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难，守业更难。“李世民开创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李世民坐守唐王朝，创下“贞观主治”，更是彪炳千古。
其中要义何在？李世民不仅是一位懂得“君道”的理论家，更是一位实践“君道”的实干家。他少说多做，善于吸收“隋亡”经验教训，总结出许多为君治国3不败的原则与规律。
明经87为君宜公而忘私
“国为天下人国。君为天下人君。”
——李世民
公为众，私为己；公心至上，造福天下，先私而后公，则必损公以肥私。唐太宗曾说：“国为天下之国，君为天下人君。”
所以为天下苍生计，人君宜公而忘私。
唐太宗堪称“天下至公”之人君，他一生孜孜以求治世，为造福天下而禅思竭虑，而对自己和皇室成员在追求个人享乐方面却是苛之又苛，几乎达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唐太宗“薄葬”长孙皇后就为一例。
长孙皇后十三岁嫁给李世民，当时李世民也不过十六岁，可谓少年夫妻。长孙皇后从小好读书，贤惠知礼，对唐高祖非常孝／顷，很得高祖的喜爱。玄武门之变时，她亲自慰勉战士，“左右莫不感悦”。她当了皇后以后，生活节俭，性格和顺在宫廷内外颇有声望。长孙皇后曾将古代妇女得失之事汇集起，来，偏成《女则》一书，共十卷，又亲自为此书作序。
她自认为此书编撰缺乏条贯，主要是为戒约自己的言行而编，要求左右不要告诉太宗。直到她死后，太宗才得知此事，阅读后感慨颇深，他对侍臣说：“皇后此书，足可垂于后代。”
并认为皇后能经常规谏自己的过失，她的死去，“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长孙皇后还写了一篇文章，批驳汉章帝的母亲马太后，认为马太后虽然制止了章帝对外戚的封爵，却没有抑制其发展势力；只是告诫外戚生活不要奢侈，却没采取任何措施，这样做不过“是开其祸败之源而防其末流也”。这些话都不乏真知灼见。
贞观八年，长孙皇后病卧不起，此后病情日重，未有好转。她临终之时，告诫太宗不要厚葬她。她认为，自己生前没有做过多少有益的事，死后不可以厚葬害人。自古圣贤，都崇尚俭薄之葬，惟有无道君主才大修陵墓，祸害天下之人，为有识之士所嘲笑。留下遗言要求“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椁，所须器服，皆以木瓦，俭薄送终”。他甚至要求送葬之时儿女辈不必参加，以免他（她）们哭哭泣泣，“徒乱人意”。她的这些要求，得到太宗的支持，其墓室修筑仅动用百余人，数十日完工，“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管土”。作为一个封建皇帝的皇后，仅动用这点人力在如此之短时间内修成陵墓，确实比较少见。长孙皇后生前生活节俭，死后薄葬，其对政治与生活的见解又如此精辟，不要说是封建皇后中很少有人能比，就是在古代妇女中也是属于杰出的女性之一。
长孙皇后死于贞观十年六月，终年三十六岁，十一月，葬于昭陵。长孙皇后与太宗情义颇深，她的死去使太宗思念不已，太宗为此在禁苑中修建了一座高楼，以便望见昭陵。有一次，太宗又想起了皇后，遂和魏征一同登楼，北望昭陵。魏征说：“臣眼睛昏花，没有看见。”太宗真以为他没有见到。遂为他指示方位，魏征说：“臣以为陛下是在望献陵，如果是昭陵，则我早就看到了。”太宗听后不觉双泪直流，遂下令毁去此楼。献陵，是唐高祖的陵墓。魏征这样做是有意讥刺太宗只惦念妻子而忘了老子，太宗毁楼是怕担上不孝的名声。对于此事，魏征不免失之于偏颇，太宗虽是皇帝，也具有常人一样的感情，爱妻新丧焉能不思念？何况思念亡妻并不等于就一定会忘掉了亡父，两者之间不是对立关系。魏征如此作为，倒叫人觉得他缺少一点人情味，远不如太宗显得感情真挚，令人可亲可佩。
