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几，沈伍约赵自强喝酒，饮至半酣，沈对赵说：“朱组长交给我的事已布置妥当，明天下午方志超要出差去外地，我约好中午替他饯行，这正是下手的机会，可我没刀没枪怎么动手？再则动手后，我又往哪里去？这些不知朱组长考虑了没有？总不见得让我杀了人后坐以待毙吧？”赵自强说：“这个好办，你老兄果真把姓方的干掉了，朱组长怎会亏待你？这样吧，你明天早上去东昌路口等我，我请示朱组长后，武器和指令一起交给你。”沈伍故意流露出不放心的样子说：“老弟，你不要朱组长，朱组长地喊得这么亲热，我总觉得到时候不仅是我，弄不好连你也一同让姓朱的踢掉，你要知道，干事时人多的好，领赏时，人越少越好啊！”赵自强无法说服沈伍，只得摊出底牌说：“那你明天上午9时正到严家阁，直接跟朱讲，我也在场，会帮你的。”沈伍一听有门，追着问：“严家阁在什么地方？怎么去？”赵示意他附耳过来，轻声轻语地回答清楚，然后再三关照沈伍要守口如瓶。
严家阁是幢普通的老式民居，正门开着杂货铺，其他的厢房、正房存10余间，间隔里有扇小门，直通后面的大弄堂，朱山猿选中这地方藏匿，是看中它的出路多，容易躲避逃逸。
第二天上午9点，沈伍来到严家阁，对上暗号，被领进朱山猿的房间，朱见沈到来，颇为吃惊，问明来意后大喜，拿出一瓶氰化钾交到沈伍手里说：“只要倒进几滴就够了！”接着又交给沈伍一把匕首，用充满鼓励意味的声音说：“我等你的好消息。”沈伍退出房间，绕严家阁走了一个圈子，确信无人跟踪后，悄悄来到伏击守候的指挥所报告情况。公安局的侦察员们兵分三路，一路把守弄堂的各个通道；一路占领制高点；另一路进屋捕捉罪犯。由于是攻敌不备，行动十分成功，朱山猿尽管敏捷如电，三窜二窜就从老虎窗爬上了屋顶，迎着他的却是乌洞洞的枪口……
朱山猿1950年4且被捕，当年9月1日，经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批准，被处以死刑。
3.暗杀叶剑英
朱山猿的“上海特别行动组”失败后，广州市公安局截获了一份绝密情报，说是台湾保密局已下令香港站，派员前往广州，实施暗杀计划。接着，又收到一封匿名检举信，举报住在一德路善庆里13号二楼的陈星群是潜伏特务，家里藏有枪枝弹药。公安局不敢大意，派人反复侦察，看不出任何疑点，便决定对陈实行暗控。
举报信其实说的不错，陈确实是潜伏特务，属于暗杀小组的成员。两天前，香港站派出的黄强武从九龙乘火车进入广州，在北京路红棉舞厅惠如楼与钟嘉接头，交待了暗杀的目标，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
接着，钟嘉又带来陈星群和梁中华，根据他俩提供的情报分析，黄以为叶剑英的活动规律有两个空子可钻：一是常乘“珠江轮”巡视西郊、黄埔等处；二是忙于统战工作，常在西园酒家宴请宾客。于是分头进行布置，先让混入西园酒家当厨师的暗杀小组成员郭禄作好准备，另外想方设法与“珠江轮”的驾驶员搭讪，建立“友好”关系。这两件事进展得都算顺利，黄强武便忙着着手拟定“行动方案”。
他的方案也分两头准备：一头是在叶剑英乘上“珠江轮”前，以找驾驶员为由，混到船上，安放定时炸弹。然后，再乘汽艇于行驶途中靠近“珠江轮”，用手榴弹以及事先安放的定时炸弹将船炸沉；另一头是叶剑英去西园酒家宴客时，由郭禄预先在叶的座位下安放定时炸弹，同时，再往菜里投毒……如果两头都未得手，那么就在酒家外向叶投掷手榴弹。
方案确定后，黄强武回到香港，通过无线电台向台湾呈报，毛人凤即予批准，并指示黄强武亲临广州指挥。黄强武重返广州，说什么也没有料到，这几天里已发生变故。原来，黄强武刚走，钟嘉后怕起来，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选择了自首之路，公安局迅速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指示，暂且不动声色，估计香港方面还会派人来。果然，黄强武乘火车来广州，等待他的却是一张即将收拢的“网”。
