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病房，我和陈明同志交谈间，一位护士走过来，请陈明去接电话。归来后陈明告诉我是叶（圣陶）老打来的，询问丁玲今天的病情。我知道已届92高龄的叶老也正在另一所医院住院，却还这般关心他人，这实在是格外令人感动的事。陈明说，叶老差不多三天两头来电话关切丁玲的病情，这使我想起了丁玲与叶圣陶先生的深情厚谊的一段佳话。那是1927年，正在北京流浪、正在北京思考的23岁的丁玲，为了解剖社会，宣泄自己内心的苦闷，诅咒和声讨黑暗的旧社会，她找到了一个工具，一件武器——那就是笔，手中的笔。她拿起一支笔来，写下了她的最初的小说《梦到》，投给郑振铎、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被叶圣陶从一般来稿中发现采用了。由此丁玲走上了文学道路。发现一篇稿子就是发现一个人！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推出一个文学新人。可以想见，这种特殊的情谊自然不一般。多年来，丁玲对叶老一瓣心香，没齿难忘。同样，叶老对丁玲也一向是关怀备至。因此当丁玲病情严重的时刻，叶老对之格外焦虑，格外关怀。
如今，丁玲已经去了。她坚强地走过了漫漫的82个春秋，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灿烂的早晨，希望的阳光。
她是从战斗的风雨中走过来的一位战士，一位人民的作家。
人民，将会永远记着她，一个大写的人——丁玲。
1986年3月12目凌晨，北京.
桑干河畔的记忆
倏忽间，前辈作家丁玲离开我们已经25年了。然而她杰出的著作，她的思想精神，却长留人间，鼓舞着、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
最近几年，我曾几次有机会回到桑干河畔的河北涿鹿县温泉屯村。那里是丁玲同志创作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生活根据地，也是我在六十年代初下放锻炼的地方。如今，当我站在桑干河畔温泉屯村口“丁玲纪念馆”前的大槐树下，思绪万千，许多往日的记忆一幕幕闪现眼前。上世纪四十年代的解放前夕，丁玲曾在张家口地区的涿鹿县一带参加土地改革，较长时间生活在温泉屯村，她对这里的山山水水，人文历史十分熟悉，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许多环境背景和人物原型，大都取材于这个村和这一带地区。
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农村土地改革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1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丁玲将其奖金捐赠给了新中国妇女儿童发展事业。1954年春天，她和陈明同志在张凤珠（时任丁玲秘书）的陪同下，又回到温泉屯村，看到村里的变化，人们精神面貌的焕发，十分欣慰。她想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还需要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于是便又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一部分稿费，为温泉屯村建立了文化站，购置了黑板、乐器和书籍报刊等，活跃了农村文化生活。
同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有一个干部下放农村锻炼的制度，我们那时都很年轻，在下放干部之列。我和作家宗璞、闻山、郑文光恰好下放到温泉屯村。那时，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涿鹿、怀来两县正是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干部下放的基地，许多诗人、作家都在此经受过农村生活的锻炼。每人时限一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我们在村里常常听到人们念叨起丁玲，亲切地称她为“老丁”，说她住在村里时，常常走东家、访西家和大伙拉家常，嘘寒问暖，贴心得很！听说她还在大上海待过哩，又到过延安，是个有名的大作家呢！可却一点不摆架子，和俺老百姓打成一片，对待乡亲们可真亲。
六十年代的“文革”前，我作为《人民文学》的编辑，曾去“北大荒”农垦总局组稿，有天我在佳木斯的农垦局招待所有幸见到丁玲和陈明夫妇，她们那时在汤原农场生活和劳动，虽是经历苦难，却依然坚强面对，她在农场一边劳动，一边向农工们普及文化，带动了农场的年轻人学知识，学技术的热潮。她和密山、汤原的农工们、战友们在风风雨雨和共同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无论怎样的处境，她始终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她说：“在北大荒，我有新的成长，我更为稳定。多谢老百姓呀，我永远不能忘记他们。”她曾强调作家“到群众中去落户”，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她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身体力行。当然，时代在发展，至于如何深入生活，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应该毫无疑义的。
