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黄宗英轰动一时的报告文学《小木屋》，更是一部离奇曲折的长长的故事呢。《小木屋》发表于1983年。两年后据此拍摄的电视专题片《小木屋》获国际奖。《小木屋》写的是女生态学家徐凤翔多年来在西藏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地区进行科学研究的感人事迹。让我们先引用一段黄宗英在《小木屋》的开篇中所说：“1982年9月初，我随中国作家协会参观访问团，来到了西藏。我躲过了体格检查。好家伙，一体检，我们团12名团员去掉仨。在西安，友人张医生为我量了血压—— 一切正常。行啦呗！就这样，我们便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黄宗英曾先后进藏三次。这里，她说的便是第一次进藏。这也是中国作协派往西藏的第一个作家访问团呢。她是团长，我是秘书长。成员中有上海诗人黎焕颐，作家王若望，北京诗人王燕生，江西诗人郭蔚球，天津作家王家斌，云南藏族诗人饶阶巴桑。我们在西藏跋山涉水，走草原，登高山，访问牧民，参观访问了拉萨、日喀则，羊八井和水电站等近一个月，每个人都收获多多。可就在访问结束，我们好不容易拿到了返程的飞机票时，临行前一天，黄宗英却突然“变卦”，说她不走了，要退票！大家都十分意外。岂不知为办回程票，已经托了多少人，（因为当时西藏飞北京、成都的航班有限）折腾了好些日子，这，她也清楚。怎么说不走就不走了，何况她还是团长，是何缘故呢？在大家伙强烈追问下她也急了，才“坦白”说：三年前她在成都参加一个科学会议时，偶然听到一位女科学家的发言，讲述了她多年克服重重困难，在西藏林区考察和进行科研的事迹，大大吸引了她。她们相约期望今后能在西藏相见。这时，她兴奋地说：太巧了！昨天下午她在招待所院里意外地碰见了徐凤翔，她正要进林区，所以我要跟她去。所以我不走了。
恰巧在头两天，拉萨新华社一位朋友邀我们去他家做客，他可是“老西藏”了。言谈间，他无意中说起原始森林里许多常常会遇到的野生动物偷袭和伤人的恐怖故事，如毒蜂恶意蜇人，蟒蛇缠人，大狗熊从后背拍打和咬伤人……黄宗英也在场，不想，她却竟然要去冒险！大家再三劝她，还是一块回北京吧，以后有机会再来。谁知，她一急眼，和我“吵”起来！她不无激动地说：“周明，咱们是老朋友了，你难道这点事都不理解我，支持我？！”
要进林区，她坚定不移，我们只好让步。第二天清早我们要乘早班飞机离开拉萨，头天晚上已和她告别，请她不必再送行了。不料，她又早早起身跑到院子里为我们送别。汽车发动时，她突然塞给我几封信，悄声说：“你帮带到北京后付邮，路上不许看！”什么保密的信，不许看？我见信封上的收信人都是她哥哥、弟弟、孩子们，还有上海她单位领导，便产生好奇心，想偷看。但我还是克制了自己，怕犯法。飞机将从成都中转北京，所以，在成都要住一夜。晚上，我将我的疑惑告诉了几个“顽皮”的伙伴，他们也产生好奇心，说：咱们就犯一次错误吧，反正她也没封口，打开一封看看是啥内容？天哪，全是安排“后事”的遗书。比方其中，她写给大哥黄宗江的信中说：..亲爱的大哥：
您好！我跟随植物学家徐凤翔到西藏林区采访去了，那里人烟稀少，有蛇，还有熊瞎子。听说熊瞎子在人面前一挥掌，人的脖子就断了。可我写报告文学必须采访，我进林区了，万一出了事，请您有个思想准备。
小妹：宗英.
