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是甲子年最末一日的神圣时刻。再过几个小时，当午夜的钟声响过，我们迎来的将是一个更加明媚的早晨，更为灿烂的年月。
此刻，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下来，洒遍京城大地，铺满京郊四野。呵，一片茫茫闪光的银白世界，多么迷人，多么富有诗意！
风雪中，远处，近邻，声声繁密而响亮的爆竹，绿的焰、红的火，黄的烟，白的光，不时发出阵阵巨响，映出灿灿光亮，弥漫太空，染红了故都半边天。
多么热闹欢畅的北京除夕之夜啊！
然而此时，我心中却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惆怅之感，落月屋梁之思。我忽然想起古人的两句诗：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其实，我的家、我的孩子，都在北京，就在我的身边。我自然不会有游子思家的惆怅。我苦苦思念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几位朋友！
其中一个就是宗英。其实两天前的晚上，她还在北京，我们还通了很长一次电话。很快就是春节了，我满以为她肯定会在北京过年，因为这里有她的哥哥、弟弟、嫂嫂、弟妹，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大家准定欢迎她团聚一起，高高兴兴过个年。谁知，电话中，末了，她向我宣告：明天（腊月二十八日）中午她就要飞了！提早相互拜年。
我听了为之一愣，劝她留下来。她怎么也不肯。我又满以为那么她一定是回上海过年。不料，她说：哪里，我想念蛇口了，回蛇口！那里有我的事业！……回答是斩钉截铁的。自然毫无商量余地。
但是她也说了不回上海的原因之一，是由于最近几天，她忽然觉得阿丹回来了！这分明是幻觉，不是事实。也许由于年节将到倍思亲；也许由于她几年来四处奔走，过于疲劳了，一旦有个喘息，便会忆及往事；或许因为几天前她刚刚看过一部关于赵丹艺术生平的纪录片后所引起的绵绵思绪。使得她，一个坚强的女人，一颗已经逐渐平静下来的心，又掀起一阵波澜，所以她抑制不住地哭了！整整两天，她没有迈出房间半步；食不下咽，泣不成声。知悉这一情景，我的心极不平静！
我想起近几年她常常说起的一句玩笑话：我是没有家的。开始，我听到她这样讲的时候，从她的表情和语气，我理解是因为失去阿丹的伤感。自然不排斥这个因素。但是，久而久之，我发现这话不无道理，她讲的和做的言行一致。几年来，虽说她在上海有一个家，一幢漂亮的花园洋房，舒适的家，然而她却很少沾家，很少留恋大都市。她舍弃了一个“小家”，却一头撞进繁花似锦的大“家”。她几乎常年奔波在外面投身于火热的群众生活中。
如若我们稍为留意，就会发现，粉碎“四人帮”后的黄宗英，果真是精神焕发，意气昂扬，虽说已是一位年近花甲的女同志，却随时响应生活的召唤，投身于各条战线，采访写作，辛勤耕耘。短短几年中，她涉足于祖国的东南西北，踏遍祖国的千山万水。她先后到了陕西、广东、甘肃、福建、山西、湖北、南京、重庆、苏州、济南、柳州、南通、延安、北京、天津、四川、西藏等地。如今，她又“落户”到了深圳特区的蛇口。记得她刚到蛇口时，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深情地说：“如果我知道特区是这样的，我早就来了。繁华对我从来没什么吸引力，而艰辛总是使我一见钟情，又难以自拔……”她宣告她要在特区“扎”下去啦！这是1983年冬天的事。如今，她果然在特区“扎”下来了，而且还开创了新的事业。特区的人大概都已忘记她是作家黄宗英，而公认她这个名副其实的都乐文化娱乐公司的总经理。她自己当然不会忘记她既是经理又是作家的身份。她一再兴奋地说：“在特区，我看到了一种创业精神，我要写希望。”