唐太宗毁楼并非绝情，因为他曾大力提倡礼仪孝道，作为皇帝更要做好表率，既然魏征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他仍无动于衷，将会严重影响到他和朝廷的声誉，所以毁楼是不得已的行动，并非出自太宗的内心。可见要成为一位明君，往往要受到许多方面的制约，有时也得做一些违心的事情。
在公与私的决择上，唐太宗选择了前者。尽管他对长孙皇后的死痛心不已、对她的薄葬愧疚不已，对于毁掉那座聊以寄托情思的高楼伤感得泪流不已，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做出了理智的选择。“天下至公”唐太宗，为后人树立了公心为国、公心为民的光辉典范。
明经88息事宁人，一视同仁
“我在，天下四夷，有不安安之，不乐乐之，如骥尾受苍蝇，可使日千里也，缘一视同仁也。”
——李世民
以仁视周围，则四周事息；以仁施天下，则四海之人安宁。为君者之仁，岂非雨露，岂非甘霖？而李世民之仁，恰如春风，恰如阳光，暖其未暖之所，照其未照之处，一一安之，一一慰之，四方之国，焉有不乐乎？
武德九年八月甲子日，太宗李世民即位于东宫显德殿之后，即派遣司空、魏国公裴寂，祭告上天于南郊，并大赦天下。
把武德元年以来流配的罪犯们都释放回原地。文武官员凡五品以上而原先没有爵位的，都赐爵位一级；六品以下的，则加勋一转。癸酉日，太宗皇帝又把掖庭宫女三千余人也都放回家去了。
紧接着，将武德年间的封赏弊端予以革除，如在对待玄武门之变及统一战争中立过功勋的文武众官可见一斑。
武德九年九月，封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等五人为国公。十月“庚辰，初定功臣实封有差。”或“始定功臣实封差第”。“初”、“始”，均含开创之意。但不能据此误认唐初的实封始于太宗，实际上武德朝已有个别、零星的实封，只是当时没有形成“差第”制度而已。而太宗朝则形成了，故云“初定”、“始定”。既然唐太宗制定实封的等差制度，那么必有具体条文，但史书没有记载，不过大体可以推测而知，必按功之大小，以定实封户数之多寡，这从《旧唐书·刘文静传》可以获得佐证：“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始定功臣实封差事，……裴寂……为一千五百户，长孙无忌、王君廓、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五人食邑一千三百户，长孙顺德、柴绍、罗艺、赵郡王孝恭等四人食邑一千二百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等三人食邑一千户，李勋、刘弘基二人食邑九百户，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宝、程知节四人食七百户，安兴贵、安修仁、唐俭、窦轨、屈突通、萧踽、封德彝、刘义节八人各食六百户，钱九陇、樊兴、公孙武达、李孟尝、段志玄、庞卿恽、张亮、李药师、杜淹、元仲文十人各食四百户，张长逊、张平高、李安远、李子和、秦行师、马三宝六人各食三百户。”
萧踽是前朝之后，又富学问，为唐室之兴建又立了至为不凡的功勋，所以太宗皇帝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宋国公之外，这时又让他任太子少师。
为了纠错与平反，太宗李世民堪称不遗余力。三月之丙午日，太宗下诏曰：“齐故尚书仆射崔季舒、给事黄门侍郎郭遵、尚书右丞封孝琰等，昔仕邺中，名位通显，志存忠谠，抗表极言，无救社稷之亡，遂见龙逢之酷。其季舒之刚、遵子云、孝琰子君遵，并以门遭时谴，淫刑滥及。宜从褒奖，特异常伦，可免内侍，量力别叙。”
太宗皇帝对这几位前朝旧臣的后裔都如此精细照顾，设身处地为人着想，并作出恰如其分的安排，即使他们本人满意，也让所有人看着都只能佩服太宗的雍容大度与处事得体。