她是告诉家人，她要去遥远的原始森林区，那里有很多危险存在，万一她出事儿回不来了……这次，她跟徐凤翔进林区时间较长。经过一段时间和徐风翔朝朝暮暮的相处以及密密森林里的生活体验，她在西藏波密写出《小木屋》的草稿，次年三月在上海修改定稿。由于林区无联络工具，我和朋友们在北京牵肠挂肚，生怕有什么意外。经打听电报可以通，但邮政所并不密集，好远距离才会有一家。问明了西藏邮电局后，我发去一封电报，是请林芝县一个邮电所设法转交她的。我的电文是：“宗英，你现在哪里？请速电告《人民文学》周明。”对方却阴差阳错地误译成：“宗英，你死在哪里？”嗨呀，这一字之差，却千差万差，人命关天了。
黄宗英事后告诉我，当时，好些天费尽周折收到我的电报时，她毛骨悚然，她想：这个周明，怎么在北京诅咒我？！我活的好好的呀。这封天大误会的电报她收藏起带回了北京，我仔细端详许久，忍俊不禁。估计可能由于“现”字和“死”字太相近似，当地译电员误译，就闹出这个叫人哭笑不得的笑话来。
1994年春天黄宗英以年近70岁的高龄第三次勇敢进藏。这一次她是随同徐凤翔教授去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考察生态环境。亲友们都纷纷劝阻她，怕她吃不消，也怕她发生意外，她却依然坚定不移。因为她的耳畔时常有着小木屋召唤的声音。她渴望能将八、九年前拍摄的电视片《小木屋》的故事续写下去。进藏前她给徐凤翔的信中说：“我的朋友几乎都反对我再进藏，倒是冯老（即老伴冯亦代）从头到现在一直支持我。”不过冯老虽然支持，黄宗英出发前他们还是虔诚地一同拜了香。这香不是拜给哪个神灵，而是向宗英的前夫赵丹、冯亦代的亡妻安娜各上了一炷祝愿的香火。临行前冯老深情地嘱咐她：“你这趟出去，千万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七十岁的老人了。”黄宗英则说：“我不怕苦，写报告文学吃苦习惯了。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
这次，黄宗英像往常进藏一样，每次总有新的体验，新的感受，新的收获，总有非写不可的澎湃激情。
她的这种激情，这种精神一直延续下来。尽管目前住院治疗，她依然关注社会生活，思考生活。因而才有“新民晚报”上不断发表的美文华章。而她却谦虚地说：“我只不过是用笔向社会说话。”
春节那天，我临别时，她突然说：“等等，你把会费带回去，帮我交给中国作协，这是会员的应尽义务。”说着，她让照料她生活的小琴从病房床头柜里取出一百元人民币。回北京后，我交付中国作协创联部，大家都为之感动。一个老作家在住院呢，还想到自己要交会费的义务。同时，她又取出一张印有她多幅精美剧照和生活照的一帧贺卡，用毛笔工整地签上名，并写了一句：插柳不叫春知道。
“插柳不叫春知道”，这是黄宗英此时的心境，其实也是她的自况。一位埋头创作的作家，只专注于笔下的文字，是不计较文坛“气候”的。而正是她和一批作家朋友们倾心的创作，为文学春天的繁荣做出了贡献。三十多年来，黄宗英以不断创新的作品，为时代记录着前进的脚步。而今，年过八旬，她依然精神矍铄，以青春的情怀抒写着我们伟大祖国奋力前进的兴旺图景。真是：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确信，她今后会不断有更多更新的优美篇章面世。
今年春节我因没去上海，用电话给她拜年。谁知，她病倒了，发高烧，卧床不起，不能接电话，我请照料她的小琴代为致意。过了几天，我又打电话过去，这回，她本人接了电话，而且说，身体有好转，我感到欣慰。我问她过节了，你最想吃点什么？她说，什么都不想吃。我又问她，那水果呢，你最喜欢吃什么？她想了想，用微弱的声音说：猕猴桃。我笑了，说：我家乡陕西周至县就产猕猴桃，是全国猕猴桃之乡呢。她笑了说你问这有啥用，你又不在上海。我告诉她，我侄子周伯勉和他爱人杨骊在上海工作，他们一个是上海平安保险公司的副老总，一个任职上海荷兰银行，我将委托他们去看望您。于是我要我侄子买上猕猴桃去医院拜望宗英。他们两个年轻人，很有心意，在上海市场没有找到我家乡出产的猕猴桃，于是特意去买了一箱新西兰产的上好猕猴桃，去医院看望了黄宗英。当宗英得知我侄子伯勉在平安公司工作时，她马上说：那你帮我给我小阿姨（小琴）办个保险好不好？她跟我14个年头了，做得很好。你看，她病了，却还想着别人，想着小阿姨。真是，好人黄宗英哪！好作家！
2011年春节冬雪夜.