也有人担心，她会不会由于当了经理，被卷入事务的漩涡，被拴住？而黄宗英明确表示：“拴住是好事。我从来不愿做生活的旁观者，而要做生活的参加者，搏击者。”她还深有所感地说：“以前，我写的《大雁情》、《桔》，直到《小木屋》等都是呼吁文学。虽然在读者中得到了广泛反响，我并不满意。我现在更想写的是在四化中比较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这些人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勇士，我是追踪勇士的脚步向前行。”
是呀，黄宗英，正是一位追踪勇士的脚步向前行的作家，一个马不停蹄，追赶生活浪花的人！这使我不由得回想起，在她57岁那年——1982年9月，我们和她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派出的第一个进藏的作家访问团，访问西藏高原那几十个日日夜夜的难忘情景。
去西藏！这是我久已向往的了。多年来由于我在一家文学刊物做编辑工作，又是专门担负着散文、报告文学的任务，因此除台湾省外，全国二十几个省市，我几乎跑遍了，唯独不曾到过西藏。我曾发誓：这辈子一定要去西藏。不到西藏心不甘。曾经有一次机会，即前几年中国登山队要进藏，准备攀登珠穆朗玛峰，登山队长史上春同志盛情邀我们去。我的几位担任记者工作的朋友都如愿以偿，快活地去了。而我，因当时手头有紧要工作任务，未能“得逞”，伤心极了。
想想看，现在真的能去西藏的机会到来了，我是多么兴奋激动！同样，我发现访问团的其他七位同志也和我一样的高兴！黄宗英更是喜出望外！正在这当儿，西藏自治区文联来了长途电话，告知中国作协：凡进藏的同志一律都要进行体检，如患有严重心脏病或高血压，不得进藏。因为西藏是高原地带，是世界屋脊，空气稀薄，供氧不足，上述两种病患者在西藏容易发病，甚至有生命危险。说实在的，我们真不愿意进行这种倒霉的检查，万一被“刷”下来了该多遗憾，而且还可能是终生遗憾。所以我们一切按既定方针在北京办理了入藏手续，没有检查身体。
可是由于北京没有直飞拉萨的班机，必须在西安中转，我们商定先走一站到西安去做体检，也许可以随机应变，蒙混过关。我们一行八人中，数老作家王若望年岁顶大，他65岁。其次就是领队黄宗英，57岁。年纪最轻的一位是王家斌，43岁。其余像郭蔚球、黎焕颐、饶阶巴桑、王燕生和我，均系四十来岁或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估计身体情况的问题不大吧。
当时，黄宗英还在日本，是去出席《没有下完的一盘棋》在东京的首映式。但是，她怕误了去西藏的日程，在东京，当日本首相刚刚接见完中国代表团，她就匆匆飞回北京，又匆匆赶到西安，和我们全体成员愉快地会合了。在西安，体检的结果，我们大都平安无事，唯独黄宗英心脏有些疑点，医生叮嘱她千万注意。她说：我皮实，没事儿。就这样进了西藏。
9月，正是西藏欢庆青稞丰收的季节，也是气候最美好的时节。9月4日，我们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在拉萨贡嘎机场时，便受到了自治区文联同志的热情欢迎。两位藏族女同胞向我们献了哈达——这是隆重的礼遇，顿时使我们感到格外激动，格外亲切。我们由机场又乘车沿着美丽的雅鲁藏布江，整整两个小时后才抵达自治区首府——拉萨市。避入市区时，老远，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我们兴奋得几乎要在车里跳起来。
哦，拉萨，啊，布达拉宫，几回回梦里梦见了你们，向往你们。今日相见，虽是头一回，却并不陌生。多么眼熟，多么亲切！