唐太宗“始定”的“功臣实封差第”，是按功劳大小，划分等第的，故疏远不遗，缴践不漏。正如刘晌所说的：“凡关佐命，爱第实封，小大不遗，贤愚自劝，太宗之行赏也明矣。”由于太宗的封赐是不拘一格的，故宗室与庶族地主甚至奴隶在论功。行赏面前是平起平坐的。如太宗面定勋臣“爵邑”时，、李神通仅得实封五百户，房玄龄则得一千三百户，奴隶出身的钱九陇、樊兴也能得四百户。李神通倚恃皇亲争功，被唐太宗数落了一顿，使原先“诸将争功，纷纭不已”的局面马上平息下来，相顾而言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
唐实封制规定封户“皆三丁以上，一分人国。”即食实封的封君从封邑封户那里分割到三分之一的赋税与全部力役收入。如使封户增加，就意味着国家直接控制的人户与赋役收入减少了。太宗初即位分封四十三个功臣，共计食实封三万一千户，如再加上遗漏的，当不止此户数。唐初全国人口不足三百万户，大量实封势必加重了唐初财政的拮据困难。
故太宗于赐功臣真户外，罕见另外金帛赏赐，并严加限制“多给力役”的宗室滥封，以弥补因实封而导致的财政困难。
唐太宗始定功臣实封的措施，改变了高祖时滥封宗室的作法。尽管两者在分封对象与爵位方面有所不同，然而都要食邑却是相同的。不过，武德年间的分封多属虚封，贞观年间则改实封。唐爵分九等，即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是由损益隋爵差等而来。在郡公至县男的六等爵称上，都冠以“开国”两字，显然唐爵始定于贞观朝，它与实封等差制是同时制定的。故胡三省在《通鉴》卷一九二“初定功臣实封有差”条下，注引唐爵九等条文。然而，胡氏此注有些不妥。因为他没有区分唐初的虚封与实封。
唐爵九等的食邑，从王食邑万户到县男食邑三百户的依爵递减的规定，只是官样文章，实际上唐初藩王没有一个人能实封万户的。可见，爵邑的虚封规定是一回事，而太宗的赐实封是另一回事。虽然胡注最后补充说明“食实封者分食诸州”，但没有指出上述九等爵邑是虚封，这就容易产生混淆。
再者，唐爵九等，是以王、郡王居前的，唐初规定只有皇室子弟或宗室近亲及疏属有功者，才能封王，功臣只能封国公以下七等。可见，唐爵九等是包括皇室、宗室、功臣全部封爵的。只是当时太宗的兄弟以及亲子年幼的居多，故未制定亲王实封则例。贞观中诸王纷纷成人，太宗一一将他们分封外州作镇，于是亲王实封则例出现了。贞观中一般在六、七百户左右，贞观二十三年增至千户左右。个别亲王另有勋劳或有懿的。有外加实封的规定。如太宗异母弟邓王元裕加食实封至一千五百户，荆王元景，也加食实封至一千五百户。
既是“同仁”，则不分贵贱高下，昔日共苦，今日同享甘甜，当李世民将这一碗美酒稳稳端平的时候，百官信服，百姓详和，天下也就太平了。
明经89人言可畏，省察舆论
“吾在上，民在下，久居高位，不可不察舆论。”
——李世民
舆论是国家声音的及时反响，人言是臣民思想的播射，高高在上的君王，有时眼观六路，有时耳听八方，察之辨之，于是胸明心亮——李世民似乎是历代帝王中最为耳聪目明的一个，自然，他的心胸亦是最为豁亮的，正因为如此，他非常了解他的臣民，他的帝国，“贞观之治”，岂不水到渠成？
贞观元年七月，他向公卿询问享国久长之策？尚书左仆射萧踽答称：“臣观前代，国祚所以久长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并援引周、秦行封建、郡县进行对比说：“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结论是：“封建之法，实可遵行。”
显然，这是分国土、建诸侯的封建观。唐太宗对于萧踽的三代分封可享国久长的说教，正中下怀。史称“太宗然之，始仪封建”。由于群臣反对恢复三代封建之法，所以从贞观初到贞观中发生了多次争议。
第一次，贞观二年的争议。
唐太宗、萧踽一提出封建王侯的建议，首先就遭到魏征与李百药等人的反对，他们于贞观二年上疏指陈分封的弊病。
