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白尘同志去了！在炎夏的5月28日凌晨。虽然他以86岁高龄离去，但却是文坛的极大损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位永远朝气蓬勃、富有乐观精神的人，怎么会离我们而去呢？然而当日报纸上赫赫然醒目的黑体字讣告却使我不能不清醒地面对这一残酷的现实，顿时我泪湿衣襟，不胜痛惜之至。
陈白尘同志是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之一，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授。我曾有幸在约七八年的漫漫岁月里，在他的直接领导和亲切指导下工作过，后来，也就是人妖颠倒的“文革”中，又有三四年和他同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过。前面所说的那七八年，即1957年12月——1965年6月，他担任全国性的大型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编委和副主编期间，我还是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见习编辑和助理编辑，一个开始连编辑怎么当都不甚懂的年轻人。而当时已是饮誉海内外的知名作家、剧作家的前辈陈白尘，同老作家、刊物主编张天翼一起，对编辑部的我们这伙年轻人既是严格要求，又是谆谆教导和亲切指导。他们既从大的方面把握刊物的方针、方向，同时也亲自组稿、改稿，提出选题。
印象中，那时陈白尘同志思想就很开放，极富探索和开拓精神，工作也很有魅力和干劲，是一名实干家。他和主编张天翼，多次在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会议上强调，要把《人民文学》办成一本高品位、高质量、高水平的刊物。要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争取更多的读者喜欢买、喜欢看。他们还指出，《人民文学》顾名思义，是给人民大众办的一本文学刊物，所以刊物的内容要宽广，形式要多样，要团结和发表各种风格、流派的作家的作品。作为剧作家的陈白尘还一再提出《人民文学》不要忽视剧本创作，要争取将剧作家最好的剧本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他还和张天翼强调提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曲艺作品，也应该承认它的文学地位，要在《人民文学》上给相声以一席之地。
当时陈白尘就派了编辑去约相声大师侯宝林写稿，侯宝林感到十分意外。他说做梦也没有想过相声能上《人民文学》，能登大雅之堂！结果，侯宝林等人创作的相声《关公战秦琼》在《人民文学》发表后，引起轰动，侯宝林深为感动和感激。
在张天翼和陈白尘的主持下，《人民文学》自1958年以来，组织发表了一批在读者中引起良好社会效果及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佳作。其中，小说方面，如周立波的《山那面人家》，王汶石的《新结识的伙伴》，冰心的《回国以前》，巴金的《军长的心》，李凖的《李双双小传》，王愿坚的《七根火柴》，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茹志鹊的《百合花》，欧阳山的《在软席卧车里》，浩然的《彩霞》，汪曾祺的《羊舍一夕》，陆文夫的《介绍》等。还有更富开拓性的古代历史题材，更富于人性味抒写的革命历史题材佳作，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刘真的《长长的流水》，菡子的《万妞》等。
这里，关于老作家欧阳山的小说《在软席卧铺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呢。那时刊物一般都强调发表重大题材的作品，而欧阳山正在构思的这个短篇，其视角面向日常生活，描写普通人的平凡小事，其实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也是一篇精美的小说。欧阳山把小说的构思讲给陈白尘听，之后，便用激将法问陈：“这篇东西我写出来你敢发？”陈白尘拍着胸脯毫不含糊地回答：“你敢写，我就敢发！”于是这就是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在软席卧铺里》。小说发表后受到好评。
这期间，也是由于陈白尘和张天翼的极力主张，《人民文学》出现了讽刺小说，即以马识途的《最有办法的人》为代表。当时马识途是四川省一位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有感而发地连续写了一批影响较大的讽刺小说。说起来，我有幸是这批作品的责任编辑，得到了马识途同志的许多帮助和支持。其实后台便是陈白尘同志。
回顾张天翼和陈白尘同志主持《人民文学》的为时不算短的近十年期间，也正是《人民文学》最为活跃的十年。他们发现和培养了一批新人，组织和发表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活跃了创作，活跃了文坛，繁荣和发展了文学事业，功德无量。
熟悉创作情况的读者一定还会记得，诗人李季的长诗《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郭小川的《望星空》，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剧作家郭沫若的《武则天》，老舍的《宝船》，曹禺等人的《胆剑篇》，陈白尘等人的《鲁迅传》；散文家秦牧的《年宵花市》，方纪的《挥手之间》，冰心的《海恋》，沈从文的《过节与观灯》；徐迟的报告文学《祁连山下》等，都是为读者称道的名篇。这些，也正是在张天翼和陈白尘主持刊物期间，得到他们的首肯和支持，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