真巧！我们的驻地就在布达拉宫脚下的自治区第一招待所。这自然是主人的精心安排。盛情的主人好心劝告我们：先休息三天，适应后再活动。就是说头几天，要老老实实地睡几天觉，以便适应高山反应。这一点，我在离开北京时，曾志同志也告诫了我。她说不久前有几位老干部在西藏，头几天没注意休息，便开始活动，结果病倒了，送回北京了。所以我们都相约：睡它三天吧！实际上不睡也不行。按我平日的身体状况（无病，从不进医院门，连医疗证丢弃哪里也不知道），我想逞逞能，试着不休息就活动。于是我请负责接待我们的藏族小伙子格列，把他的自行车借我骑骑看。好在拉萨市区街道很宽，路上行人和车辆都很稀少，即使有个三长两短，也不至于发生什么事故。但是，格列和敏吉却一再叮咛我注意安全。我心想，我从北京来，北京是有名的自行车城，我在那里骑了二十多年自行车，还会在拉萨出事故吗？
不想，刚刚登上车，本来就够宽阔的街道，人又稀少，我却摇摇晃晃，扭扭歪歪地行进起来，感到头重脚轻，晕头晕脑，想蹬快也蹬不起来，腿上无力呀。真见鬼。没骑多远，只好“返航”，老老实实地躺到了床上。待开饭时，我们漫步在招待所的院子里，都说感觉头有点晕，脚有点轻，迈不开步子。可黄宗英乐呵呵地说：“我也头晕。不过，在北京，在上海，我也有头晕的时候，谁知现在是不是高山反应症，管它呢！明天，咱们就开始参观，先游览一下市容也好哇。”
于是第三天，我们跃跃欲试，便索性不睡了，爬起来上了八角街（拉萨老城的繁华区），并且参观了大昭寺。出乎意料，我们中间最年轻的王家斌，却是一躺三天，茶饭不思，还呕吐不止。王燕生也意外地病倒了。倒是王若望同志老当益壮，精神抖擞，没有大的反应。黄宗英呢，天天觉得头也晕，却闹不清是不是高山反应，也就没有老实休息。结果五天后，当我们在山南地区的穷结县境内参观藏王墓时，黄宗英突然脸色发青，头晕，呕吐不止，出现高山反应症。我们把她送进当地驻军医院，输液，休息。但当她在病床上知悉：第二天，我们大家要去55公里之外的沃卡电站参观时，她却躺不住了，一定要去！她埋怨自己干嘛跑到西藏来生病，千载难逢的机会，她多么想多看看西藏的新面貌呐。
将要陪同我们前往的当地同志劝她好好歇息，养好身体，并告诉她，沃卡电站规模不大，仅四台机组，是100来人的电厂，不能同内地比。但是它在西藏，在山南，就算得上像样的电站了，主要为山南地区供电，在促进当地工农业生产和改善群众生活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去沃卡，要渡过雅鲁藏布江，还要通过一段险峻的山间简易公路，因此他们更不主张她去。宗英急了，她说这些我都不怕，怕的就是你们好心不让我去。我去，一定去！我要看看西藏同胞自个儿建设起来的电站。
就这样，在她的坚持下，她带病同我们一道乘车上路了。在地处深山荒坳中的沃卡电站，她仔细看仔细询问，当听说西藏水源充足，但是没有煤，没有电，尤其迫切需要电力，而沃卡电站正是在汉藏同胞团结奋战下，四年胜利建成时，她为汉藏职工们团结奋斗的创业精神所感动。她动情地说：应该为沃卡电站工人谱写一首赞歌。根据她的提议，我们大伙去访问了电站工人家庭，直到傍晚，亲切的话儿还说不完，依依惜别。
9月12日，黄宗英和我们访问团的同志从山南返回拉萨后，一天也没有休息就又踏上了新的旅途。到纳木错去！—— 一个更为迷人的目标吸引着作家和诗人们，“纳木错”，就是藏语“天湖”的意思。它是世界上最高的咸水湖，因而蒙语称它为“腾格里海”，即“天池”之意。
关于纳木错，在藏族中流传许多神奇的传说：纳木错是位最美丽的神女，念青唐古拉（山）是一位英俊王子，他们遥遥相望，情丝缠绵。人们把纳木错比喻为一个神女，说明她的容貌必然俏丽迷人。然而这座世界上最高的湖泊所以使作家、诗人们向往、迷恋，不止是她的绝伦美貌，有意味的是，黄宗英和伙伴们将把它视为攀登创作高峰的一个象征。因为在此之前，还不曾有任何一位作家登上峰峦高处，走近她的身边，观瞻她那妩媚的姿容和旖旎的风光。
黄宗英，更是劲头十足，决心登攀上去！
