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是我在M＆A的同事。他比我晚一年进公司，和我同在一个Bullpen，比邻而坐。
第一次见面，并没感觉Sam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是一个有着淡淡黄发，浓重的南方口音，个子不高，还戴着眼镜的再普通不过的美国男孩。
直到培训结束，正式上班的第一天，我才突然发现Sam的办公电话丁零丁零响个不停。来电的人一会儿是M＆A负责人，一会儿是老资历的董事总经理。一个新来乍到的“小萝卜头”竟然让如此众多的大人物青睐，其中一定别有原委。不过，那时的我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正在进行的项目上，对Sam，我顾不得多想。
第二天，Sam的电话终于安静了，办公桌上的传呼机却又嗡嗡地震个不停。
Sam皱着眉头，一边回电，一边对我抱怨：“This fucking number has been paging me all day long（这个×××号码已经呼了我一天了）”
尽管相邻而坐才只有一天多，对Sam的口头禅我却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个一口一句“Yes Sir”、语气像极了军队里的士兵对待长官的男孩，现在却又满嘴跑着F词语，什么样的人才会有如此独特的语言习惯？我心里又多了一份好奇。
伴随着一句“Yes Madam”，Sam挂了电话。他转过身，疑惑地看着我：“Who is fucking Joe Perella？（谁是×××Joe Perella？）”
不会吧！连Perella的大名Sam都不知道吗？
1992年加入摩根斯坦利的Perella不仅是公司最高层的管理人员之一，还是华尔街的传奇人物。7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第一波士顿做M＆A，80年代中和同事一起创立了Wasserstein Perella ＆ Co，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收购兼并浪潮中教父一级的人物。我在纽约工作时，他是投资银行部的主管。
我颇费口舌地给Sam上了几分钟的速成课，Sam恍然大悟，连连道谢，最后，才淡淡地加了一句：“他秘书说后天他想请我吃午饭。”
什么？大名鼎鼎的Perella想“请”Sam吃饭？
“Perella可能认识我父亲……”Sam慢吞吞地解释。
原来，Sam的父亲是时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还是克林顿总统如影随形的好朋友。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就已经在摩根斯坦利工作，并且遇到了Sam的母亲，摩根斯坦利最早一批女性专业人士之一。后来，他独立创办了一家小型投资银行，开幕剪彩的嘉宾就是当年还在咿呀学语的Sam。80年代后期，他一心从政，索性将公司全部出售，并一步步走近了民主党的权力核心。
拥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就难怪头头脑脑的大人物们都纷纷致电Sam，问寒问暖。
比Sam显赫的父亲让我印象更深的是Sam的态度。无论是第一次提到父母的背景，还是日后不经意间，说起他们一家人常在白宫里陪克林顿看电影，又或者是他母亲拥有这样那样的企业，还在许多公司的董事会里占有席位，Sam永远都不卑不亢，气定神闲，不会遮遮掩掩小心回避，也不会高高在上大肆炫耀。
1998年，克林顿访问中国，Sam的父亲也是随行人员之一。听Sam说，刚到第一个城市西安，总统一行人就被关在某个大厦的电梯里，长达几分钟的时间，一动不动。Sam的父亲也在其中。以为是蓄意袭击，保安都要采取措施了，电梯却突然继续下降。这时，大家才意识到是虚惊一场，电梯出现的不过是机械故障。
类似的“内部消息”，Sam时常和我谈起。而他脸上的那种淡定，总会让人觉得无论他父亲是美国总统还是出租司机，大概都不会有所改变。
一天早上，我刚走进办公室，Sam就兴奋地说：“子墨，今天可是个大日子，咱们都应该休息一天，好好庆祝！”
“什么大日子啊？”我满头雾水，从Sam的生日到他父母的结婚周年，甚至连克林顿的生日都说到了，猜了七八次却始终没猜中谜底。
Sam指了指角落里的高尔夫推杆，说：“今天是美国公开赛啊！”
那两天，M＆A内部会议室里的电视一直锁定在美国公开赛。许多同事工作时都有点儿心不在焉，出来进去总愿意从会议室绕行，顺便看一眼比赛的进展。
Sam说，从5岁第一次拿起高尔夫球杆，一直到高中毕业，十几年中，他没有下场练球的日子不超过10天。从儿童到少年到青年组，他夺得了奖杯无数。其中，我能记得的只有他高中时拿到过的北卡罗来纳州青年组冠军。
大概是多年练球产生了逆反心理，自从迈进大学门槛，Sam再也不愿意碰球杆了。直到毕业来到摩根斯坦利，Sam才又把高尔夫当成业余爱好，重新挥杆下场，并且发现自己风采不减当年。因此，Sam也成为了部门里许多董事总经理最亲密的球友。
曾经不止一次，Sam要教我打球，说公共球场里的教练要60美元一小时，他愿意免费授课，我居然还不领情。情，其实我早已经心领了，只是很遗憾，那时的我以为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辜负了Sam的一腔热诚，也错失了如此良机。
在摩根斯坦利，不乏像Sam一样背景显赫、家庭富有的分析员。这其中，有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董事长的女儿，有KKR创始人的千金，有美国最大的汽车运输公司的继承人，还有印尼最大一家商业银行老板的儿子……他们不需要为这份薪水而工作，更没必要选择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但是，他们却和我们一样，将摩根斯坦利的经历看做是最好的历练，并因此而兢兢业业。
在工作上，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不仅要熬夜赶工，还要忍受个别副总裁莫名其妙的无理要求。即便是年终鉴定和分红的等级，他们也和我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用同样的标准接受着公正的评判。
像Sam，他的勤奋努力就有口皆碑。
记得1997年的感恩节假期，同事们早已经纷纷飞回家与亲人团聚。周三下午，办公室里显出一片少有的冷清。35层还在留守工作的只剩下四五个人，其中有我，也有Sam。我订了傍晚5点的轿车，准备去我哥在新泽西的家里过节。临走时，面色苍白、双眼通红的Sam和我互道节日快乐后，便又回到电脑前，继续专心致志地做他的财务模型。
然而，就在我走后不久，Sam居然昏倒在办公室里，被救护车送往医院。诊断结果显示：Sam的脑子里长了肿瘤。
截止到周三那天，Sam已经连续作战三天两夜了。他的手术结束后，我去医院看他，才得知他早已经感觉不适，只是繁重的工作让他顾不得多想自己的身体，反而满脑子都是如何才能把那家出版公司卖掉。
两个多月后，Sam病愈重回公司。M＆A所有的分析员都暂时放下了手中忙碌的工作，聚在楼下的泰国餐馆，和Sam一起吃饭庆祝。Sam以他自己的敬业，而不是他的家庭，赢得了我们的尊重和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