志说突然袭击，围攻。”他驳斥道：他们的问题“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他紧紧抓住1973年年底，“四人帮”编造的所谓“第11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这三件事反问道：“倒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钻出这三件事?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对于这些事情，不讲明白，没有好处。没有什么过头的。”他不容置辩地说：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总括了历史经验。搞小圈子历来不好。不摘掉派性不行。“四人帮”值得警惕。
在邓小平单刀直人、切中要害的发言之后，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等先后发言。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又默默不语地坐着。张春桥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沉默，沉默，又沉默。”终于，王洪文多少作了点自我批评。出于无奈，江青也开口了，她检讨自己对上次的会“自我批评不够”，“还要加深认识”。
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九年来，像这样政治局连续开会严肃地批评江青一伙，还是第一次。一贯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江青等人，现在垂首帖耳地接受批评也是第一次。不到一个月，江青向毛泽东和政治局上交了难得的书面检查，对于一年多里“四人帮”干的三件事逐项进行了检讨：
“第11次路线斗争”的问题，“是我个人讲错了话，对不起恩来、剑英同志；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安定团绕关于个人自作主张到处送材料的问题，是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关于目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这一提法是主观片面的，会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扩大打击面，严重地造成不安定团结”。最后，她承认：“‘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
全面整顿
邓小平领导的反对派性的斗争作为整顿工作的前哨战，首战告捷。但是，邓小平并未松懈。
在5月8日至29日召开的全国钢铁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6月4日，中央作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并批转了冶金工业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批示》指出：钢铁生产上不去的情况，“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地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经过整顿，钢铁生产的形势开始好转。一直欠产严重的鞍钢、武钢、包钢、太钢四大钢铁厂的生产逐步上升。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了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帐。
7月17日，在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中，对于全国正在好转的经济形势有如下一段记载：
“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月比一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制品、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的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节余。”
在工交战线的整顿深入发展时，邓小平提出国务院要开务虚会。他认为，前些日子一个一个地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看来这样不行。要研究长远规划，通盘考虑一下。在邓小平的部署下，从6月份起，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铺开。
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于4月底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予以释放。根据这一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00多人被释放出来，其中一些人陆续分配了工作。在此期间，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将原卫生部负责人贺诚的女儿写给他要求给父亲分配工作的信件转给毛泽东，并对贺诚的任职提出了意见。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的报告上作了指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璋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人士。呜呼哀哉!”毛泽东的这一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干部政策的落实。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了以军队整顿为主题的军委扩大会议。邓小平于7月14日到会讲话。他指出，军队要解决“肿、散、骄、奢、惰”的问题。要抓编制、抓战备，还要抓战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针对“四人帮”插手军队，煽动派性的问题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会下，他亲自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找司令员、政委谈话，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多次批评透露给他们，指出，决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后，他亲自主持了对全军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调整配备，有力地稳定了军队，对于抵制“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尽快把科技搞上去，6月30日，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担负着国防科研任务的七机部问题的报告。随后，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率工作组对七机部进行整顿。张爱萍拄着手杖，拖着未治愈的伤腿，上飞机，下基层，奔走在混乱不堪的国防科工战线。他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挺身而出，把混乱局面扭转过来，他说：在问题面前讲客气，就是对党犯罪！
7月，中央又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的报告，随即派胡耀邦等到科学院工作。针对当时存在的把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看待，科研人员不敢钻研业务的倾向，胡耀邦鲜明地提出：“科研机关不搞科研怎么成?……科学院就是搞科学研究”，“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刮八级不行，得刮上十二级台风”。他满怀激情地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们伟大的新长征”。“我们搞了54年，28年搞了一个事情，推翻三座大山。解放后26年打下了一个社会主义方向，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实现不了，我们的子孙会骂……”。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把科研搞上去”。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胡耀邦等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后经讨论、修改，产生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份以纠“左”为中心，促进科技发展的文件，对于实现科技现代化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
