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新颖别致的现代化、园林化极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新馆拔地而起！它雄伟地矗立在首都北郊新建芍药居小区。这座占地面积46亩，建筑面积3万平米—— 一期工程14万平方米，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学档案馆，系亚洲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大型文学博物馆和学术研究机构、文学交流中心。
它于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金秋十月落成，2000年5月23日正式开馆，从此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坛世纪工程。
这项工程举世瞩目，牵动了许多作家和读者的心，引起了海外华人作家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学者、教授的关注。开馆后，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专家、学者、教授，有作家、诗人、评论家，有大学生、中小学生，也有许多外国友人，台港澳同胞。参观者大多对于这座风格别致的建筑和丰富新颖的大型展览赞不绝口，异口同声地说：太美了！太好了！认为参观现代文学馆不仅是艺术的享受，更是受到一次现、当代文学史的知识和爱国主义教育。人们认为，中国作家有了这么一个美丽、宽阔的交流场所和研究中心，是很幸运的。中国政府投巨资兴建现代文学馆，说明国家对文化、文学事业的重视，这是了不起的壮举。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已成为首都一处亮丽的文化景观。
开馆那天，在京许多著名作家、艺术家和中宣部、文化部、中国作协的领导人出席了隆重而热烈的开馆仪式。当天上午，丁关根同志参观新馆展览后，给予高度评价和鼓励。
5月25日，更是中国现代文学馆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这天晚上，江泽民总书记在李岚清副总理及王刚、刘云山、翟泰丰等陪同下来到现代文学馆新馆。当舒乙馆长生动地介绍馆藏及展出的大量作家作品和手稿文物时，江总书记观看得很高兴，不断地提问和插话，并向我们讲述了他所熟悉的作家顾毓琇、朱自清、俞平伯等人情况。一个多小时的参观，江总书记看得很仔细，听得很认真，始终兴致很高。他说：今天晚上参观现代文学馆，是一次文化的享受，艺术的享受。他勉励大家把中国现代文学馆办好，努力为促进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继江总书记参观后，现代文学馆更是成为媒体宣传的热点，人们参观的重点。白天不够，还增加了夜场继续开放。前往参观者日见增多。
巴金老人的吁请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组建是由巴金1981年的倡议，1985年中国作协宣告建立。办公地点暂设在北京西郊万寿寺西院。这个西院系晚清时，慈禧去颐和园途中的“中转站”。她从故宫出来，在这儿休息，再转乘龙舟去颐和园。休息的时间有长有短，久而久之，这里便成了她的行宫，故称西郊小故宫。这其实是一座庭院深深、花木葱茏、环境幽雅的好地方。但毕竟是文物单位，不能随意装修，不能打破它固有的格局，自然就不适应文学馆的设施要求了。
作为倡议者和名誉馆长、又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德高望重的巴金先生于1993年提笔上书江泽民总书记，提议建立新馆。他在信中列举了文学馆面临的无数困难之后，恳切地说：“……我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目前遇到的困境感到不安，归结起来最迫切的是建立馆舍的问题，希望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获得批准。”他说“倘若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的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实现，这工作比写5本、10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他称这件事是他“一生最后一件工作，绝不是为我自己。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它是表现中国人民美好心灵的丰富矿藏。”此后，他便用自己的行动支持建馆工作。不久后巴老便作了如下3项大事：
第一、他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15万元作为文学馆的开办基金；第二、他所有的旧作，不再收稿费，都转赠给文学馆；第三、将他的藏书，属于中国现代文学部分的，都捐赠文学馆。
1993年4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对巴金先生的吁请给予支持，同意建立现代文学馆新馆。并作了重要批示。他说：“……世界不论哪个文明国家，总是要拿点钱来支持文艺工作的。望各界予以继续支持。”邹家华副总理也对国家计委作了具体指示。由此新馆工程在国家计委正式立项。
