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中“变重为轻”、“意在宽平”的精神是否能在执法中得到有效贯彻，量刑是否允当，是坚持法制的另宁个重要问题。为了贯彻上述立法精神，世民首先注重“审刑”。他在贞观元年说：“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滥。”后来因为错杀了几名大臣，有所悔悟，又于贞观五年特别规定：“死刑虽令即决，仍三覆奏，在京五覆奏。”此外，还下令实行新制度，即司法官定罪之后，还须“门下覆理，有据法合死而情可宥者，宜录状奏”。由于决狱如此审重，“自是全活者甚众”。这此措施对立法精神的贯彻起了一定的保证作用。
其次，司法官的素质如何，国君对他们如何驾驭和使用，也牵涉到法制能否坚持的问题。世民即位之初，曾问侍臣：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今法司核理一狱，必求深刻，欲成其考课。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硅建议：“但选公直良善人，断狱允当者，增秩赐金，即奸伪自息。，’诏从之。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司法官必须是“公直良善’’的正派人，如果他们心术不正，就不免上下其手，破坏法治。第二，皇帝鼓励什么，对司官执法起很大作用。正是在这两点认识的指导下，世民把“形若死灰，心如铁石”的唐临擢拔为御史大夫，他断狱“必无枉滥”。虽然重视人选，但天下司法官遍布各地，难保其中有不正派的人，怎样引导他们按照立法原则办事呢？世民本人也确实感到这是一个难题，故对大理卿孙伏伽说：
“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身价，今之所忧，正在此耳。”
“意在深刻”、“利在杀人”确实是司法官的职业病，大臣刘德威对症开了一个药方：“诚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宽则宽，好急则急。律文失人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则反是，失人无辜，失出则获戾，所以吏各自爱，竞执深文，畏罪之所致也。”一语打中了要害，世民“深纳其言”。
李世民立法、执法以轻代重，审刑宽缓，充分保证了国家的根本利益。贞观一朝司法执法宽平，是与其提倡和鼓励用法宽简分不开的。
（下）
明经102遇小过当宽恕教训
“属员小过，容其改正，教而移者，再痛参处。”
——李世民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则容其改之，还可为社稷效力。
作为一代英明君主，李世民真可谓气度超绝，包容万象，他经常告诫臣下，小事若处理不好，将酿成大祸，因此在一些小的过错面前切不可小题大作，打打杀杀的，应以宽恕教训为怀，如果逢错就杀、就罚，那还会有几个人敢作敢为，谁又敢为我大唐的前进划桨推轮？
李渊起兵晋阳时，为了争取群众，“即布宽大之令”，攻人长安后，曾约法为十二条。武德元年，鉴于隋炀帝的烦法酷刑的严重后果，宣布废除隋《大业律令》；同时由裴寂、刘文静等依照隋《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唐高祖李渊下令删改律令的原则，说：“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宜改刊定，务使易知”。不久，制订了新格五十三条，原则是“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及至武德七年，正式颁行新律令，即《武德律》。唐高祖以宽简易知作为损益《开皇律》的指导思想，是受到隋末农民战争的震撼而笼络人心的做法。
唐太宗即位后，力图完善《武德律》，指示群臣讨论政治与立法的原则。当时，出现了宽严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有劝以威刑肃天下者，魏征以为不可。因为上言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俗之意，太宗欣然纳之，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主张威刑严法作为立法之本的是封德彝，而主张慎刑宽法作为制法依据的则是唐太宗的智囊魏征。这场争论的实质，涉及唐初立国政策与立法原则的分歧。
经过辩论，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以所谓“王政”来代替隋末暴政，进一步发展了李渊的宽仁思想。反映在立法思想上的变化是“仁本、刑末”的主张，形成了宽仁立法的思想依据。用魏征的话来说，叫做：“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专尚仁义，当慎刑恤典”；贞观三年，唐太宗在诏令中说：“泣辜慎罚，前王所重”，就是指此而言。
唐初这种宽仁慎刑思想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元代法学家柳贯认为：“始太宗因魏征一言，遂以宽仁制为出治之本。……其不欲以法禁胜德化之意，敫然与哀矜慎恤者同符。”把慎刑美化为封建统治者的仁慈恩赐，显然是不对的。
其实，由于唐初统治者亲身经历了农民战争深深诫惧，另一方面认真总结隋亡的经验教训，因而提出了“宽仁”的主张。
隋朝的灭亡根源在于对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陡然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农民起义。其中，统治者严重破坏成文法，对人民滥用刑罚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贞观年间，某些政治家与思想家对隋二世酷法而亡作了探讨。魏征在其主编的《隋书》中，总结了隋炀帝“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的教训。傅奕也有类似的看法：“有隋之季，违天害民，专峻刑法，杀戮贤俊，天下兆庶同心叛之。”他还联系秦律的繁酷弊病，作为《唐律》制律的借鉴，指出“此失于烦，不可不监”。唐太宗在与大臣论治过程中，也以秦二世酷法亡国引以为诫：“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而秦二世而亡与隋二世而亡十分相似。贞观君臣关于酷法亡国的立论，虽不免失于偏颇，但从中可以窥见他们对秦、隋二世而亡的惊惧心理，“而于刑法尤慎”，就是他们惊惧二世而亡的心理的真实写照。