在科技整顿的同时，教育战线的整顿也在着手。四届人大组阁时，经过斗争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的老干部周荣鑫上任后，重提两年前周恩来纠“左”时关干教育的意见，针对教育界存在的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他批评所谓的“两个估计”，说：把17年培养的学生都说成是控社会主义墙脚的，把知识分子都简单地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错误的。他提出：“到底在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怎么专法，专对了没有?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一讲教育，好像一文不值了，成不成?”“根本不要文化，就讲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行吗?”“光说过去是‘智育第一’，根本不是，不对!”从6月至10月，《教育革命通讯》连续发表文章，集中论述这样一个观点：不引导青少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就势必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
文艺界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7月上、中旬，毛泽东在两次谈话中谈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他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现象表示不满，提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邓小平抓住这个机会，努力促进文艺政策的调整。他提出，文艺“要搞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同时组织人调查文艺界的状况，向毛泽东转呈文艺界人土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信件和材料。这些材料揭露了“四人帮”扼杀电影《创业》、《海霞》、阻挠出版鲁迅著作等问题。毛泽东先后对其中的一些信件和材料作了批示。在毛泽东的批示下，文艺界这块被“四’人帮”把持的领域出现了新气象，被江青一伙诬为“毒草”而禁演的电影《创业》和《海霞》，经政治局批准公开放映了。人们奔走相告，为“四人帮”的禁令被打破而欢欣鼓舞。在纪念长征胜利40周年的日子里．《万水千山》、《长征组歌》等有影响的节目重新公演，“文化大革命”以来被“四人帮”严加限制的“老家伙”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银幕上，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波。
9月27日，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
他还说：“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他讲到要敢于摸老虎屁股，“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他还提出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他说：“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没有这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
这些话，既是对前段斗争的总结，也是新的战斗部署。前段斗争虽是锋芒初露，颇见成效，但是，有待整顿的方面还是大量的，存在的问题仍是尖锐的，没有英勇顽强，敢斗敢干的“作战”精神，全国的局面还是“扭转不过来”。
全面整顿的深入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深入到宣传理论阵地。为了打破这一块被“四人帮”控制的一统天下，短兵相接的争夺战在宣传理论领域也展开了。6月中旬，根据邓小平的建议，经中央批准，国务院设立了以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于光远、邓力群七位老的理论工作者为主要成员的政治研究室。7月中旬，政研室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开始工作。邓小平提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要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管起来，并着手筹办可以“代表党的路线”的综合性刊物(后定刊名为《思想路线》)。为了阐明和宣传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政研室参加了国务院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先后形成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撰写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重要文件。
1975年夏季，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如火如荼，气势磅礴。一些在当时条件下振聋发聩、战斗性极强的思想渐渐形成了：要全面地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要实现安定团结，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加快经济发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要整顿企业，加强责任制；多引进一点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以农业为基础，促进农业现代化；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要关心群众生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
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1975年的形势明显好转，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下同)增长11．9％，与1974年仅比上年增长1．4％的状况形成鲜明对照。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工农业产品产量：粮食增长3．4％；钢增长13．2％；原煤增长16．7％，原油增长18．8％；发电量增长16％。1975年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年。
不可调和的矛盾
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使新一轮的斗争不可避免地逼近了。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是希望邓小平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各个领域的整顿势必要涉及“文化大革命”中“左”的理论和政策，对这些理论和政策的批判、纠正，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可能。这种状况不仅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毛泽东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担心中央，怕出反复”。这些话很有分量，对于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防范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影响。
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他认为，“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针对毛远新对整顿工作的攻击进行了驳斥，他说：说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我是从今年9号文件开始抓工作的。从那以后是什么路线，“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实践可以证明”。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仍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言谢绝了。他援引毛泽东曾针对老干部被隔离审查时所说的“桃花源中人”，回答：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邓小平的态度导致了对他的批评逐渐升级。11月底，中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转交的，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接着，中央传达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自此，“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开始了。不久，邓小平受到公开批判，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第三次被错误地打倒。
邓小平再次下台的厄运，决不仅限于他个人，更重要的是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至此中断，国家又一次陷于更加严重的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