尚书右丞魏征从维护国家统一、减轻人民负担出发，力持不可。“征意以唐承大乱，民人凋丧，始复生聚，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说。”魏征的“五不可”之说，史传没能一一列举，突出提到的有两点：“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缺。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魏征从经济、军事两方面论述了封建诸侯既劳民伤财，又不能羽翼朝廷。
礼部侍郎李百药援古引今，结合天意人事，写成长篇论文《封建论》。他以帝王受命于天、国祚长短取决于天意的陈腐史观，驳斥萧踽封建诸侯可以享国久长的谬论，当然并无高明之处。但是他考察朝代更迭的得失成败又着重于人事的分析，具有合理的因素。还说三代之后不能推行古法，如果勉强推行，只会造成种种流弊：“封君列国，藉庆门资，忘其先业之艰难，轻其自然之崇贵，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骄侈。自离宫别馆，切汉凌云，或刑人力而将尽，或召诸侯而共乐。，’李百药指出，若推行郡县制，就能避免上述某些缺陷，可以随时罢免不称职的牧守令长，所以分封与郡县比较，前者“不若守令之迭居也”，这是对萧踽认为的秦行郡县而孤立速亡的谬论的有力驳斥。
中书侍郎颜师古为了弥合双方的争议，提出了拆衷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主长：“不若分王诸子，勿令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使各守其境，协力同心，足扶京室”。为了防止诸侯王的擅权，他建议藩王官属应由中央任命，“省司选用”，并限制其法外特权，不得“擅作威刑”。
由上可知，在分封诸侯的争论中形成三派：唐太宗、萧踽的封建论同魏征、李百药的封建论是对立的，双方争论的实质涉及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分歧。颜师古则渗合周制与汉制，是争论中的派生观点，本身无足轻重。魏征的“必致厚敛’’与李百药的适足资乱，颇能打动人心，其中李百药的透彻说理与精辟分析，使唐太宗不得不“竞从其议”，暂停封建。而魏征的据理力排更是不容忽视，金代诗人李纯甫云：“贞观力排建议，魏征原只是田公。”点出了他的特殊作用。
第二次，贞观五年的分封诏：
贞观四年、五年，关中连续丰收，突厥之乱也平定。面对这种有利形势，唐太宗于贞观五年十一月下诏：“皇家宗室及勋贤之臣，德行可称，忠节显著者，宜令作镇藩部，宣条牧民，贻厥子孙，嗣守其攻，非有大故，无或黜免”。这个诏令不仅重复过去的亲王、郡王就封藩国、分土临民，而且首次提出功臣拥有与藩王一样的出镇外藩和子孙世袭的封建特权。除非发生谋反之类的“大故”，才能免爵除名。言外之意是一般“小过”并不影响世袭，可谓恩厚矣。为了贯彻执行，诏令还指定有关部门制定条例、划分等级上奏。这是唐太宗把分封王侯予以制度化、法律化的思想反映，比元年“始议封建”进了一步，从中透露出他急于想把分封制予以实行的意图。然而，此后几年不闻亲王、功臣就国临民，也不见藩封等级的条例，可能由于再次遭到群臣的反对而未能实现。，自古久居高位者，必勤察舆论，必能辨人言，否则，耳目昏聩，心胸堵漆，李世民之畏，李世民之察，永为楷典。
明经90为君不能凭一己之好恶
“魏征每廷辱我，我不杀之，为君不能凭一已之好恶。”
——李世民
君临天下者，其一举一动皆可示范于天下，其一己之好恶，亦皆可效仿于天下，李世民是一位睿智卓绝的君王。他谨行举，克好恶，不妄一时之好，不逞一时之恶，因为他头脑始终清醒：九立至尊的帝王可以成为人者之日，万民之镜，亦可成为众矢之的，授人以柄。众目睽睽之下，李世民常以国家利害代之一己好恶。
因此，唐太宗对待谏臣们的态度，是以忠君与否来衡量的。例如，贞观四年，唐太宗想修造洛阳乾元殿，便于巡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