纳木错，海拔4712米。要到达目的地，中途须翻越海拔5700米的拉根山口。5700米，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那是一座需要经受严峻的考验才能登上去的雪山高峰！看看眼前这样一支刚刚从书斋中、平原上走出来的书生队伍，敢不敢登攀？能不能翻越过去？这可使陪同的藏族同胞捏了一把汗。车子上倒是备有氧气袋，可大家谁也不愿用，挺一挺，也是一个锻炼。
汽车沿着弯弯曲曲陡峭的高山公路爬行似的进入拉根山谷。一路上受到风、雨、雷、电、雪和冰雹的袭击。九月的季节了，还必须穿上羊皮大衣呢。开始，路还平整，不久就变得又险又陡。路面常常被冰雪融化而成的拉根洞冲断。走到后来，山坡上连一根小树也看不到了。只见顶峰上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厚厚的雪，宛如朵朵白云游动在山巅。那景色是十分壮丽、十分迷人的。然而空气却愈来愈稀薄，呼吸渐渐困难。我们讲起话来都感到气短。好心的司机几次停下车，拿出氧气袋，问老同志王若望，问黄宗英，要不要吸点氧，补充一点氧气，他们都婉言谢绝了。黄宗英笑嘻嘻地说：“不用。吸氧还算什么英雄。我就是要检验一下身体，看看能不能攀登上去！我还要跑好多地方呢，爬很多山哩，写好多东西呢。”
车到顶峰后，司机停下来，有意让我们领略一下雪山风光。我们也早已憋不住了，欢呼着从汽车上跳了下来。谁知，个个都不约而同地感觉飘飘然如腾云驾雾！稍稍安定之后，环顾四周，啊，蓝天下，高耸云端的巨大雪峰，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发出耀眼的光芒。眼前一片辽阔的银色世界，使人顿时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格外开阔。我和黄宗英站在雪峰上，裹着皮大衣合影留念——这可真是一张宝贵的照片。我们为作家访问团第一个登上了5700米的高峰而骄傲，也为我们取得了“团体冠军”而自豪！
大概是过于兴奋了，我向同行的藏族女同胞敏吉挑战说：“来，咱们在这高峰上比赛一下跑步，看谁跑得快！”不料，跑了大约十来步，我的腿就迈不开了，气喘吁吁了。“缺氧！”司机发现了，赶忙劝阻我止步，说这样跑会出危险的。本来黄宗英也要和我比赛的，听司机这么一说，只好作罢。
我们的队伍中还有一位当雄县的副县长吴文春——他是东北人，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志愿进藏工作，已经整整16个年头了，并且和一位藏族女同胞结了婚，在草原上落了户。他曾在纳木错区工作过3年，所以对这一带的农牧业情况、风土人情都了如指掌，还讲得一口流利的藏语，开始我们还信以为他是当地藏族干部呢。由于职业的习惯，这个人物立即引起了黄宗英的注意。她暗示我和老吴坐到一辆车上去，多聊聊——说不定是个人物呢。
当我们的车队再度启动后，不久，车子拐出一个山谷时，老吴高兴地望着远方指给我们看：
纳木错！
啊，天池！神女！一汪湛蓝的湖水！一片浩瀚的高山之海！
我们没有料想到，纳木错如此辽阔，如此壮观，风光如此美丽！环绕湖水的岸畔是一片片地毯似的平整而青青的草地。我们一个个不由的倾倒在柔软的草坪上，观赏着、迷恋着这带有极大的神秘色彩的世界著名的高山之湖，直至黄昏时分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当晚，我们返回并歇息在海拔4700米的当雄县招待所。由于心情激奋，难以入梦，草原又是歌舞之乡，我们便也点着蜡烛唱起歌，跳起舞。宗英和我们同欢唱，共歌舞。不过，跳着跳着上气不接下气，无法起步了。毕竟这儿是高山地带呀。宗英和我们便提着灯摸到了吴文春家，进行了一次难忘的夜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