毛人凤为“显示力量”竭尽忠勇，甚至不惜以自杀行径作困兽之斗，比如发动边境、山区、农村的武装暴乱，给土地改革、救灾扶困、春耕生产、人民政权的巩固以及人民的生活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形形色色的破坏活动、暗杀事件也在相当的范围内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仅1950年一年内，便有7000多名中共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惨遭杀害，被炸毁的房屋2.5万多间。
可毛人凤为此付出的血本却是十分巨大的。比如，西南地区的“复线潜伏”，本意是农村配合城市开展游击战，但由于岛内政治形势的需要，大多成了“显示力量”的牺牲品；又如刺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活动，为了追求精神上、舆论上的重大影响力，不惜血本，一刺毛泽东未遂，杜长城在东北的，“地下技术纵队”170余人，全军覆没；二刺陈毅不成，单是“上海特别行动组”就有48人落网，包括保密局的“王牌”行动专家朱山猿。
再加上，受感召起义的，畏于强大的人民政权自首的，以及因揭发或牵连相继暴露的，几乎耗损了毛人凤精心布置的大部分潜伏家底，迫使毛人凤在“显示力量”的行动中，过早地动用“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力量，损失可谓惨重至极。
鉴于上述情况，从1950年5月起，毛人凤开始向大陆投入新的潜伏力量，总的看来，效果不佳，“寿命”也短，基本上都于当年被公安部门破获。其间，“保密局苏浙特别情报站”覆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保密局苏浙特别情报站”是作为宁、沪、杭潜伏力量遭受重创后为补缺而成立的，站长是原淞沪杭警备司令部上海巡察队长，老牌军统分子封企曾。1950年5月，封开始向上海切入，先头部队是他的助手顾学明，携带一部电台，藏匿在南市中华路协昌商行李锦春家里，随后又混入江浦路兴隆记渔行码头，准备迎接后援。6月，苏浙站行动组长刘锦田，从泉州绕道来上海，按事先的策划，佯装自首，独自去了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的接待室。可惜此人不擅长玩假，三言两语露了破绽，只听对方大喝一声：“刘锦田，你不要再表演了！”当场吓得撒汤，把顾学明供了出来，于是顾学明落入法网。
审讯中，顾、刘不清楚封企曾的行踪，线索到此中断。其实，封已潜入上海，与潜伏特工胡秀叶接上关系。胡是毛人凤的“长线力量”，由于急需重建苏浙站，迫不得已派了用场。当时，封不知道顾、刘已经出事，嘱令胡秀叶去南市李锦春家联络，被守候的公安人员抓获，终于弄清了封的下落。
当年7月底，封企曾在杨浦自来水厂门口被捕，战果由此扩大，整个苏浙情报站20多人，潜入上海不足三个月，全军覆灭，同时，还搭进了几个“潜伏第一，行动第二”的长线人员。
另外，鉴于敌特分子的猖狂，中共方面加强了打击力度。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接着，第二次全国公安会议召开，一场全国性的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这次运动舆论开道，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启发引导，提高觉悟，广大群众积极起来控诉、检举反革命活动，自觉协助有关部门捕捉反革命分子，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950年以后，台湾方面“大陆工作”的重点，逐步由内地转向沿海，“显示力量”过程中的损失惨重，以及由此引发的连动效应是促成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政治分野的划线无可避免地波及到了特工部门。
