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还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做他的工作，并利用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个别交谈。每次谈话，他都拧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防备窃听，防止泄密。有一次，李德生从东北来京参加会议，抽空去看望叶剑英。叶剑英向他谈起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打击迫害邓小平并特意打开身旁的收音机，征求意见说：“当前全国形势严峻，到底是抓组织重要，还是抓生产重要?”李德生为了听清他的话，伸手把开着的收音机关了。叶剑英又把收音机打开，压低声音说：“现在斗争很复杂，开着好。”接着自解自答地说：“我看，还是抓组织重要。”叶剑英说的“组织”不是别的，是指“中央”，意味着当务之急，就是要果断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机智果敢，多谋善断
毛泽东逝世以后，“四人帮”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9月16日，“两报一刊”社论抛出了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9月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但却不要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参加会议，相反却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三人不是常委)必须列席会议。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下午开会，江青一伙提出，毛泽东的文件档案、书籍要交给毛远新清理。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毛泽东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汇报。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上统计，此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4万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万件。他们计划装备步兵30个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130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83门，等等。这些数字虽然尚不能包括全部，但可见一斑。
9月23日，王洪文打电话给王秀珍：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没有结束。上海要搞40万民兵，要有40万枪支，还要用大炮武装民兵。实际上，近三年来，上海动用地方经费3000多万元，私造大量武器。得到毛泽东病重的消息，第二天就决定把库存的几十万枪支发到基层民兵手里，加强“第二武装”力量。
9月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肖木去上海，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并且说：“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
9月29日，“四人帮”大闹中央政治局。这已是“四人帮”的一贯伎俩。每次政治局开会，他们总是一人提议，三人拥护，胡搅蛮缠。在这次会上，江青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党中央主席。他们横生枝节，提出了一个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事先经过策划，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了信。会上念了这封信。叶剑英、李先念等认为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江青发了脾气，张春桥说，要毛远新留下处理毛泽东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实际上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江青大吵大闹，要“没有事的都走”，围攻华国锋，搅散会议。会后，江青逼着汪东兴要毛泽东的文件。汪东兴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剑英回答说，要坚决顶住!
形势越来越紧张。“四人帮”和党内健康力量的较量逐步升级，已到了最后阶段。叶剑英分析：“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正当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叶剑英在这一期间，除了与华国锋经常接触和交谈之外，继续同老同志们保持联系，酝酿消除党内的隐患。一些党政军负责人，在京的、还有外地的，不断向叶剑英反映情况，希望党中央果断决策，采取行动。也有一些同志从毛泽东治丧开始，就向华国锋、汪东兴等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经从西山返回城内住地的聂荣臻，于9月21日派杨成武上山找叶剑英，一再嘱咐说：“‘四人帮’—伙是反革命，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无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f电1门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果断措施，才能防止意外。”叶剑英让杨成武转告聂帅：“告诉老总，请他放心。他跟我想到一起来了，有事随时通报商量。”他还说：“狡兔三窟哟，我要立即搬家。你告诉聂总，也要注意安全。”
原来，这时王洪文也进了西山，在靠近叶剑英的地方住下。叶剑英表现非常镇静，悠闲自在，“游山玩水”，示人以缓。过了几天，叶剑英转移到玉泉山9号楼住下。王洪文发觉后，质问汪东兴：“为什么让叶剑英搬到那里去了?”汪东兴告诉他，9号楼是周总理住过的。他生前交代过，剑英同志可以住那栋房子。王洪文无可奈何。
叶剑英住进9号楼后，频繁地往来于西山、2号楼、玉泉山之间，利用各种条件和时机，继续相约一些老同志个别密商。他秘密接见粟裕、宋时轮等同志，了解外界情况，磋商机宜，要他们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和各方面的动向，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
这时，老一辈革命家李先念也日夜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安危。他经过与华国锋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交谈，9月24日，特地到玉泉山去见叶剑英。李先念谈了对形势的看法，提出现在情况越来越紧，要赶快想办法。叶剑英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当机立断!彻底解决他们的问题，还要有周密的部署。两位老革命家经过短暂的交谈，对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这对于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并付诸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
妖孽覆灭，山河重光
10月，政治局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华国锋遭到“四人帮”连日的“逼宫”，处境越来越困难。叶剑英了解到他的困境，彼此之间的来往频繁起来了。他去看望华国锋并邀请华国锋来到玉泉山，进一步密商粉碎“四人帮”的战略决策。有人曾设想召开扩大的中央委员会来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分析党和“四人帮”斗争的形势、性质和特点，认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的“四人帮”，是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参加领导还不够，还要篡夺最高领导权。他们作恶多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这是由他们的阶级根源和反动本性所决定的。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已超出党内思想斗争的范围，不宜于采取党内思想斗争的正常手段来解决。但又要尽量做到合法解决，避免引起动乱。叶剑英说，我们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好榜样，要搞合法的斗争。经过商谈，思想得到了统一。根据前一段同政治局委员和老同志个别酝酿的意见，决定经过充分准备，在适当时机，以召开会议的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然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向全会作报告。为了具体部署这一行动，叶剑英又邀请江东兴上山，进一步商议行动方案，采取具体措施。叶剑英说：“这是一着很险的隆棋，又非走不可，必须果断，又要周密。要万无一失地办事。”
