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家三多堂曹氏商号在用人上规矩很多，例如新用掌柜或刚入号伙友三年内不给工资，只管伙食，也就是试用期。三年后如在试用期内表现不好者、违反号规者、掌柜认为没有培养价值的伙计，一般在农历正月十五日前通知辞退。如继续任用，按其地位高低、责任大小发给劳金。掌柜劳金一般一年为100-120两，十年后按其劳绩给以顶生意，就是以人力顶身股参与股份利润分红。曹氏商号定有严格号规，员工必须遵守。如规定商号员工不得抽大烟、打牌、嫖妓。宴请来客时，由指定的专管应酬的掌柜（一般是二掌柜或三掌柜）负责，宴请中一般不谈交易，待饭后才看货、议价。掌柜及伙友，平时在号内必须穿大褂，外出或与来客洽谈生意必须加穿马褂，以示恭敬，伙友有坐柜、站柜之分。站柜者，为初进号的学徒，往往需站柜七八年才能升为坐柜，就是已成为坐柜者见到掌柜时也必须站起。住号伙友平时所穿衣服，都不准有口袋，清代使用铜钱，每位伙友有一小钱串袋按名次挂在柜房内，可作为剃头、洗澡等零用开支。如遇例假批准回家时，必须把携带的包袱收拾好，放在柜台上，便是请大家检查，内中绝无夹带柜内财物。平时号内吃饭，各伙友均按劳金多少依次而坐，不得乱坐。
曹氏商业是以北方和东北为中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内外政局的变化，曹氏商业在清末趋于衰落。辛亥革命后，白银改银元，银元改钞票，币制的几次变更，曹氏商号由此带来的资本折换债务折换，使曹氏的商号亏损银一百数十万两。1919年，曹氏在莫斯科、恰克图、伊尔库茨克和蒙古库伦的商号，负外债银80余万两。原来俄国的钞票一张抵银一两，十月革命成功后，帝俄时期的钞票每张仅值白银五分，仅此一项曹氏亏银37万两。
曹氏商业以东北各大城市为多，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张作霖的奉系军阀大量发行奉票。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失败，奉票大跌，曹氏商号又损失一百数十万两。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三省，后来又成立了伪满洲国。按日军的殖民地阶级统治法，曹氏在辽宁的五个银号合并为玉成银号，归伪满洲国的政府所有，曹氏在东北的商号就这样被侵吞而全部化为乌有。东北原是曹氏发祥地，这一地区商号的垮台，又影响了关内的商号。
曹家发祥地东北曹家后人生活奢侈，1920年，曹家财东曹克让去世，棺材停放大厅3年，到1923年才出殡。灵棚内蜡烛昼夜长明，孝子守灵用了27个月。出殡时竟用了4天，第一天迎灵，第二天祭祀，第三天出葬，第四天复丧。下葬起灵前，粗乐细乐在灵棚外吹吹打打，举行家祭、送神、对说、祭孝子。8个秀才站立两旁，10个和尚、10个道士排列两旁念经。起灵时，数百人的仪仗和送葬队伍送着32人抬的彩色棺罩，穿街过巷，极尽铺张。在曹家各商号倒闭前，各号掌柜乘机各饱私囊，曹氏后代子孙有多吸食鸦片，庸碌无能，曹氏的商业终于全部倒闭歇业。这样声势显赫200余年的曹家商业，终于结束了它的历史。他们从曹三喜开始到曹可让及其子孙世代衰落，共经历了24世。
曹三喜原来是大字不识一斗的文盲，曹氏家业兴起后，很重视对子弟的读书教育。曹家自己设有书院，聘请有名教师任教，他们对教师待遇非常优厚，每年工资在百两以上。清代晋商家族，均在宅院内设有书房、书院，但追求各有不同：或为步入仕途教子课孙，或为谋生求业精通经商之道，或为自娱自乐，追求精神满足。与常家以商而儒的家史很不相同的是，曹家书院是以商为准绳，为步入商界教授子弟，这是曹家祖训所立的规矩。据传，曹三喜告诫子孙的遗训是：当官会有莫大的风险，一旦失足，轻者被罢官职，重者满门抄斩；而坦然经商，有赔有赚只要艰辛苦干，经营得当，积久而富，仍可富贵家族。
所以曹家历来以商办学，三多堂书院在教师择聘和科目设置上自有特色：从原大商号的大掌柜、二掌柜、账房先生中选聘教师，注重经商实践经验的传授。科目概不以三纲五常、经史子集为内容，专授启蒙读本、幼学丛书和经商知识，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颜氏家训》《孝经》《朱子治家格言》《商业尺牍》《管子·轻重》篇中有关经商的内容等。子弟的功课以珠算、家书、账册为主。所以，曹家虽有过中举的子弟，却始终没有步入仕途的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家族。