从1951年开始，美国方面就露骨地向蒋介石示意，要郑介民代替毛人凤主持“大陆工作”。老蒋乍得美援，自然不愿与老美顶撞，于是郑介民顺顺当当地走上台湾对大陆的主角岗位。为此还专门建立了一个机构，叫“国防部大陆工作处”，郑介民以“国防部次长”兼任处长，副处长由钮先铭、何龙庆、叶翔之担任。钮先铭原来是老郑搞“军调”时的军调处执行部副参谋长，有同僚之谊。何龙庆则因为成都时的逃命劣迹，遭毛人凤的冷落，挂职在设计委员任上。这次投靠老郑，以图东山再起，十分主动。至于叶翔之，说轻了是郑介民挖毛人凤的墙角，说重了是叶翔之叛主求荣。
叶翔之在保密局向有“重量级行动专家”的称谓，评功摆好，不是居冠，也是屈亚，时日一长，傲气便超过了和气，常常与毛人凤、潘其武唱对台戏。
这一点毛人凤当然有所察觉，但他生性隐忍，不露声色。这时，恰巧由叶翔之领衔的二处出了一桩贪污舞弊案，牵涉到副处长侯定邦。毛人凤一道命令下来，将侯副处长投入大牢，后经讯问，祸水似乎有了往叶翔之身上引导的迹象。老叶一看毛人凤要整自己，暗叫不好，忙去老上司、原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那里求援（叶原在王的手下当过科长），湖南“三李”中的李崇诗（他是叶的妻兄）也在场，三人一合计，叶翔之便被推荐给了郑介民。郑介民筹划“大陆工作处”，正担心挤兑毛人凤后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带来诸多工作上的不利？一见有叶翔之前来投靠，大慰心怀，郑介民知道叶是毛人凤的一员大将，收入麾下，等于是把毛的“大陆本钱”掠走一片，既削弱了对手，又强壮了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大陆工作处”成立以后，传统的“猪猡”风格涂了一层美国“奶油”，机构编排也无例外。工作处设一个办公厅，下有作战、情报、总务三个组，再加上位于台北市郊区的“中美办公处”，大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来这里工作，美其名曰：掀开美台情报合作新的一页。其实，老美并没有改变控制操纵的本性，这也是他们压毛（人凤）抬郑（介民）的原因。
相对过去，毛人凤已偏离“大陆工作”的中枢，被郑压低了一头，但此刻的心情远没有戴笠去世后的那种惶恐。一年幼畜，十年老狐，百炼成精，且不说老蒋的绝对信任，就是特工系统徒子徒孙的繁衍，亦是桃李芬芳，瓜瓞绵绵，树大根深，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摇撼的？为此，对眼前的“贬黜”，毛人凤以平常心待之，不暴不跳，静则旁观，动则有为。恐怕这也是毛人凤老道的地方。一年多来，主持“大陆工作”的经验不少，教训也多，使毛不得不正视一种现实：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固，有利于开展“大陆工作”的条件越来越少，如果此前是失败多于成功，那么此后只能是小失败连着大失败。
毛人凤号准了脉，退而旁观就是要看郑介民如何收场。另一方面，毛人凤手里有“王牌”不放，不可能在“反攻大陆”的主战场上毫无作为，而是选准时间，伺机而动，这就是动则有为。事实证明，他的策略是不乏机智的（郑介民主持“大陆工作”两年，果然充满了失败的记录，详见第二十章“大陆工作”一节）。为此，有人把毛人凤化被动为主动的应对方式，称之为居“闲”不闲，其实骨子里还是“沙蟹哲学”忍、等的翻版，不同点在于存乎一心，运用之妙，更见火候，更为老道而已。
当然，居“闲”不闲，还有另一个层面，那就是接受老蒋的秘密使命，把脱出“大陆工作”的精力，投到对付“第三势力”之上，而且很快有了惊人的发现。原来，美国人要在菲律宾拨一个小岛作基地，为“第三势力”培训军政人才。那还了得！毛人凤震惊之余立即着手破坏，他先用重金收买了伍宪子，然后安排伍“秘密”访问台湾，并让伍出席了一个有美国官员参加的集会。集会中，毛人凤不顾双方预先说好“严守秘密”的约定，将伍介绍给参加集会的美国官员，存心造成与伍早有沟通的假象。美国人果中圈套，以为菲律宾训练基地的事已经泄露，于是为了避免激怒蒋介石，只得忍痛放弃。对此，张发奎、顾孟余遗憾不迭，仇视老蒋的情绪更见激烈。