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那种图文并茂的教学方法，极大地开发了我们的右脑潜能，使我们空间想象力大增。我学会了冥想。每当我读书或听别人讲他们的故事时，我眼前就会出现一幅幅图画。所以我在讲座或作报告时，从不拿稿。心中一幅幅画面会自然冒出来，形象而轻松，二三个小时的讲座一气呵成。这一切都要感谢小学生活，让我快乐地学习，右脑得到了开发。让我的右脑五感得以自由转换，这是一种内心自由的体验。
第二大财富：爱心
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张老师给我们讲《海边青松》这一课，讲的是英雄安业民爱国爱民的故事。我非常感动，放学后便和同年级的两位女同学尹泽华、库宗华一起，秘密成立了一个做好事的小组——“安业民工作组”。我们三人在我家里一起制作了专用印章和证件。印章上刻着大海和展翅高飞的海燕，证件上贴着个人照片，还模仿户口本在背面写下了“不得遗失、不得转让”的字样。我们还把《安业民炮兵之歌》定为工作小组的组歌，并且要求自己不但要做合格的少先队员，还要有解放军的作风。我们设计了两本《红领巾日记》，一本用来记录我们做的每一件好事，一本寄给了福建前线“安业民炮班”的解放军叔叔，并且和他们约定写满后要相互交换。和日记本一起寄去的还有一条红领巾，上面有我们亲手绣的四个字“保卫祖国”，以及一把在天安门广场上采集的花种。这些礼物带着我们三个女孩儿的心愿和决心，一起飞向了遥远的军营。
天天做好事也是很不容易的。开始时，我每天都在想：“谁需要我的帮助呢？”渐渐地，我做得越多发现得也越多。哪个同学心情不好，我会悄悄地塞给他（她）一张纸条，送出一句鼓励的话；学校女厕所盖茅坑的木盖坏了，我们3个人就在放学后把它修好；到军事博物馆参观，我会默默地擦去玻璃展柜上的灰尘；在新华书店，我会自觉地整理放乱的图书……每当做完这些事，我都能感受到助人的快乐。
我们记满一本《红领巾日记》后，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寄给福建“安业民炮班”的解放军叔叔。不久之后，我们收到了解放军叔叔们的来信和他们记的一本《红领巾日记》。那一刻，我们欢呼雀跃，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做好事的积极性也更高了。渐渐地，做好事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安业民工作组”后来发展到32人。每次有新成员加入，我们都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庄严宣誓。一次安业民的战友徐弟鸪叔叔悄悄地观看了我们的宣誓仪式，郑重地说：“这是一件好事，但要让大队辅导员知道，在少先队领导下进行。”我们立即跑回学校，找到大队辅导员康文信，一五一十地讲了我们的秘密。没想到，康辅导员听了笑眯眯地说：“你们做了那么多好事，以为没人知道，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相信我，把这个秘密告诉我。”当时我们好感动啊，觉得康辅导员不愧是全国优秀的辅导员，后来他一直帮我们保守着秘密。直到六年级毕业时，“安业民炮班”的官兵到学校来看望我们，《海军日报》报道了我们和解放军的友谊，秘密才在学校公开了。学校少先队大队决定成立“安业民中队”，每到9月9日（安业民牺牲纪念日），我们都要举行纪念活动。这个活动我一直坚持到初二。
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到自己的爱心正是在做一件件小事中形成的。最终，我成为了一个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人。
正因为如此，在帮助那些烦恼缠身的孩子们时，我常常不去安慰他们，而是让孩子们去做好事，做善事。1990年，我参与发起了“手拉手”活动，让城市和农村的孩子、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孩子、健康的和有残疾的孩子，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孩子结成“手拉手”好朋友。20年来，全国千百万少年儿童参加了“手拉手”活动。“手拉手”活动让孩子们从小窗口看到大世界，从对比中看到自己的责任，从互助中品尝到助人的快乐，成为全国少年儿童最喜爱的公益活动之一。
第三大财富：友谊
童年的友谊是最珍贵的。