前年我见王洛宾
一代音乐大师王洛宾溘然长逝，令海内外热爱他和他的歌的人感到无限悲痛和深深惋惜。
前年的冬天，他在北京还说：我要活一百岁，我还有许多歌子没写，我还要完成六场歌剧《阿曼古丽》的创作，我还要教许多学生，我还有许多事没做……1994年11月我第一次见到他和认识他—— 一位带着青春活力与孩子般天真的老人王洛宾。那次是他随新疆军区歌舞团在京首演大型歌舞诗晚会《在那遥远的地方》而来。因为这台节目的主办单位是我的家乡陕西大合实业集团公司。而公司的老总乔连学、孙海龙及米鹤莹，还有歌舞团的政委黄永军又都是我的老乡和朋友，因此我参与了他们演出的一些活动，有较多机会接触王洛宾、了解王洛宾。当然，这之前只知道他的名字，熟悉他的歌喜欢他的歌。
其实，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歌唱《半个月亮爬上来》，越来越多的人在迷恋《达坂城的姑娘》《掀起你的盖头来》；更有许许多多家乡的中国人、外国人日思梦想在神往《在那遥远的地方》。
可过去，不！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喜欢这些歌，传唱这些歌，而它的采集者、整理者、改编者、译配者究竟是谁，并不知道。有的歌曲印行时署的还是“佚名”。然而毕竟沙漠埋不了黄金，一个将毕生的心血和情感浸注于西部民歌的王洛宾，直到他的晚年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得到社会的承认，终于迎来了他最后的辉煌。他出版了自己的歌曲集。在上海、北京、深圳举办了音乐会。还远渡重洋到美国，还有新加坡、台湾举行精彩的演唱会。美国人用其美金札成花环献给他。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走到之处都受到歌迷们的热情包围和欢迎。他荣幸地成为中国金唱片的获得者。他的音乐成了世界音乐宝藏的瑰宝。他因此而感到幸福、自豪。作为一个中国音乐家，曾经有国外的朋友劝他移居外国去，安度晚年。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国家。我的艺术土壤在祖国。我的根在新疆。我不会离开这块土地。
早年的王洛宾，在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学的是西洋音乐，毕业后准备去法国留学的。可1938年的一次旅行改变了他的一生。在河西走廊一位名叫“五朵梅”的车马店女老板一曲如泣如诉的“花儿”吸引了他，激动了他。他忽然醒悟：流传于民间的西北各族的民歌是具有多么丰富的韵味和魅力啊，最美的旋律，最美的诗，最美的歌在大西北哪！
从此，王洛宾便一头扎进西北高原的黄土地。献身西北，献身西北民歌，结下半个多世纪不解的姻缘、情缘。他常常不辞劳苦地深入到民族地区的最底层采风，与农牧区的少数民族同胞结下深厚的情谊。从1938年搜集、整理《达坂城》起，将近60年的漫漫岁月里，他采集、整理、改编、译配、创作了300余首民歌。他说，我搜集、整理民歌，是为了能让人民从音乐中得到鼓舞与欢乐。他的一生，离不开歌。歌既是他的事业，又是他的生命。他一生都生活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他用尽毕生的心血传播民歌《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罕》、《半个月亮爬上来》、《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玛依拉》、《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一首首洋溢着黄土地充满山野意趣的西部民歌曾经伴随过几代人的青春岁月，温暖着无数人的年少记忆。这些歌在国内外广为流传。
有位诗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王洛宾的歌。因此国外传媒称誉他为“中国西部歌王”、“民歌之父”等等，他一概淡然处之。他最喜欢的一个头衔是，一位新加坡老太太所赞誉他的“传歌者”称谓，而拒绝“歌王”的桂冠，这正是王洛宾的境界。
他虽然饱经沧桑，历尽坎坷，然而对于一生执著追求和献身的音乐事业，却无怨无悔，义无反顾。他给人间留下了最美的歌！这些歌将会历久弥新、永世流传。
令我深为感动的是，在他生命垂危之际，他反复说的话就是他还有一部六幕歌剧才写了一场半，没有完成。他甚至渴望如若多给他十天的生命，他就可以完成这个剧本了。
这个剧本的事，也是前年我们认识后他曾对我谈起过剧本的构思，可惜没有完成。
王洛宾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我相信他那用生命谱成的歌，他那已经流传了半个世纪的歌，将永远回荡在人们的心间！
1996年寒冬腊月，追记.
那个秋天的夜晚
天近黄昏时，我穿过北京东城灯市口走进富强胡同胡耀邦同志家。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看得出，当年这座院落一定是富丽的王府，如今却已陈旧、朴素，失去往日的豪华。恰好耀邦同志在家。他正半仰卧在一架旧躺椅上看电视，荧屏上映出的是“各地航讯”。他十分聚精会神地在观看，见我到来，只点点头说：有事吗？你先自己喝茶，那是今年清明的新茶噢。我见躺椅旁一座小木凳上放着一只泡茶的搪瓷杯，这瓷杯是京棉一厂的先进生产者的奖品，上面的瓷皮已斑斑剥落，字迹也模糊不清了，显然，这是他的夫人李昭同志曾经所在工厂的奖杯。
瞧，你看耀邦同志的家里，电视机是老式的，躺椅、板凳是旧的，茶杯也是过时的，房间里的陈设也都是旧而又旧的家具，唯独书架的书多！耀邦同志勤于读书、博学多识这是人们都知晓的。可他的生活如此简朴是我未曾料到的。
我来，是为了向他直接汇报和请示关于《人民文学》杂志当时发表的一篇有影响却有争议的报告文学作品的事。因为这篇作品触及了时弊，当然也就涉及了某些人，而某些人将此事告到了耀邦同志处。耀邦同志对人对事，一向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耀邦同志需要了解全面情况，而我恰好是这篇作品的责任编辑，又认识耀邦同志，有责任说明事实。
同耀邦同志见面和谈话，尽管他是身居高位的领导人，你却会感到气氛轻松，无拘无束，亲切而自然。你说得对的，他会表示赞成，不对的，他会纠正你。他真真是襟怀坦白，旗帜鲜明。我向他讲述了这篇作品发表的前前后后及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之后，他不断点头表示知道了情况。
这时，我发现他的书桌上就放着刊有这篇作品的那本《人民文学》。难怪我在向他谈及作品中某些人物和情节时，他都明白。他那么忙，又在管理国家的许多大事，却还如此关注一本文学刊物的一篇文学作品，令我深深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