而在这之前，为了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巴金牵肠挂肚，奔走呼号，不止一次地向国家领导人呼吁和提议此事。实际上早在1979年巴金就已开始萌生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念头。此后，1985年1月，他曾给时任国家领导人的习仲勋、乔石谈过，1986年4月又给胡启立谈过，直到1993年初，年近九十的巴金终于提笔给江泽民总书记写了上述那封求援信。接着93岁的冰心也给副总理邹家华写信，还郑重其事地用的是荣宝斋的信纸，并且是病中头一回用毛笔写信。
从此，巴金全力以赴地支持文学馆的工作。并不断地为文学馆捐款。除了已经捐出的15万元作建馆基金外，后来他又陆续捐出自己的再版稿费。1985年3月，文学馆举行开馆典礼，多年未到北京的巴金亲临会场。那天，在会议室，他坐下后，一言先未发，便开始掏兜儿，掏出一个旧报纸包，里面装有5万块钱，是头一天，出版社才送给他的一笔稿费，里面还有钢蹦呢！他又捐了5万元！巴老的举动，感人至深。他前后十来年里，带头捐了几批藏书和资料近万册（件）呢！而册册、件件都是他亲自精心挑选的上佳的珍品。其中，仅是同代人的签名本，就有四五柜，珍贵版本的现代文学出版物更是不计其数。看着那些发黄的书页和扉页上的大师手迹怎能不令人激动、敬佩和感谢巴金老人！
冰心是巴金倡议建立现代文学馆的有力支持者。她说：“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我的老朋友巴金先生倡议的，我是他的热情的支持者，我已把我的大部分藏书和文稿捐给了现代文学馆。文学馆很需要一个新馆来收藏‘五四’运动以来所有我国现代作家的创作成果。这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文化窗口，需要国家的支持和社会广泛的帮助。”她称“文学馆就是作家的家。作家一切心爱的东西文学馆都应收藏。”因此在巴金捐了大批东西后不久，冰心也捐出了自己六大类收藏，其中有57幅贵重的字画。除了家中墙上挂着的三幅字画（吴作人的画，梁启超和赵朴初的书法）以外，其他毫无保留。同时她告诉我们，她还有遗赠，已写进了遗嘱。并且还幽默地说：将来，你们一听到我死，马上就来，肯定有很多是给你们的。
果然，当1999年2月28日冰心老人逝世后，家人打开她的遗嘱时，其中就有一条，她的藏书除了子女们需要保留的少量外，“都捐给现代文学馆”，“我身后要有稿费寄来，都捐给现代文学馆”。这又是多么令人深深感动的事！
为了不断丰富现代文学馆的收藏，巴金先生又于1994年4月8日委托其弟弟李济生送给文学馆五种珍贵文学期刊和手稿，其中有梵赛蒂的两封亲笔信。起初我们并不了解梵赛蒂为何许人，自然也就不知道这两封信的意义。后来才明白这两封信的重大价值。
幸好，日本学者山口守是研究巴金的专家，对此有过深入研究。根据山口守的介绍，我们方才了解到本世纪二十年代那一幕人间悲剧。那是1920年4月15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发生一起5人强盗团伙抢劫杀人事件，一家制鞋公司的会计与警卫遭枪杀，15万美元遭抢劫，事发20天之后，制鞋工萨柯与鱼贩子梵赛蒂作为人犯被逮捕。这两个人都是贫苦的意大利移民，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徒，尤其梵赛蒂，是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还指导过罢工运动。而审判没有任何具体物证，是在彻头彻尾的臆测与偏见下进行的。1921年7月14日，陪审团作出第一杀人罪的有罪判决，两人被判处死刑。二人不服，上告、申诉，却无济于事，竟在狱中度过了七年。1927年4月9日波士顿高等法院宣布：“7月10日开始的一周内送上电椅执行死刑。”由于坚信二人无罪，抗议审判不公的群众运动在美国国内外掀起高潮，致使死刑两次延期。但二人最终却于8月23日凌晨在森严的戒备中被执行死刑。五十年后，1977年7月19日，马萨诸塞州州长正式宣布：当年的判决完全错误！给予萨柯与梵赛蒂平反昭雪。
当时，正当1927年营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之际，2月19日，巴金恰巧到达巴黎。这时候的巴金情绪很低落，精神上也很苦闷，“那无言的墙壁似乎也出现了痛苦的颜色，使人知道他心里有无穷的隐痛。”有一天，他忽然读到梵赛蒂自传中一段话，很受启示和震动，心境豁然开朗。梵赛蒂说：“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在了解梵赛蒂之后，巴金参加了拯救萨柯、梵赛蒂的一种叫“ASHOUSAND LINGO”（直译为“一千种声音”，大意是鼓励各国、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心声）的活动。大约在1927年5月17日梵赛蒂还在死刑狱牢时，巴金给梵氏写了第一封信，梵赛蒂6月9日回了信。约在7月11日巴金又写了第二封信。不料，梵赛蒂在7月23日竟又回了信——而在一个月之后的8月23日梵赛蒂就被屈死了。然而他在信中并未怎样谈及自身的遭遇，而是面对不幸却依然关心他人的命运，关心自己的理想。这使巴金深受感动。可以说梵赛蒂以他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指引了青年巴金前进。面对这样的手迹，面对梵赛蒂，即使今天，梵赛蒂的精神岂不依然有着非凡的启示意义和鼓舞力量？！