曹家百寿大屏风曹氏除捐官外，清末曹家子弟也有在中举考取功名的。曹培德，为人精明干练，曾担任过直隶候补知府，精六法，嗜好填词，尤其善于做诗，有论著。他富有经济才能，最后弃儒经商，所有曹氏锦字号如：锦丰台、锦生润、锦丰焕、锦丰典、锦全汇、锦全兴、锦全和、锦泉涌、锦元懋、锦隆德、锦泰亨等商号都是他一手创办的。曹中裕，相传与山西巡抚胡聘之同年，光绪时曾出任保晋公司经理，胡去任后，他也随之辞职。曹克让，举人出身，嗜好书画，藏有大量名人诗画，价值一百数十万元。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后，一些名画被日军抢掠。其余的被曹家子弟中吸食毒者偷窃变卖，使曹克让辛辛苦苦所收集的名贵书画全部散失。
曹家所珍藏的三友镜曹家所积聚的财富是相当惊人的。以现存的曹家三多堂来看，奢华富丽。那高高的宅墙，一般晋商大院很难与其匹敌。据说当年曹家曾聘五百余壮丁看护宅院，这些壮丁晚上都在院墙上巡逻，不难想像当年曹家的财势。曹家珍藏着各式珍宝。如三友座镜，由一块天然大理石制成，其上松、竹、梅岁寒三友浑然天成，无一丝雕琢痕迹，堪称宝中之宝。金火车头钟，由黄金、白金、乌金、水晶组合制成，重达42.25公斤。其造型之新颖，工艺之精妙，堪称一绝。这原为皇家所有，慈禧西逃之时，曾借曹家巨款，回京之后，以此相赠，以示抵债。另外如玉雕白菜、《清明上河图》等，无一不是价值连城。
山西晋商大院往往是经过几代人才完成的，曹家大院从明末清初就开始修建，一直延续到清代。往往是父亲修建了一个院落，儿子接着以此为中轴线进行扩建，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豪宅大院的艰难修建过程。
曹家大院坐落于北恍村北，外观高峻挺拔，形若城堡，由五桂堂、怀义堂、福善堂、三多堂组合相连，构成一个宏大的建筑群，尤以福、禄、寿、喜字形建造的四座大院最具意趣。至今留存最完整的就是三多堂了。三多堂是曹家的一个寿字院，慈禧太后抵债的金火车头钟它将村民们世世代代认同的以多福、多寿、多子为圆满人生的“三多”祈愿具体化在一个的大庭院里，以高耸大雅、厚重古朴的特色居于群院之首。
三多堂民间动土修房前，必请阴阳先生查看风水，通常选择依山傍水的地方，一般依靠北山，因北方为正。这与徽州民居“商家门不朝南”的禁忌正好相反。但曹家大院北面平川无际，无山可依，而南向却有一座凤凰山，传说金凤凰曾落过此山，山上有座凤头一般的山峰。阴阳先生认为曹家住宅的风水正好颠倒了，为校正风水，必须在楼顶上建造最高规格的祭祀，以牛、猪、羊为祭品的三个亭子，以此为牺牲来震慑南山。据村人所说，当清晨雾气霭霭之时，黄昏暮色茫茫之际，远望所见三座顶楼和整个建筑，酷似三头庞大的牛、羊、猪形。正好曹家大院东向有条小河，所以阴阳先生为曹家策划了这块面对南山，东临河水的风水宝地。宅院坐北朝南，分南北两处，曹家三多堂为一条甬道分开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为多子、多福、多寿院排列，老人居东，主人居中，子孙居西，立意在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设计了西高东低的一条通道，与水往低处流的走向恰好相反，宅中人迈出大门必朝西行，如此就能体现人往高处走的设想，实现步步登高的愿望。
曹家大院的镇门兽建于清初的曹家三座穿堂楼宅大院，整体结构上更多体现着明代风范。楼院内6个大院、3个过厅、2个偏院、9个小院、3个榭亭、277间房舍的组建，均为砖木石结构。三座楼宅大院门前，各蹲两座石狮，乡人称之为“双狮护门”，取其谐音，既取其百兽之王，威慑群妖的“保护”之义，又取其招财进宝的“富门”之义。因为中国民俗有“摸摸狮子头，万事不发愁”的说法，这两座憨态可掬的石狮头顶，被进出的人们抚摸得光亮可鉴。
俯瞰曹家大院，暗青色瓦檐片片相连的走势，与淡灰色的院落空间的组合，恰巧构成一个篆体的寿字形，而寿字最上面一画正好是主楼的楼顶。曹家院落的整体布局遵循着阴阳先生的点化：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楼院由倒座楼、前院、过厅、后院、主楼、偏院组成，平面布局为并列的三座二进四合院和二进四连环套院，前有倒座二楼五间，后有主楼五开间三层，中间设厅堂，厅堂前后院、东西厢房各为五间。曹家院落打破了一般富商民居二进四合院为外三里五的建筑格局，过厅厅堂是中国传统宅院建筑中规格最严格，厅室最曹家大院偏门院与主院的垂花门讲究的建筑。明清两代，均明确规定了厅堂不同等级结构的适用范围，据《明史》规定：庶民庐舍不逾三间五架，禁用斗拱彩色，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但财大气粗的曹家东、西楼宅大院的过厅采用了五间九架和五间八架的结构形制，并在厅内以方砖铺地，12根大梁以滚金为底雕绘彩画，将《红楼梦》的故事彩绘大梁之上，人物、作态、山水、风情跃然其上。
