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楚地记得，1976年11月，正当举国庆贺打倒“四人帮”的胜利时，我又一次到了上海。当天晚上，我就去湖南路寻访黄宗英和赵丹，碰巧他们俩都在家，我们庆幸又相会了。他激动地谈起在十年浩劫中的种种遭难，那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老实说，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难以忍受的冲击。我觉得我也更了解他了。作为一个晚辈，我从他的身上汲取了不少有益的东西。谈着谈着，不觉夜已深，将近十二点钟的时候，他突然站起来，激动地说：“哎！不谈这些了。这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咱们该喝点酒庆贺庆贺啦！”他从柜子里取出了瓶儿啤酒，又让宗英拿来了几盘小菜，于是我们三人促膝对饮，共贺胜利。我发现他的情绪极度兴奋。他不无感慨地说：我的一生被浪费了不少时间。其中有十年半之久是在两个监狱里度过的——第一次：1940至1945年，当他还只是一个25岁青年演员时，由于向往苏联，想通过新疆前往苏联学习斯坦尼表演体系，便和好友王为一、朱今明、徐韬同行，长途跋涉赶往新疆，却被国民党盛世才当做“赤色分子”逮捕入狱。还是由于周总理的营救，他们才得以重见天日。这一次整整五年！第二次：1968至1973年，正是他艺术生命达到高峰的时候，又被“四人帮”投入监狱。这一次整整五年半！铁窗烈火，炼就了他一颗赤诚之心。他说，一定要把“四人帮”时损失的时光夺回来！这当儿，他又提起了《鲁迅传》，他多么希望这部片子能搬上银幕，在银幕上创造一个自己仰慕的鲁迅形象。对于他如此强烈的事业心，我深为感动。
这次，他还关心地问起我这几年的情况。我因不久前刚刚在胜利登上珠峰归来的中国登山队生活了将近一年，登山健儿的事迹记忆犹新，便向他叙说了一些。谁知，他非常感兴趣，仔细地听着，听着，他“砰”地站起身，说：“这要是搞一部电影该多好！瞧，我脑子里已经有了画面，镜头一开始，瞧！雪山，冰塔林，身着红色绿色黄色鸭绒衣的登山队员，攀登在白茫茫的崇山峻岭间……多美的画面哪！我来编导好不好？或者演一个角色？你回北京告诉一下登山队。”夜深了，我告辞了。握别时，他笑着提醒我，你们编的登山报告文学集出版后，别忘了寄我一本。我说：一定。
回到北京，我如约给他寄去了报告文学集《踏上世界之巅》，并将他有兴趣编导登山电影剧本之意转告了中国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同志。老史和登山队员们听了都很高兴，只是后来由于他有新的工作任务，未能如愿以偿。我们再度见面时，提起这件事，他连说：遗憾！遗憾！
这个再度见面的时间，是1978年的春天。当时，赵丹同志高兴地接受了拍片任务——在一部影片中扮演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他住在北影招待所。黄宗英同志也在。为了能够在银幕上再现总理的光辉形象，他用了多少心思，下了多少工夫啊！他详细地翻阅了有关资料，听总理的录音，学总理的语言、风度，回忆与思考以往同周总理的接触……试镜头期间，因为化妆需要，有一阵他不便吃饭，每天只能用蜡管吸食牛奶。他还剃了头，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我们去看他时，他房间的桌子上摆了几帧“总理”的照片，那相貌，那风度，生动逼真，引人注目，如若不是黄宗英从旁点破，我们都还信以为真呢！他的床头端端正正地悬挂着总理在病中拍摄的那张彩色照片。床上散放了一卷国画稿，打开一看，都是他的手笔。这可出乎我意料之外，阿丹还是个画家吗？！
是呀，阿丹还是个画家呢！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说，他早年曾是上海美专国画系的优秀生哩。著名画家潘天寿和黄宾虹都曾是他的指导老师，他与艺术的结缘还是从绘画开始的呢！