“图穷匕首现”。“四人帮”磨刀霍霍，准备举行武装暴乱夺权的部署已经就绪。张春桥炮制的“怎样巩固政权”的“杀人”纲领，就要实施。“四人帮”经过策划，阴谋调换北京郊区某装甲兵部两个师参谋长，准备随时指挥坦克兵从东南、西北方向开进北京城，造成犄角夹攻之势。“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一直保持着“一级战备水平的联系”。他们要“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国庆节前夕，“四人帮”开了一大批名单，指名要叶剑英等老同志与“工人群众”见面，逼他们“批邓”。叶剑英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打电话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身体不好，都是知道的。我哪里也不能去!”断然拒绝参加这一活动。10月1日，江青跑到清华大学讲话，继续诬蔑邓小平，并要年轻人宣誓斗下去，准备迎接“盛大的节日”。10月3日，王洪文跑到平谷县叫嚷：“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此间，江青到处游说，跑到景山公园里，站在几棵苹果树下，搔首弄姿，摆着摘苹果的丑态，拍了十几张半身照。王洪文也让新华社记者照了标准像。“四人帮”还特意照了“历史性”的彩色合影。他们的“战士”也纷纷出来“劝进”、“表忠”。10月4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梁效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文章，发出要篡夺最高领导权的信号。同时，散布10月7日、8日、9日有“特大喜讯”。在上海商店，争购鞭炮和大红纸，“准备庆祝”。种种迹象表明，“四人帮”就要动手，一场反革命政变，已迫在眉睫。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叶剑英事先得到可靠的情报，他以一个战略家的眼光，断定“这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先兆”。他感到不能再等待了。“见而不发，人将先发；发而不敏，人将先收。”如果再推迟下去，不是我们解决他们，而是他们解决我们了，拖得越久越危险。于是，他与华国锋、汪东兴紧急磋商，果断决定：先发制人，以快打慢。原先设想的行动方案，计划在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根据情况的变化，提前采取行动。
在采取行动之前，叶剑英等决策人事先考虑到各种可能发生的复杂情况：江青这个头面人物，依仗特殊身份，可能会软磨硬抗，甚难对付；张春桥身兼国务院副总理、总政治部主任数职，权力与阴谋俱备；姚文元操纵舆论，造谣惑众，随时可以兴风作浪；而王洪文这个党中央副主席，家藏17条枪支，数千发子弹，随身携带武器，有警卫保护，扬言“要搞我是不容易的”。还有，钓鱼台的警卫戒备森严。对付“四人帮”，要慎之又慎，否则会打草惊蛇，酿成大乱。“谋成于秘，败于泄”。根据历史的经验，对“四人帮”采取重大的政治行动，必须严密组织，妥善安排，做起来，人不能过多，越少越好，要绝对可靠。叶剑英与汪东兴反复磋商，周密部署，从警卫人员的挑选，到“隔离审查”的方式、场地，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最后由汪东兴负责具体落实。为了防止“四人帮”闹事，加强警卫工作，由中央警卫机关、部队物色对革命事业忠诚可靠的同志，分别组成几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小组。对小组成员逐个审查、谈话，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经过反复检查，慎重敲定，做到精确缜密，万无一失。同时，叶剑英还和军委总部的一位领导同志个别打招呼，要掌握好总部机关、陆空军和海边防，加强战备。
一切准备就绪。10月5日下午，决定按事先设想的行动方案办，于10月6日晚8时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厅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内容，事先发了文件通知，主要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泽东纪念堂的方案；商议毛泽东中南海故居的安排等事宜。按照规定，出席会议的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王洪文、张春桥。为了让姚文元参加，以修订文献、改动文字的名义，通知他列席会议。
10月6日晚上，叶剑英按照往常开会从不迟到的习惯，提前出发。临走时告诉一位秘书，今晚可能不回来了。他只带警卫参谋一人，从玉泉山乘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怀仁堂像往常一样，灯光闪烁，肃穆安谧。只有少数执行特殊任务的人员，担任着警卫。叶剑英坐在怀仁堂正厅，出现在正厅的，还有华国锋。在正厅的屏风后面，汪东兴注视着门口，负责“会议”的安全。时针指向8时。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逐个到来。每走进正厅一个，华国锋就代表党中央严肃地向他宣布所犯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和事先准备好的“隔离审查”的决定：中央认为，你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决定对你隔离审查。宣布以后，立即执行，由监护人员一个一个送到候审的地方。张春桥听到决定后，没有反抗。王洪文企图挣扎，但被警卫人员很快制服。姚文元住在钓鱼台，属北京卫戍区管辖，原计划把他从钓鱼台调到中南海，如果他不来，便就地解决。结果，他还是来了，陪伴王、张一齐接受隔离审查。同一时间，由另外的执行任务小组对住在中南海的江青、毛远新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迟群、谢静宜等则由卫戍区负责解决。猖狂一世，阴谋篡国的“四人帮”一伙，顷刻覆灭。当时，为了控制舆论，耿飚同志奉命带领一些人接管了新闻广播等宣传机关。前后不到一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就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一年之后，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三年之后，经过最高人民检察院起诉，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受理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案，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正式判决。
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同志集中了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在关键时刻，再一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决“四人帮”之后，当天夜里，叶剑英回到玉泉山，高兴地告诉身边的秘书说：“上海帮搞政变，让我们解决了!”立即通知作战部、情报部等，密切注意国际上的动态和反应，加强戒备。随后出席政治局会议。
玉泉山9号楼的会议室灯火通明。中央政治局会议从晚上10点开到第二天早晨5点，整整开了一个通宵，商议党和国家的大计。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与会同志欢欣鼓舞，听取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报告，完全赞同处置“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所采取的果敢行动。对当时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韦国清、许世友、李德生、赛福鼎等，也向他们电话通告政治局的决定，征求意见。他们都表示拥护。
“四人帮”的覆灭，使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举国欢腾，亿万人民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从此，10月6日，中国又多了一个胜利纪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