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统楼上，书“登高眼眺”字样，步入曹家这座四层建筑，远近几十里地方尽收眼底。乔家、渠家大院也都有专供远眺的制高点。特别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寿院（东院）的门匾“斗山天”，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种吉祥释语：从字面看，由斗到山再到天，有越来越大的含义囊括其中，象征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如果换个方向读就是“天山斗”，方言谐音便是添三斗，作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添三斗充分表达出了主人期盼财源滚滚，永无止境的心愿；如果再换一种解释，将斗读作去声时，斗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志和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了。
据传，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恐怕管家自己也说不清楚。有投机钻营的人，未曾得曹家同意，擅自打出曹家旗号，借曹家的声望与名气，借贷资金开设商号，三年开账，给曹家兑回银两，曹家也不问详细过问，处之泰然。这番气势也更多体现在穿过大厅后，里院凌空而起的三座明楼上。三座楼宅均为三层，按东、中、西一线排列，相连共长66米，宽8米，高17米，底墙厚1.6米。在“热平遥，冷祁县，冻死人的太谷县”独特气候条件下，高楼厚墙坐北而立，抵挡着冬季西北风的侵袭。
大院主人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涵着“连升三级”的吉祥语。下人或账房先生居室门前，通常只有一两级台阶，表示主仆身份有别和尊卑贵贱等级高低。曹家大院主楼前，有五级甚至九级台阶，屋舍拔地而起，凌空而立，既显主人威严，又示身份高贵。
曹家大院戏台曹家大院甬道西南角，是一个四合院，院中正南为一排5间厢房，厢房前建有四角小亭一座，亭内是精巧别致的苏州园林式建筑的戏台。戏台东西长3米，南北长4米，除亭柱外，实际面积为9平方米。戏台小巧玲珑，雕梁画栋，翼角飞翘。戏台院院心东西长6米，南北长8米，院心东西两侧为廊房，院心北为门道，门道两旁各有厢房两间，构建精美巧妙的程度，令人赞叹。曹家小戏台一般是专门邀请贵客、社会名流、达官贵人时酬谢演出的专用场所，开戏时，小戏台前全部用白布遮顶，院中摆两张方桌，三五把座椅，椅垫为红哔呢制作，桌上端放茶水、糖果、点心，宾主边吃、边看、边谈、边议，情至兴处，当场给演唱者散发赏钱。东西走廊为男女看台，男东女西，铺有褥子。佣人除提茶倒水上干果者在门道等候外，一律禁止观看。
“商路即戏路”，戏曲与山西人的商务形影相随，成为晋商人家生活中难以割舍的组成部分。清乾隆道光年间，曹家在其主要商务活动区的朝阳、张家口，建起了许多“三多堂”的戏台和戏楼，并以重金聘请山西著名戏班和演员出演《三结义》《过五关》《古城会》《单刀会》《三娘教子》《岳母刺字》等剧目。北恍村的演戏通常都由“三多堂”出资举办，凡许愿、捐纳时，在村里搭建戏台，请戏班演唱，村民和邻村居民均可看戏。凡嫁娶、生日、满月等喜庆日，在“三多堂”楼宅大院内搭台演戏，这种戏只有股东、眷属才能看，主要出演《五子夺魁》《金榜题名》《龙凤呈祥》及本会戏、随挑戏等。
山西戏剧发展的浓缩——戏剧偶人曹家大院的绣楼在西偏院二层小楼上。绣楼比两旁的楼宅低缩数尺，代表着传统生活里的女性不能出人头地的社会地位以及在家院中的地位。绣楼的扶栏上有精致的砖雕，以民俗文化画面汇集着对于那个时代女性的教化要求：“獾子头朝天，喜鹊头朝地”喻义“欢天喜地”，“鹌鹑百合花”喻义“安存百合”等。曹家大院的绣楼一层为侍候小姐的老妈子住所，除老妈子外，包括父辈的男性都不得上绣楼。依照家训，曹家的小姐13岁便被关上绣楼，学做女红，直到出嫁才能离开绣楼。太谷民谚“十三留头，十四嫁，十五岁生个毛娃娃”，就是对明清时期乡村商业大家族女性一生命运的描述。
在曹家的神祖阁里，供奉着曹氏祖先画像，并整整齐齐地放着六件东西：推车、砂锅、打狗棍、扁担、石磨、豆腐筐。这是曹家祖先起家的物件，神祖阁的一副对联写道：推车扁担开创三泰商号，三泰商号经营推车扁担。横批是：饮水思源，用意是让后辈人不忘祖先创业的艰难。
在中堂 乔致庸 名震塞外