我和同去的南宁翻看着他的画。突然，四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吸引住我们。画面是用迥然不同的色彩点染出一年四季的不同景色，笔触清秀，充满生气。我们爱不释手，但又不好意思要。他看出了我们的心思说：想偷走？我们说：太喜欢了。他点点头。我们走时果真悄悄带走了。事后，黄宗英告诉我：你们走后，阿丹发现失盗。他没有生气，反而说，有人偷他的画，说明他的画还有点价值呢。他闻“盗”则喜。就在这一次，他要我们帮他注意收集总理的照片，他要仔细研究。我说，你见过总理那么多次，那么熟悉，还要照片干吗。他说，我要从各种场合、各种角度研究，这可不能有一点马虎！然而，过了不久，不知为什么，这个角色又不让他演了。
这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此时，这个一贯乐观的人竟落了泪。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怎么能因为一次打击而离开银幕呢！不久，他敦促黄宗英赶写《闻一多》剧本，他准备在剧中演闻一多。为此他又潜心阅读大量闻一多的著作，访问了闻一多的亲属和朋友。后来，据说由于形势关系，又被搁置起来。失望之下，他和黄宗英在这年冬天应邀到了柳州。他们住在柳州宾馆荔枝树下的三号楼。这正是1954年周总理来柳州视察工作时下榻的地方。
那天，柳州当地的同志引他们观赏柳江风光，赵丹被这里秀丽的景色所陶醉，觉得仿佛置身在山水画中。多美呵，大自然！多美呵，祖国壮丽的河山！导游同志告诉他们：当年周总理也十分欣赏柳江山水。总理说：让天下的画家都到这里来，画下祖国的锦绣河山。总理的话，使赵丹心情异常激动。回到宾馆他就拼命地作画、写字。短短一个月，竟留下了近二百幅字画，其中特意画了一幅《荔枝树下》。这是多么丰硕的成果！难怪他在临终时，喃喃自语说：柳州是他第二次艺术生命的新生之地。他多么怀念柳州荔枝树下的三号小红楼啊。10月7日，当他病危弥留之际，朋友在床头为他展示他的《荔枝树下》那幅画时，他看着看着落泪了。此刻，他一定想到了敬爱的总理，想到了难忘的柳州之行……熟悉赵丹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艺术家。他热切地盼望能在艺术实践的大海中畅游，不断探索，不断提高，不断创造。然而，他兴致勃勃准备参加拍的片子——《鲁迅传》、《闻一多》、《李白与杜甫》……却都相继告吹，他感到失望，痛苦，甚至愤懑！他曾发牢骚说：不能上银幕了，我要退出电影界！我干吗在那里白吃饭，对不起老百姓！
为了不虚度年华，不能演电影，他就自己找事干。作画写字之外，他指导中央实验话剧院排演了歌颂中日友谊的大型话剧《鉴真东渡》。1979年酷暑季节，他又挥汗完成了两本书稿：《地狱之门》和《银幕形象创造》。这是他一生表演艺术的结晶，也是他从事艺术生涯的回忆。本来他还计划要写自传呢！
尽管没有停止工作，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银幕！今年一月，我到上海出差，住在静安宾馆。有一天突然在楼道碰见他，我问他来看谁，他笑了，用河南腔说：李凖。然后又用嘴呶呶208号房间。我明白了，同他一起走进房间，只见李凖同志正在伏案写作。他俩很快热烈谈论起荆轲来，我这才明白，李凖正在赶写《荆轲传》的脚本。赵丹转身告诉我，是他特意把李凖请来为他写个本子的。他要我也听听。谈着，他情不自禁地跪在地毯上表演起来。此后，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来。来了，就和李凖讨论剧本，有时写字作画，常常是深夜才归去，我也就常常深夜陪送他。有次，我们漫步在夜深人静的常熟路上，他语重心长地说：你还年纪轻，又没有做过演员。你不理解一个在舞台上、银幕上干了半辈子的人，不能重上银幕，该是多么痛苦！这等于失业，等于成了废人。这是折磨和摧残。我真要放“炮”了！……他说着，有点失声了。
我感到震动，也感到不平。我真诚地劝慰了他。然而这一夜我再也没合眼，我难受极了。
第二天中午，在他的家。午饭毕，他又当着黄宗英和我的面认真地说：我还是想演李白呵！我喜欢李白的气质。说着，他就背诵李白的诗篇来。