此刻，我想起，1985年的春天，《人民文学》杂志社曾在首都剧场举办系列文学讲座，阳春三月的一天，我们邀请丁玲同志作了一次演讲。面对1000多位热心的读者听众，丁玲以自己亲身的创作经历，告诉读者朋友们：写作，要向社会学习。她说：“常常有人问我，你当作家经常读什么书，受什么书的影响，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我想了想，我就读了一本书，读了社会这一本书……我写东西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不是从想象中来的，都是从我眼睛里见着的，社会里经过的……总之，不要脱离生活，要经常深入到实际中去，到群众中去！”
对于她精彩的讲演，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她仍是十分强调写作要深入生活，要到群众中去。
丁玲，作为一位杰出的现代作家，她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她丰厚的著作受到群众的喜闻乐见，她的文品，人品受到读者的崇敬，因此她晚年病重期间，以及1986年3月4日不幸逝世后，读者和人民群众对她的关切和爱戴之情，令人深为感动。这也是我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
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在北京协和医院。
当时，我因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负有联络作家的任务，得悉丁玲同志报病危，头天晚上我陪同中国作协领导同志去了医院，她已经在急救室。几天前的2月27日上午我也曾和创联部的孙德全几位同志去医院探望，她正处于昏迷状态。当时已报病危，医生正在全力抢救。
那天，在病房，我和陈明同志交谈间，一位护士走过来，请陈明去接电话，归来后陈明告诉我说是叶（圣陶）老打来的，询问丁玲今天的病情。我知道当时已届92岁高龄的叶老也正在北京医院住院，老人却还关心着他人。陈明同志说，叶老差不多三天两头来电话关心丁玲的病情。这使我想起了丁玲与叶圣陶一段文坛的佳话。
那是1927年，正在北京创业的23岁的丁玲，写下了她最初的小说《梦珂》，投稿给郑振铎、叶陶主编的《小说月报》是被叶圣陶从一般来稿中发现并采用了。由此丁玲走上了文学道路。发现一篇作品就是发现一个新人！因而丁玲一直感恩于叶老。也因此对于丁玲的病情，叶老格外焦虑，格外地关怀。
探望的人络绎不绝，有作家、艺术家，科学、文化界和部队的许多她的朋友和战友，还有素不相识的热心读者。
当时，丁玲病重住院的消息传到桑干河，传到北大荒后，当她的乡亲们纷纷派出代表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赶到北京，赶往医院，真诚地向她表示亲人般的慰问。他们伫立在由于做过手术已经不便讲话的病人面前，陈明同志大声向丁玲介绍后，她嘴角微微嚅动，想说什么却已经不能够出声了，她的眼角露出了泪痕。在场的我们也深深感动，不觉潸然泪下。
然而病魔却终于过早地夺去了丁玲的生命。而她还有满腹文章要写哪！
2011年初春二月，北京.
举着生命的火把
清晨，迎着朝阳，我骑车由京郊北苑急匆匆赶进城上班。刚一到办公室，王蒙同志沉痛告诉我说：张天翼同志逝世了。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为之一愣，为之吃惊。虽说天翼同志已是高龄，加之1975年之后，他因突患脑血栓，失去语言能力，行动也不方便。但由于他顽强的毅力和坚持锻炼，近年来身体状况日渐好转，精神状态极佳，人们期望并相信他会长寿的。谁会料到他竟如此之快地离开我们而去了呢！
作为后生晚辈，作为一名在他曾经担任主编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的我，以及我的同事们，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心情是多么沉重，多么悲恸！
当即，在王蒙同志的建议下，我和王蒙、刘剑青立刻驱车赶到张天翼同志家里，向他的亲属——夫人沈承宽及女儿张章表示了哀悼和慰问。
对于张天翼同志的去世，沈承宽也毫无精神准备。因为他并没有患重病，更没有住院，开春以来，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还格外的好。当晚，和往常一样，看完电视新闻，听完天气预报，八点多钟之后，他就进卧室去休息了。往日也是这样，他的生活一向很有规律，有条不紊。只是夜里十一点左右，沈承宽忽然听到一下声响，好像是一件小东西掉下地的声音。按说那是很轻微的声响，可是细心的夫人却急忙起身观察，原来是天翼同志用来吐痰用的一个塑料器皿掉在了床下。咦，仔细一听，他的呼吸急促，有点反常。身子也发凉。沈承宽立即拨电话给首都医院值班室，紧急报告了病人的病情。不多时，急救车便将天翼同志接进了首都医院。经多方抢救，医治无效，不幸于次日——4月28日凌晨两点，我国著名作家、著名儿童文学家张天翼同志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
半个多世纪以来，张天翼同志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学活动，一生勤奋笔耕，留下了包括小说、杂文、评论、儿童文学等各种文学样式的数百万字的作品，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无疑是我国文学事业的极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