祁县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乔家大院门楼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的一个人结为异姓兄弟，一起走口外开始在萨拉齐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渐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损，几乎歇业。乔贵发只好去其他地方种地谋生，留秦姓守摊。第二年口外粮食丰收，秦氏乘粮价低时购存一大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市场上黄豆异常畅销，秦氏把黄豆出售后除还清欠债以外，还赚了不少钱，便把乔氏叫来共同经营。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他们当上了财东。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在生意中赔本，几乎倒闭，欠了别的商号许多钱，幸好他们平常人缘好，诚实守信，当地往来的商号都支持他们，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它得以再次发展下去。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欠款，而且还有余利。二人认为这是复兴的起点，便就将店改名为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3万两，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经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乔家子弟恪守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霍浪费，逐渐从号内将股金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的股份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剩下的都是乔姓的股份。
内蒙古草原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又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了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这些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所以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的说法。乔家依托复字号，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开设商号。
1884年乔家开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到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两个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个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万-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祁县乔家也是盛极一时的巨富。乔家的字号到底有多少，恐怕连他们自己也回答不清。以乔氏商业的主体“在中堂”为例，它的复字号连锁商号遍布全国，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把商业触角伸向全国各地市场，规模之盛，令人难以想像。乔家堡有一句俚语：“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在中堂’的买卖。”这未免有些夸张，但乔家“在中堂”所办的商业与金融业字号遍及全国各地，却是事实。以包头的复字号与大德通、大德恒两票号为例，可以对“在中堂”的巨额资产与投资作一个比较粗略的估算。包头城是乔氏家族的发迹地，乔家的复字号伴随着包头的发展历程，乔“在中堂”经营的大部分资产与投资均在这里，最主要的三大商号复盛公、复盛全、复盛西，共19个门面店铺，四五百名职工。此外还有通和店、广顺恒、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复盛西店、复盛油坊、复盛菜园等十几个字号。复盛公字号创立于乾隆年间，资本3万两银子，计14个财股、17个顶身股。财股中乔家拥有13.75股，秦家拥有0.25股。三年结一次账，按30股分红，多则每股可分3000两，少则也可分2000两。