我之所以一再将陈白尘和张天翼联结在一起，是因为这些作品的出世或组织发表，确实大都是由于他们两位联手而作。他们的合作既和谐又默契，编辑思想也比较一致，堪称刊物正副主编团结办刊的楷模。当然我也要客观地说，这其中编辑部的许多日常工作，包括对一些重要稿件的组织和审定、签发，陈白尘同志是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承担了重要责任的。这点，大家都知道，张天翼同志由于身体不好，长期养病，不能坚持和承担更多日常工作，重担便自然落到了身强力壮而又肯干、实干、能干的陈白尘同志肩上了。所以他实际主持编辑部的常务工作。
大概正是由于此，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陈白尘首当其冲。那时，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不公正待遇，他已离开《人民文学》，和原也在《人民文学》担任编辑的夫人金玲同志回到了故乡南京。但却仍然不能幸免，被红卫兵揪回北京，关进中国作协的“牛棚”，狠批狠斗，直至1969年9月，由于林彪的一号命令，陈白尘同冰心、张光年、臧克家、严文井、张天翼、郭小川、李季、冯牧、侯金镜等一大批“牛鬼蛇神”及作协“革命群众”一起统统被赶出北京城，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名曰劳动锻炼，实际是劳动改造。每天扛着锄头和铁锹去深挖沉睡了千年的向阳湖，要把湖底翻个底朝天，插秧种稻。
开始陈白尘也是下田干活，后来又强行分配他放鸭。他放鸭时，我恰也被打成“反革命”，撤销了下田干活的资格，先是被隔离（关在农民黑屋里，派有看守陪住）审查，后被惩罚使牛耕田。放鸭，耕田都是苦活，因为要全天候地在强烈阳光曝晒下劳作。而“革命群众”下田干活是有时间性的，有劳有休（息）。放鸭、耕田却是没完没了，可怜至极。
和陈白尘一起放牧鸭子的先后有几位同志，如柴鸿逵、吴松亭，两位都是极富同情心的善良人，常常暗地里帮助和照顾陈白尘同志。放牧的鸭子有180多只，那些小牲灵很不易听话，只要赶出圈撒腿就跑，东跑西跳，难以收拢。每天手持长竿的“鸭司令”陈白尘十分辛苦。大把年纪的人了，要尾随着那帮天性好动、好跳、好跑的鸭子们来回在田野上、水渠畔、稻田里、马路边奔波不息。还不敢出任何差错，包括死一只鸭子或丢一只鸭蛋，那可不得了！要挨批斗的。因为头上戴着“反革命”的大帽子呢。
记得是在1970年夏天的一日，突然干校当权者通知召开全体“五七战士会议”，“牛鬼蛇神”和其他所有“反革命分子”（那时一个连队百十来人就有几十名“反革命分子”）一律旁听参加。会场就在连队食堂前面农村的一块场地里。
树荫下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主持会议的人这时才宣布：今天批斗反共历史剧的作者、反共作家陈白尘，大家踊跃发言！
什么反共历史剧呢？陈白尘一生写了几十部脍炙人口的剧本，这是人所共知的，怎么又有反共的呢？一位坐在最前排的女造反派崩地站起，义愤填膺地发言说：陈白尘！你要老实交代，为什么你偏偏在1935年写了剧本《石达开的末路》？1935年是什么年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红军长征，你写这个剧本，就是配合国民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梦想工农红军像当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一样，走向“末路”……哼！你简直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反动透顶！
会场一片哗然，原来如此。
站在被告席上的陈白尘显然大吃一惊！这根本是造谣、罗织罪名。他辩解说：我写这个剧本不是影射红军、影射毛主席的，恰恰是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陈白尘不老实！”“陈白尘反扑！”
“打倒反共分子陈白尘！”
尖厉的口号声“击退”了陈白尘的“反扑”
从此，陈白尘沉默了，然而心情更加沉重了。可他内心里并不服，也不可能让他服。虽然有位名人说：“沉默就是反抗”，而在当时那个是非曲直不分、黑白颠倒的日子里，是反抗不了的。但陈白尘坚信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至今，留给我深深印象的是，在整个罪恶的“文革”中，陈白尘的态度确实是“不老实”的。许多批斗的场合，他都施以智慧的小技“滑”过去，避重就轻，“蒙混过关”。自然也有被红卫兵小将和造反派识破的时候，也吃了不少苦头。他在那个急风暴雨，残酷斗争的年代里，很不容易地保持了自己的尊严。应该说，他的人品与文品是一致的，他的杰出的作品有着强烈的艺术力量。他的“历尽坎坷无媚骨”的人品有着感人的人格力量，这正是我们这些曾经受到过他的关心培养和扶持的晚辈们一直感念他、敬重他的缘由。
如今，陈白尘同志不幸离我们而去了。但我认为他和他留给我们的那些具有时代精神和强烈现实意义的丰富而又杰出的作品将会永远激励着读者，启示着读者，有益于读者。
1994年7月16-17日风雨夜北京.水流云在百年情.·曹靖华，一八九七年八月十一日诞生于豫西卢氏县的农家儿子，翻译东、文学家、教育家；·二三十年代之交，苏联文学名著《铁流》、《保卫察里津》、《虹》、《第四十一》由他译介到黑暗中国，鲁迅称赞他“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鲁迅生前写给他的信多达二百九十二封，逝世前最后一封信也是写给他的；·他离开我们已整整十年。现在对他的百年祭也是世纪的回顾——.