在巴金先生捐赠现代文学馆众多的宝贵书籍、刊物和资料中，还有一件弥足珍贵的《北京笺谱》。这是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印制的。现在这件珍贵的藏品也在文学馆展厅中展出，读者可以看到。所谓笺谱，即一批印有绘画的信笺。据杨义教授考证，这部《北京笺谱》的出版过程大致是在1933年2月5日鲁迅先生致函郑振铎云：“去年冬季回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但此事恐不久也将消沉了。……因思倘有人自备佳纸，向各纸铺择优，对于各派各印数十至一百幅，纸为书叶形，彩色亦须更加浓厚，上加序目，订成一书，或先约同人，或成后售之，好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到同年12月，鲁迅、西谛合编的这种笺谱分六册，线装一函，自费印行。初版印一百部，由鲁迅、西谛亲笔签名编号，赠送友人。后面还有西谛万余字的“后记”，由王统照行书抄写，择良工刻印附录。这其中的第94套，便是鲁迅和西谛亲笔签名送给巴金的。你说这件藏品该有多么贵重！
巴金老人对于现代文学馆几乎倾其晚年的全部心力！他多次说：建成文学馆是他今生最后一件工作，最后一个梦想。他曾写过一篇“甜蜜的梦”，说他：“近两年经常在想一件事——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甚至在梦里我也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出出进进，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在床上微笑呢！”他倡议建立现代文学馆，是因为经历了在那人妖颠倒的十年“文革”岁月之后，他想“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的人干了些什么事情。”当然更深层的考虑是，“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一个总结。”能让以后“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不必再去东京、纽约、伦敦了，就到北京来吧！”他曾说：“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他对于新文学还深情地说：“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美的丰富宝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撒播火种的文学，我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传给别人。”我想，这两段精辟的话，应是巴金先生构想、倡议建立现代文学馆的初衷。因此，这两段话如今便镌刻在新馆大门口一块樱花红的巨石上。当人们将要走进现代文学馆时，首先看到的是这两段话的石刻。只见常常有人伫立其间，轻声吟诵出来，掷地有声！
1995年春天，当现代文学馆新馆的初步设计方案出来后，趁着中国作协在上海召开主席团会议期间，舒乙同志在会上向巴金作了说明和汇报后，老人十分高兴，因为总算文学馆有个眉目了。因此巴金在会议的开幕词中再次强调说：“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贡献给现代文学馆的建设和发展。我盼望在我有生之年，能亲眼看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新楼的建成。”他说：“我以前说过，建立文学馆，把‘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中国人民的心灵美都展示出来，是件好事。”近几年来在筹备和建设新馆期间，中国作协的领导人，在现代文学馆负责工作的舒乙、吴福辉和我，我们都曾多次到上海、到杭州向巴金汇报工作，他都是倾心听取汇报，关心具体事项。几乎每次巴老都是动情地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了，拜托了！我盼望现代文学馆早日建成。
当1999年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的前夕中国现代文学馆竣工落成后，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翟泰丰，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专程到沪向巴金汇报时，还特地带了新馆的照片和录像请巴老看。当时半倚在病床上的巴金十分兴奋，他仔细地端详着每一张照片和全神贯注地观看录像带，看得出老人心情十分激动。他紧紧地捏住其中一些照片，左看右看，看了又看，久久不肯放手，眼睛湿润了。照片中的文学馆大门上刻制有巴老的手印，门前巨石上镌刻着巴老的话，园林中竖有巴老的雕像，展馆一侧有巴老题写的馆名。巴金与文学馆，文学馆与巴金，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没有巴金的倡议、呼吁和请求，哪有今天的现代文学馆？！
然而，此刻泪眼模糊的巴金老人却激动而谦逊地说：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堪称“聚宝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