按每次平均2500两计算，每结一次账乔家即可得3.5万两红利，平均每年1万多两。从乾嘉年间到1937年抗战爆发，130多年则可获利155万两左右。包头复盛全、复盛西的经营大致差不多，再加另外十几个字号，估计仅在包头城，乔家总共可获利六七百万两。大德通、大德恒两票号，创办于清光绪十年（1884），大德通、大德恒实力雄厚，信用好，与官府关系极为融洽，并因曾接待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而声誉鹊起。大德通资本在200万两以上，大德恒大体相当。宣统三年，大德通票号每股曾分到1万两红利，最少时每股分红也有3000多两。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乔氏商业以诚为本，义字当先，注重信誉，讲究实效，形成一种与众不同的经营作风。
在中堂在包头乃至内蒙一带，乔氏“复字号”是资力最厚、连号最多、声势最大的一个商业体系。商业网点星罗棋布，经营范围十分广泛。除主要经营皮毛、绸缎、药材、茶叶、典当、估衣、钱业、粮食以外，各种社会阶层不同的物质需求，不分巨细，几乎应有尽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咸丰年间，还在塞外苦寒之地的包头，开设了复盛菜园，培种蔬菜，供应市场。由于行业新鲜，大受市场欢迎，获利自然丰厚。
乔氏商业从不弄虚作假，玷污自己的招牌。复盛油坊一次贩运胡麻油往山西销售，经手职工为图谋厚利，竟在油中掺假。被掌柜察觉立即另行换装，以纯净的好油运出。虽然暂时受了些损失，但从此信用卓著，成为“信得过”商店。复字号曾在包头发行大量“凭帖”，大德恒、大德通也曾发行过不少“小票”。这两种票证都属于临时性的银钱票据，但是由于它们殷实可靠，信用卓著，人们都愿意存放凭帖和小票作为储蓄，无形之中充实了乔氏的经营资本。
乔氏商业，注重调查研究，眼光长远。人弃我取，往往别人不重视的，它却锐意经营，因而常能出奇制胜。薄利多销，对利润不贪高而图多，看起来微薄，实际上丰厚。复盛西面铺的米面，质量高，分量足。远在咸丰末年，就把斗秤放大，比市面加一，于是市民都争着去那里。流水做得多，利润自然高。
乔氏商业网络庞大，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对于办理转汇资金，调剂余缺，洽谈业务，十分方便。同时，乔氏商业十分重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市场行情，各地物资余缺及其他影响经营的因素。以票号来说，分号和总号及其他分号之间，一般是五日一信，三日一函，联系频繁。这种情况内容很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对于进行正确的经营决策和捕捉商品信息，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祁县乔家也是在蒙古地区经营着商业，乔家的早期财富大多来源于对蒙俄的贸易中。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还表现在他对“相与”（有生意来往的商号）身上。乔家复字号在选择相与上十分谨慎，势必弄清商号的根基与信誉后才决定是否与其来往，然而一旦成为乔家商号的相与，乔家就以宽容相待，真诚合作。“商场如战场”，生意中的盈亏增欠乃是常事，遇到相与亏欠倒闭之事，复字号决不落井下石，竭力相助之余，不再苛求债务。1922年，包头市面上有名的财东杨老五经营的双盛公、双盛茂停业封门，这两个商号还欠乔家复字号5万两白银，杨老五无力偿还，亲自到乔家请罪。当时乔家主持人乔映霞，丝毫不予怪罪反而竭力安抚。杨老五过意不去，当堂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此后乔家再也不提此项债务了。这种事还不少，乔家经营的原则是“该外的一文不短，外该的听其自便”。这种了不起的商业精神，在包头一代妇孺皆知，广为传颂，远近百姓都以能和乔家复字号交往为荣。这种极好的信誉自然会让乔家财源大开，其他票号在开张之时，获得复字号的承认才可以营业，否则无法支持门面。
复字号中曾有一个复盛西粮店，原来是复盛公出资开设的一个分店，并无独立的万金账。但因该店伙友克勤克俭，敢作敢为，经营状况反比老号高出一筹。鉴此，乔映霞采纳了伙友的意见，将该店脱离复盛公管辖，另立账目，自主经营，单独核算。由于引进内部竞争机制，互相激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综合估计，“在中堂”经营的庞大的商业金融集团在清末民初极盛时，资本总额至少也在1200万两白银以上。