又一天晚上，他回来晚了，一边脱大衣，一边说：“今天，我又放‘炮’了！”我问：阿丹究竟能不能演戏？都说，没有人说不能呵。我就开了一炮：那为什么不安排？难道等我老了，死了？——本来我去参加会之前想好了不发言的，我是实在憋不住了。”他说着笑了。我们大家也都笑了。这几年朋友们见他书画技巧纯熟，笔力精湛，夸奖他是一个能写能画、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却大不以为然。他也曾气愤地说：“不能演戏，我改行算了，画画去！”这话出自一位世界闻名的电影明星之口，该是含着多么深切的隐痛啊！
回到北京不久，突然又听说赵丹要和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合拍《没有下完的一盘棋》，是多么为他高兴呵！他终于盼来了这一天。赵丹，这个为观众十分熟悉、十分爱戴的著名演员，将又重上银幕，大显身手了，这也是千千万万观众所期望的呀。
谁能想到，正在这当儿，他不幸身染不治之症，一个健壮、顽强的硬朗朗的汉子竟被病魔撂倒了！命运啊，为什么这样冷酷无情！哪怕再有半年，让他把这最后一部影片拍出来；哪怕再有几天，让他倒在摄影机前……七月里，由于病情恶化，他被用担架抬上飞机，从上海转到北京医院。几天后，我们就赶到医院去探望。简直令人不能相信，那红光满面的容颜，憔悴了；那丰满的面庞，清瘦了；炯炯有神的眸子，黯淡了。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不由得声咽心碎，一时间说不出任何话来。他却神态安详地招呼我们靠近一些，好说说话。他反而安慰我们要宽心，说他做过手术就会好的。他还要演《没有下完的一盘棋》呀！
不久，我就出差去哈尔滨和沈阳了。一去一个多月，直到九月才返回北京。九月底的一天，黄宗英打来电话，说：阿丹病情不好，他说想你们了。当即，我就和王南宁同志到了医院。我们轻轻地敲开了病房门，走近他的身边。呀，他左边挂着输液瓶，刚刚输完液呢。他显得相当疲倦，整个身体也比先前更弱更消瘦了，只是神态仍是那样安详。看得出，他是同疾病在做着顽强的斗争。
他轻轻说了句：“欢迎。你们来我高兴。”就点头示意我们坐下。他问我们在忙什么？文艺界情况怎么样？我们回答了他。这时，我忽然发现墙壁上增添了一张画，这是阿丹所作《鳜鱼》画，荣宝斋刚刚给他制出的样品。只要他一抬眼，就可看到。这是一幅形象生动的好画。南宁热烈评论了这幅画，阿丹也一直睁大眼睛微笑看着它。霎时病房里气氛活跃起来。他说：你们讲点笑话吧！我想听。南宁讲着，引得他嘿嘿地笑，只是声音极为微弱。后来，他又和我们讨论了几篇小说，又谈到他的两本书。他很高兴上海、北京两家出版社为他及时赶印出了这两本书。他对书的装帧设计也很满意。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已经一个多小时了。我们该告辞了。临走，我们轻轻地抚摸着他的手，希望他多保重。他微微点了点头，落泪了。谁知，这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他临终前嘱咐亲人：不要为他举行任何正式的追悼会，不要花圈，不要放哀乐。他表示希望把自己的骨灰一半送往日本，葬在中国革命音乐家聂耳墓旁，一半撒在广西柳州柑桔树下。病危之时，说话已很困难，他还常常念叨着电影。他断断续续地提到《王昭君》，提到《没有下完的一盘棋》。他说：《没有下完的一盘棋》我不能拍了，愿中日友谊常青。
他遗言愿“天下都乐”。他说，人活着或者死了，都不要给别人增添忧愁。艺术家在任何时候应该给人以美以真以幸福。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啊！
啊，明星陨落！人民敬爱的艺术家赵丹同志与世长辞了。
他是带着微笑死去的。党和人民高度评价他，人民群众爱戴他。人亡艺存，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他又是怀着未了的遗愿死去的。他的愿望并不只是再拍上几部片子。他在临终前发表的文章中，向党和人民捧出了一颗赤诚的心。我们的艺术家想得更深更远啊！他没能看到的，希望在死后能成为现实，留给后人。
……此刻，夜已深，人已静，秋风习习，凉意袭人。我推开窗户，啊，只见太空里，月光皎洁，繁星满天。瞧，那星光灿烂的群星中，一颗熠熠闪亮的星，不正是刚刚欢聚天国的那一颗艺术明星么？
啊！是他，是他！一颗永远闪烁在人民心目中的明星，一颗不落的星！
1980年10月20日凌晨，脱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