不久，在整肃内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组织——“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简称战盟），并选定1952年10月10日，即台湾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发表“反共反独裁”宣言，公然与老蒋对抗。接着，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重新开展军政特工干部的训练，总部设在日本的神奈川，下属总务、情报、干部、作战、后勤等处，基地放在塞班岛，全部费用由美国人承担，各机构都派有美国指导员。
面对日趋严峻的挑战，老蒋不能跟老美翻脸，只得求助于特工的力量，对“第三势力”进行破坏。方式上，不搞大张旗鼓，实施时却应十分有效。
由此，毛人凤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发挥。他让许多特工混迹于招募人员中，钻入“战盟”，有的甚至钻进了塞班岛的训练基地，一边窃取情报，一边从事瓦解组织的勾当，真可谓：千奇百怪，无所不用。比如，当时港英当局禁止各类组织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一些混入“战盟”的保密局特工，便故意向港英当局匿名举报该组织秘密集会的时间地点，最后弄得顾孟余到处碰壁，无法在香港立足。再往后，毛人凤利用“战盟”增选中央委员的机会，让自己人混入该组织的“中央”机构，逆向发挥作用，致使“第三势力”因苦于内耗的烦恼而锐气大减。
毛人凤忙碌于居“闲”不闲的奔波中，收获颇丰——单是涉外的地盘和力量就足足扩充了一倍不止。这相对于“大陆工作”的失落，算得上是得失相抵，还有进帐。就拿香港来说，原先的一个站，扩充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叫香港综合情报站，按甲种站编制，设站长，派遣业务官、情报业务官、行动业务官、无线电台台长，以及译电、文书、交通、联络等专员，站下有情报组、行动组、交通组等；第二个部分是大陆文书研究组，专门负责搜罗大陆出版的报刊书籍，从中获取情报；第三个部分是直属本部的情报组。另外，在东南亚各国，也广设网点，延伸耳目，南越有“西贡情报组”，泰国有“曼谷情报组”，反正“第三势力”足迹所到之处，毛人凤都有理由布设眼线，就这样，一直把秘密的情报网络铺架到了美国，由此也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烧身之“祸”。
宋美亲蒋，蒋与分将
1952年是美国的选举年，蒋经国为完成父亲交办的大事，加紧了对共和党议员的收买，在美国国会附近搞了一个乡村俱乐部，专供争取对象们吃喝玩乐。当时，共和党为大选取胜，正以“谁丢失中国”的问题向民主党发难，其间有个叫诺兰的参议院议员，“亲蒋情结”特别引人注目。这里除却反共立场的顽固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也是一个隐衷。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诺兰就有了花钱找老蒋的习惯，作为回报，他一手操持成立“院外援蒋集团”，攻击民主党政府的中国政策，认为国务院对国民党怀有偏见，没有给蒋介石以积极的支援，致使中共取胜而损害了美国利益。民主党为辩明是非，维护执政形象，专门由国务院出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申明：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是咎由自取，白皮书的结尾部分，还引用了李宗仁于1949年5月写给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证明蒋介石并没有正当地使用美国政府对他的巨额援助。然而，证明归证明，丢失中国的事实，总是民主党政府气短的地方，共和党死死揪住不放，到了大选年更是声浪汹汹，甚嚣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