乔家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家商业长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清末，祁县一个叫乔宝的人，起先在大德恒票号当伙计，因他聪明机警获得掌柜喜欢，总号将他留在了主柜，经过数年的学徒生涯，他对票庄业务经营活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且人品可靠，从第七年起，每年受命到外地支庄巡查督办（查庄）。其主要任务是考察了解支庄大事，查对账目，考察在位人员的表现和工作实绩等，相当于曹家的“钦差大臣”，职位很高。从第十六年开始他先后受命到西安、正阳关、济南、汉口、成都、重庆等支庄服职当老板，在退休时顶身股一俸，他是从一个小伙计一步步升为掌柜的例子。
乔家大院的过厅乔家为了商业上的发展，也极力向政府靠拢。他们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下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家有商业经济上的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的本领，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借给清廷40万两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报之以李，以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借此大壮声威，扩大影响。
乔贵发共有三子，长子全德堂名兴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业商业较为逊色。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致远生二子，长子嵘，堂名保和堂，次子超武，堂名保元堂。乔超武是咸丰九年（1859）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当官从政。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光，英年早逝；次子致庸，小名叫亮儿，人称他为亮财主。是乔家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1818-1870），字仲登，号晓池。青年时曾中秀才，“欲以儒术昌门阀”。后因他大哥早亡，家政无得力人主持，遂弃儒经商。这个乔家创业后的三世子孙由儒术而折入商界后，首重信义、次求赢利的经商之道，把乔家的商业打点得突飞猛进。在他的精心经营下，乔家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乔家大院的照壁乔致庸的孙子映霞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格。他不愿意家业在他手中败落，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尽管映霞很能干，他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而且还引起过报界的注意。他的思想比较开明，早期崇拜过康梁，后偏向于孙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的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委主任。一次在与邻村械斗时，误用枪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钱才了结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时，想勒索乔家，又旧事重提，传拘映霞，不得已逃往天津租界。在此期间，信奉了某教。乔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但杨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天津与护士刘菊秀相遇。她是天津人，协和医专毕业，映霞在天津因病住进医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后因为两人个性不和，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踝骨断裂，终身成为跛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