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住所的北边，有一带小高坡，那上面种的或是松树，或是柏树。它们在雨天里，就像同在夜雾里一样，是那么朦胧而且又那么宁静!好像飞在枝间的鸟雀羽翼的音响我都能够听到。
但我真的听得到的，却还是我自己脚步的声音，间或从人家墙头的树叶落到雨伞上的大水点特别地响着。
那天，我走在道上，我看着伞翅上不住地滴水。
“鲁迅是死了吗?”
于是心跳了起来，不能把“死”和鲁迅先生这样的字样相连接，所以左右反复着的是那个饭馆里下女的金牙齿，那些吃早餐的人的眼镜，雨伞，他们好像小型木凳似的雨鞋；最后我还想起了那张贴在厨房边的大画，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举着小旗的很胖的孩子，小旗上面就写着：“富国强兵”；所以以后，一想到鲁迅的死，就想到那个很胖的孩子。
我已经打开了房东的格子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走不进来，我气恼着：我怎么忽然变大了?
女房东正在瓦斯炉旁斩断一根萝卜，她抓住了她白色的围裙开始好像鸽子似的在笑：“伞……伞……”
原来我好像要撑着伞走上楼去。
她的肥胖的脚掌和男人的一样，并且那金牙齿也和那饭馆里下女的金牙齿一样。日本女人多半镶了金牙齿。
我看到有一张报纸上的标题是鲁迅的“偲”。这个偲字，我翻了字典，在我们中国的字典上并没有这个字。而文章上的句子里，“逝世，逝世”这字样有过好几个，到底是谁逝世了呢?因为是日文报纸看不懂之故。
第二天早晨，我又在那个饭馆里在什么报的文艺篇幅上看到了“逝世，逝世，”再看下去，就看到“损失”或“殒星”之类。这回，我难过了，我的饭吃了一半，我就回家了。一走上楼，那空虚的心脏，像铃子似的闹着，而前房里的老太婆在打扫着窗棂和席子的噼啪声，好像在拍打着我的衣裳那么使我感到沉重。在我看来，虽是早晨，窗外的太阳好像正午一样大了。
我赶快乘了电车，去看××。我在东京的时候，朋友和熟人，只有她。车子向着东中野市郊开去，车上本不拥挤，但我是站着，“逝世，逝世”，逝世的就是鲁迅?路上看了不少的山、树和人家，它们却是那么平安、温暖和愉快!我的脸几乎是贴在玻璃上，为的是躲避车上的烦扰，但又谁知道，那从玻璃吸收来的车轮声和机械声，会疑心这车子是从山崖上滚下来了。
××在走廊边上，刷着一双鞋子，她的扁桃腺炎还没有全好，看见了我，颈子有些不会转弯地向我说：
“啊!你来得这样早!”
我把我来的事情告诉她，她说她不相信。因为这事情我也不愿意它是真的，于是找了一张报纸来读。
“这些日子病得连报也不订，也不看了。”她一边翻着那在长桌上的报纸，一边用手在摸抚着颈间的药布。
而后，她查了查日文字典，她说那个“偬”字是个印象的意思，是面影的意思。她说一定有人到上海访问了鲁迅回来写的。
我问她：“那么为什么有逝世在文章中呢?”我又想起来了，好像那文章上又说：鲁迅的房子有枪弹穿进来，而安静的鲁迅，竞坐在摇椅上摇着。1932年1月28日，日寇突然炮轰上海闸北，引起“淞沪之战”，鲁迅的家处在炮火下，屋宇震动，玻璃炸碎，直到2月6日才在友人的协助下离开火线避难。或者鲁迅是被枪打死的?日本水兵被杀事件，在电影上都看到了，北四川路又是戒严，又是搬家。鲁迅先生又是住的北四川路。
但她给我的解释，在阿Q心理上非常圆满，她说：“逝世”是从鲁迅的口中谈到别人的“逝世”，“枪弹”是鲁迅谈到一二八时的枪弹，至于“坐在摇椅上”，她说谈过去的事情，自然不用惊慌，安静地摇在摇椅上又有什么稀奇。
出来送我走的时候，她还说：
“你这个人啊!不要神经质了!最近在《作家》上、《中流》《作家》《中流》上海的文学期刊。《作家》月刊，1936年4月创刊，11月休刊。《中流》半月刊，1936年创刊，次年8月停刊。上他都写了文章，他的身体可见是在复原期中……”
她说我好像慌张得有点傻，但是我愿意听。于是在阿Q心理上我回来了。
我知道鲁迅先生是死了，那是二十二日，正是靖国神社开庙会的时节。我还未起来的时候，那天天空开裂的爆竹，发着白烟，一个跟着一个在升起来。隔壁的老太婆呼喊了我几次，她阿拉阿拉的向着那爆竹升起来的天空呼喊，她的头发上开始束了一条红绳。楼下，房东的孩子上楼来送我一块撒着米粒的糕点，我说谢谢他们，但我不知道在那孩子脸上接受了我怎样的眼睛。因为才到五岁的孩子，他带小碟下楼时，那碟沿还不时的在楼梯上磕碰着。他大概是害怕我。
靖国神社的庙会一直闹了三天，教员们讲些下女在庙会时节的故事，神的故事，和日本人拜神的故事，而学生们在满堂大笑，好像世界上并不知道鲁迅死了这回事。
有一天，一个眼睛好像金鱼眼睛的人，在黑板上写着：鲁迅先生大骂徐懋庸指因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而引起的争论，事情指的是鲁迅作《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大骂”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引起了文坛一场风波……茅盾起来讲和……
这字样一直没有擦掉。那卷发的，小小的，和中国人差不多的教员，他下课以后常常被人团聚着，谈些个两国不同的习惯和风俗。他的北京话说得很好，中国的旧文章和诗也读过一些。他讲话常常把眼睛从下往上看着：
“鲁迅这个人，你觉得怎么样?”我很奇怪，又像很害怕，为什么他向我说?结果晓得不是向我说。在我旁边那个位置上的人站起来了，有的教员点名的时候问过他：“你多大岁数?”他说他三十多岁。教员说：“我看你好像五十多岁的样子……”因为他的头发白了一半。
他作旧诗作得很多，秋天，中秋游日光，游浅草，而且还加上谱调读着。有一天他还让我看看，我说我不懂，别的同学有的借他的诗本去抄录。我听过了几次，有人问他：“你没再作诗吗?”他答：“没有喝酒呢。”
他听到有人问他，他就站起来了：
“我说……先生……鲁迅，这个人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的文章就是一个骂，而且人格上也不好，尖酸刻薄。”
他的黄色的小鼻子歪了一下。我想用手替他扭正过来。
一个大个子，戴着四角帽子，他是“满洲国”的留学生，听说话的口音，还是我的同乡。
“听说鲁迅不是反对‘满洲国’的吗?”那个日本教员，抬一抬肩膀，笑了一下：“嗯!”
过了几天，日华学会开鲁迅追悼会了。我们这一班中四十几个人，去追悼鲁迅先生的只有一位小姐。她回来的时候，全班的人都嘲笑她，她的脸红了，打开门，用脚尖向前走着，走得越轻越慢，而那鞋跟就越响。她穿的衣裳颜色一点也不调配，有时是一件红裙子绿上衣，有时是一件黄裙子红上衣。
这就是我在东京看到的这些不调配的人，以及鲁迅的死对他们激起怎样不调配的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