一个人在童年亲身感受到友谊的珍贵，才会乐于融入集体，成年后才不会恐惧步入社会。当今出现一批“啃老族”，十七八岁、二十来岁，不上学，不工作，整天赖在家里，不敢步入社会。这些青年大都是因为童年时代被家庭过度保护，过度溺爱，没有享受过集体生活的温暖，缺少与人交往的成功体验。
我感谢小学生活，给了我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生活，使我从小就热爱集体，愿意为集体付出，从小就立下“我要为‘史小’争光”的志向。
在小学，班集体的灵魂是班主任。我庆幸，我所遇到的每一位班主任都是那么好，那么爱我们。
我永远不会忘记已故的唐桂林老师。她是我踏入小学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她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好像我们都是她的孩子。她总是爱穿一件毛蓝上衣，永远是整齐利索。在我眼中，“毛蓝色”最美，所以后来我的许多衣服都是毛蓝色。她要求我们讲卫生、懂礼貌。她教给我们给水杯做衣服，每天都要检查杯子罩是否干净。她爱班上每一个同学。有一天，我亲眼看见她给一位家庭条件差的、指甲黑黑的男生剪指甲。我记住她说的话：班集体是一个大家庭，班里每一位同学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很重要。唐老师的一言一行，让我们知道班集体是我们大家的，人人都要爱护班集体的荣誉。
上三年级，刚大学毕业的刘淑敏老师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年轻漂亮，闪动着一双宝石般的大眼睛，梳着两条长长的大辫子。由于她的亲和与关爱，使我们班被学校评为先进集体。当我们得知这一消息时，全班同学长时间鼓掌，我们手都拍疼了。记得当时三四班的同学喊出这样的口号：“追三三，赶三三，红旗插在三四班！”我们三三班同学听了，更加团结了。女老师过“三八节”，我们用鸡蛋壳和花布，做了许多漂亮的蛋娃娃。“三八节”那天清早，我们把它们悄悄放在每一位女老师的办公桌上，给老师们带来了惊喜，她们都在打听这是哪个班同学做的，当时我们特别开心。
刘淑敏老师后来又担任我儿子的班主任。在她从教40年的纪念会上，我激动地说：“三尺讲台哺育了我家两代人，老师真是天底下最神圣的职业！”
对我们人生影响最大的还是五六年级的班主任张效梅老师。当我们进入高年级思想逐渐成熟起来时，很需要思想的领航人。张老师就是最好的领航人。她充分相信我们班干部的能力，放手让我们自己解决班里发生的事情，学会自己的班级自己管理。
记得我们班里有个男生偷拿了别人的东西，又不敢承认。张老师就把我和顾湲、夏载屏叫到办公室，对我们说：“你们是班干部，要关心这个同学。这件事就由你们自己处理吧！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处理好！”
老师的信任，让我们充满信心。我们立即召集班队干部商量，课后派几名干部找这个男生谈心，最后这个男生终于承认了错误。我们在班会上，把东西交还给失主，并表扬了这个男生勇敢承认错误的做法，但没有说出他的名字。至今很多人还不知道东西是谁拿的。这件事的妥善处理，让每一个同学有了安全感，知道了在这个集体中，有了错误是可以承认、可以改正的。从中我也学会了什么叫包容。后来，这个男生和我在一个地区插队。我还专门去看他，那时他已经是一名乡村小学老师了。
班干部是班集体的支柱。我们的中队委员会是一个团结协作的集体，每个人都尽职尽责。李平是劳动委员，可是每次我出板报的时候他都站在旁边，一个劲儿地说，你怎么那么能写，你画得怎么这么好啊。几句话说得我美滋滋的，我才知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有干的，有夸的，效果最佳。
一次，在《北京晚报》上我看到李平写的回忆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段很好玩：
“我们是红领巾班。中队有7名委员。教室后面墙上，有班里的板报。一个委员负责出一期，这样就多出了一个人。于是，张效梅老师让我和卢勤一起负责一天的班报。说的是两人一起负责，实际上活儿都是她干的，我不是不想干，而是干不了。我不会画画，字写得不好。放学以后，我只好陪着她。我在一旁看着她用彩色粉笔在小黑板上写字画画，心里就想，这小姑娘怎么这么能干呢？”
你看，他记得多清楚！
在小学生活中，有两件事我也是至今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