曹靖华，一个光辉的名字，一个令人不能忘记的名字。
这是因为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如鲁迅先生所称赞的，他“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给起义的奴隶偷运军火”。解放后，他更加勤奋地将进步的和革命的俄罗斯与苏联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新中国广大的读者，鼓舞人们投身祖国建设事业。
只要想起契诃夫的《蠢货》，绥拉菲摩支的《铁流》，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苏联作家七人集》、《苏俄独幕剧集》及《虹》、《保卫察里津》、《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等，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这些名著，人们就不会忘记它们的译者曹靖华。
1949年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曹靖华结束了长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有了一个安定的工作环境。此时，在他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俄语系主任期间，一边进行繁忙的教学，一边坚持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他先后翻译出版了列昂诺夫的《侵略》，克雷莫夫的《泊船“德宾特”号》，萧洛霍夫的《死敌》，高尔基的《一月九日》以及《契诃夫戏剧集》、《盖达尔选集》等等名著，对新中国的文学和青年读者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读着这些几乎影响了几代人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我们自然更不会忘记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勤劳动的翻译家曹靖华。
当然，这些作品的翻译与出版，与鲁迅和瞿秋白的支持、鼓励与帮助密不可分。曹靖华一向视鲁迅、瞿秋白为他的良师益友。在那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他们三人在共同的理想追求与并肩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单是《铁流》的翻译与出版，足见其一斑。那是1931年严寒的冬末，曹靖华在鲁迅先生的鼓励下，在列宁格勒翻译出了苏联文学名著《铁流》，寄回上海给鲁迅先生。先生看过后十分高兴，又交给了瞿秋白同志，并亲自约请秋白翻译了该书的长序。当时，俄罗斯、苏联的书都是国民党当局严禁严查的。几经交涉，几家书店老板们还是没有勇气冒这个政治风险，退了《铁流》。
铁骨铮铮的鲁迅，决定用“三闲书屋”的名义自费出版《铁流》。初版即印行1000册，很快售光！后来再版，却被当局粗暴没收，他们视《铁流》为“定时炸弹”，怕得要命，恨得要死。《铁流》的发行转入地下。瞿秋白为此曾写文章预言，他坚信中国革命的“铁流”将变成“铁洋的飓风”，成为全世界的“铁流”，这一天是为期不远了……《铁流》成为召唤人们勇敢进击、投入战斗的书。
还可作为鲁迅与曹靖华友谊见证的是，鲁迅先生一生写给友人大约三四千封信（收入书信集一千多封），而其中写给曹靖华的竟多达292封！先生在1936年10月19日逝世前两天，最后发出的一封信，也是写给曹靖华的。信中主要告知曹靖华，他的译作《苏联作家七人集》已发排，大约当月20日可见校样……曹靖华，一个光辉的名字，一个令人不能忘记的名字。
这是因为从60年代初起，这位年逾花甲的作家进入他创作新的高峰期。他陆续为读者奉献出了一组组情真意切的散文，抒发他对一生中所接触的伟人鲁迅、瞿秋白、周恩来、宋庆龄、董必武、邓颖超以及外国著名作家法捷耶夫、费定等等的真情。
同时他在粉碎“四人帮”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竟以耄耋之年，精神抖擞、意气昂扬地走遍祖国的广东、广西、福建、云南、四川、陕西的山山水水，还到了华北油田，还回了一次久别的故乡河南，他为祖国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涌现出的新人新事新气象引吭高歌，热情赞颂，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文情并茂的《洱海一枝春》的“云南抒情”一组三篇；《前沿风光无限好》的“福建抒情”一组两篇；《风物还是东兰好》的“广西抒情”一组三篇及先后出版的《花》、《春城飞花》、《飞花集》、《曹靖华散文选》等。
曹靖华，一个1897年8月11日诞生于豫西伏牛山中卢氏县的普通农家孩子，随着时代的风浪，19岁的他，满身“土气”从故乡万山丛中走出，走向开封，走向上海，走向北平，走向莫斯科，走向列宁格勒……走近鲁迅，走近瞿秋白，走近宋庆龄，走近周恩来，走近董必武……尽管他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获得了很高的荣誉，有很大的海内外影响，他的为人和为文却始终是亲切平易，朴实无华。这已成为他独特的风格。
任何一个同他交往过的人，无论老朋友、新朋友、小朋友，无论年长者、年轻人，无论有地位的没地位的，都会深深感到他是一律的平等待人，平易近人。
他惜时如金，嗜书如命，几乎是手不释卷。即使因病住医院，照样抓空看书写文章。1982年他因大腿骨折住进北京医院，竟也将医院的小餐桌利用起来，放满书报、杂志和稿纸。他的精神感动了护士、医生，只好默许了。
他生活极为简朴而简单。室内最为生辉的是董必武为他题写的条幅：.愿花常好月常圆，幻景于今现眼前。洁比水仙幽比菊，梅香暗动骨弥坚。
已见好花常在世，更期圆月照中天。谢庄作赋惟形象，愿否同名喻续篇。.
这是董必武收读曹培华散文集《花》之后书写的感言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