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小学时，我喜欢这样介绍自己：“我是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虽然年纪小，说起春秋战国的这三个“子”，我的口气却不小，因为我知道，爸妈给我的名字足够让我有底气。不然，从小到大，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对它感兴趣！
到了美国，很多中国同学都用了英文名，我却一直用着汉语拼音，Zimo。好在这四个字母发音简单，美国人不费吹灰之力，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叫出来，根本不用像说绕口令一般，和舌头较什么劲。
其实，名字不过是个符号，英文名字既方便又实用，而且我也并非上纲上线，觉得只有坚持中文名，自己才算是中国人。只不过，一直以来，对“子墨”这两个字，我始终恋恋不舍。
按照孔、孟、颜、曾合用的家谱，我是繁字辈。就像孔繁森那样，如果严格遵循家谱，我该叫曾繁墨。家谱里，繁字辈上面是庆字辈。像我爸，名字就是曾庆瑞。
几年前，一位素不相识的台湾商人托了无数个人，拐了无数道弯，说是对我爸仰慕已久，非得请我爸吃饭。我爸不明缘由，心想无功不受禄，怎么能随随便便让个陌生人请吃饭？于是多次邀请，多次推辞，终于有一天，我爸被对方的诚意所打动，欣然赴约。
晚饭安排在贵宾楼。一进门，我爸便被奉为上座。鱼翅、鲍鱼……什么菜贵，对方早就点下了什么。
半瓶酒下肚，台商终于打开天窗说亮话：“曾兄，今天您能够光临，小弟我真是三生有幸。其实呢，我是想在大陆拓展一下业务，日后还需要您鼎立相助！”
我爸莫名其妙，说：“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老师，生意上的事情我哪里懂？我恐怕帮不上您什么忙啊！”
台商继续客套：“您太谦虚了！您不懂生意也没关系，您看您弟弟能不能帮我介绍些人脉，打开些门路？”
我爸更加奇怪了：“我弟弟也是大学老师啊！”
台商越来越客气，也越来越委婉：“我是说您另一个弟弟啊！虽然在国家担任这么高的职务，但是您做兄长的话，他肯定还是要听的吧？”
都是名字惹的祸！原来，台商是错把某位国家领导人和我爸当一家人了！估计他根本就不知道，曾家庆字辈名字相似的人有成千上万呢！
我爸当即否认，连连摇头又摆手。然而，这种事情，越是否认，对方越会当真，以为我爸是保持低调，故意隐瞒真相呢！
大家都说，名字很重要，因为它会伴随你的一生，但我得到现在这个名字时，却已经六岁多了。之前，我用的是单名“虹”。
那时，我姐叫曾东，我哥叫曾方，我们三个合起来就是“东方虹”。
每次，收音机里响起“东方红太阳升”的熟悉旋律，我都会用稚嫩的声音，半是自豪、半是炫耀地对小朋友说：“看，又放我们家名字的音乐了！”小朋友们望着我的目光，立刻变得又羡慕，又嫉妒，仿佛我们家的本事特别大，连电台的叔叔阿姨都会听我们的话。
可是，同样的音乐，同样的名字，对爸妈提起，他们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明是他们的杰作，但响亮而又时髦的这三个名字，爸妈似乎并没放在心上。
这是因为什么，年幼的我并不懂得，也从未想去问过。
直到1979年夏天，一天，爸妈把我们三人叫到一起，说要为我们改名字。我姐和我哥改回“子犁”、“子剑”，我的新名字则叫做“子墨”。
面对爸妈的语重心长，姐姐哥哥懂事地频频点头。只有我，傻傻地，不太明白发生了什么。
从记事起，我就只知道“东方虹”，姐姐和哥哥怎么还有过其他名字？而“子墨”，这么多笔画的两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改名字啊？以后我在幼儿园的小朋友找不到我了，怎么办！”我缠着爸妈问。
“长大了，你就会懂了！”爸妈的回答，意味深长。
的确，真正体会这三个名字里饱含的辛酸和无奈，是在我长大成年后。但当时，还只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却耳濡目染，很快就对名字的故事倒背如流了。
故事是这样的：
1961年夏天，在我姐出生前夕，爸妈观看了北京人艺的话剧《胆剑篇》。剧中讲述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春秋末年，吴王夫差侵略越国，越王勾践兵败会稽。作为战俘，勾践侍吴三年。期满归国后，勾践卧薪尝胆，时刻不忘亡国的奇耻大辱。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越国国富民强，最终战胜了吴国，夫差自刎而死。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正处于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偏偏前苏联又撤走了专家，天灾人祸让中国人陷入了困境。曹禺、梅阡和于是之等人以这段世代相传、光照千秋的故事为蓝本，执笔了话剧《胆剑篇》，取的就是卧薪尝胆的命意，旨在励志。
《胆剑篇》中，勾践重归故土时，一个名为苦成老人的庶民向他报告，说自己的儿媳刚刚生下一对双胞胎，恳请越王为婴儿命名。勾践当即赐名：“一个叫子犁，一个叫子剑！”
“子犁”，寓意倚重犁耕，发展农业，繁荣经济，以求国富。“子剑”，寓意借助剑兵，壮大武力，建设国防，以求民强。《胆剑篇》里设计“子犁”和“子剑”的故事，就是为了激励国人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身处彼时彼地，我爸妈那一代年轻的知识分子深受感染。他们立即提笔，给时任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先生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未出世的孩子，无论男女，老大就叫“子犁”，老二就叫“子剑”。
很快，爸妈收到了曹禺的亲笔信，说他衷心祝福就要出生的子犁和未来的子剑健康成长。随信，曹禺还附上了北京人艺剧场里位置最好的两张票，请爸妈再去看一遍《胆剑篇》。
1961年年底，我姐来到人世。两年后，我哥也出生了。然而，“子犁”和“子剑”的名字却只伴随了他们几年的时间，因为，1966年的初夏时节，“文革”浩劫降临了。
那时，我妈在人大中文系教书。红卫兵来抄家时，曹禺的来信成为了罪证。第二天，校园里就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曹赵呼唤，反攻大陆》。红卫兵说，那封信是我妈和曹禺梦想跑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卧薪尝胆，反攻大陆！
被打成里通外国的特务后，我妈的身心备受摧残。批斗，罚跪，私设公堂，剃阴阳头……在那样的时局里，爸妈不得不违心地更改了户口。不过，我爸却坚持说，就算要叫东方红，东方的一道彩虹也比东方的红太阳要多些诗意，多些浪漫。
“文革”劫难，“东方虹”的名字陪伴我家度过了十几年。直到噩梦醒来，拖到1979年，平反政策终于落实到了我们家。于是，我们这个五口之家的“百事待举”也从恢复原名开始了。而我，更是有幸得到了子墨这个新名字。
爸妈说，“子犁”和“子剑”都是物质文明的标记，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定还要有精神文化。所以，“子墨”，取文房四宝之“墨”，“曾子墨”，则取春秋战国之曾子、孔子、墨子，这样的名字，应该能够标举我们的精神文化了。
“文革”结束后不久，在纪念田汉诞辰8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我妈见到了曹禺先生。和老人家交谈时，她提起了这段名字的往事。老人家想了想，说他记得这事，还恳切地要我妈转达他对子犁、子剑和子墨的祝福。随后，当我妈告辞离开时，老人家又叫住我妈，深情地说：“告诉孩子们，读书做事，也需要卧薪尝胆的精神。”
后来，我渐渐长大了，终于明白我们这三个名字所折射出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段曲折的心路历程。所以，对自己的名字，我格外喜爱，也格外珍惜，并且一直将她视为父母送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