宽恕、教训是李世民的一剂安抚社会的良药，这样，小病也就变成了无恙，他的帝国自然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明经103不知根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
“现汝不知要本实理，惟在枝叶虚浮。若然，何以治天下？”
——李世民
治病要治根，抓实要据理。李世民看问题犹如洞烛微著，一针见血，他对事物的认识真可谓一波到底，人木三分，毫不勾枝叶虚浮所遮敝，他那悬在半空中的宝剑只需轻轻一挥，本贡便从剁落的现象中显示出来。
早在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刚被立为皇太子时，就“令百官各上封事。所谓“上封事”，就是文武官吏们提出关于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八月正式即位后，又号召百官“上封事”。短短的几个月里，上书奏疏之多，简直象雪片似的飞来。十二月，太宗对司空裴寂说：“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
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可见，年青的皇帝李世民励精图治，对臣下们的意见是何等的重视！
当然，要倡导谏诤，首先必须打消臣僚的顾虑。如果动辄川人，谁还敢讲话呢？贞观元年，唐太宗上朝时，威容严峻，咄口出逼人；臣僚上书奏事，失其举措，顾忌重重。唐太宗知道后，马上改变态度，和颜悦色，诚恳地听取大臣的意见。
他对大臣们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
……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以后，多次表示，即使是“直言忤意”，也决不加以怒责。诚意如此恳切，臣僚们也就乐于开口言事了。
唐太宗还用奖赏办法，鼓励臣下直谏。有个人名叫元律师，被重判死罪，司法官员孙伏伽进谏说：根据法律，不该处死，怎么可以滥加酷罚呢！太宗听后，觉得提得对，就赐给兰陵公主园，价值百万钱。有人说：孙伏伽所谏的是平常事，奖赏太厚了。唐太宗则认为，即位以来，未有过这样的谏诤，所以特给重赏。终贞观之世，对于上书切谏有功者，经常予以物质鼓励。如贞观四年，给事中张玄素谏修洛阳宫，赐绢二百匹。贞观八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切谏，赐帛二十段。
贞观十一年，侍御史马周上疏，赐物百段。贞观二十二年，嫔妃徐氏上疏切谏，太宗特加优厚的赏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总之，“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由于唐太宗的积极倡导，谏诤风行一时。当时犯颜直谏、面折廷争的事便屡见不鲜。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旧部新过，甚至宫廷嫔妃，都有人敢于直言切谏。这种开明的政治局面，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是罕见的。
抓其要害，治其根本，李世民的一声断喝，不知警醒了多少或于枝叶虚浮之辈。
明经104自胜之力强，方能成大事
“凡事当着实用一番气力，振作兴替一番，不然非善事也。”
——李世民
天下太平，易生萎靡；至治之时，怠惰随至；而蒸蒸日上之势，阿谀迎奉之辞四起，为君者倘无自胜之力，超越之志，必非善事。李世民真不愧为英明之主，振作之君，他始终将自己的步伐豪迈于明君的最前列，因为只有他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
世民在即位之初就强调：“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昏虐，灵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认为那些申奏符瑞的表章是“苟陈虚饰，徒致浮词”而且每见此类奏疏，“渐恧增怀”。贞观四年，世民对萧踽说：
“前代帝王以麟、凤、龟、龙为嘉瑞，朕以民安年丰为上瑞。”
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重实际而不务虚名的观点和作风。二年之后，世民对侍臣有一次讲话，发挥得可谓淋漓尽致：
朕比见众议以详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中奏。
这就不仅宣布了自己不尚祥瑞的观点，而且还下令禁止下面的人再搞这一套形式主义的、不切实际的“虚饰”和“浮词”，态度十分鲜明和坚决。
君唱臣和。在皇帝这样的倡导下，贞观时期有不少大臣也先后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贞观八年，有彗星见于南方，世民问：“是何妖也？”虞世南回答说：“陛下若德政不修，虽麟、凤数见，终是无益。但使朝无阙政，百姓安乐，虽有灾变，何损于德？愿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渐久而自骄逸，若能终始如一，彗星未足为忧。”三年以后，谷水泛滥，冲洛城门，进入洛阳宫，平地水深五尺，毁宫寺十九处，漂没百余家，世民借机让百官上封事言得失，岑文本在封事中说：
伏惟陛下览古今之意，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子民在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凡此数者，虽为国之恒道，陛下所常行。臣之愚昧，惟愿陛下思而不怠，则至道之荚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与天地长久。虽使桑谷为妖，龙蛇作孽，雉雒于鼎耳，石言于晋地，犹当转祸为福，变灾为祥，况雨水之患，阴阳恒理，岂可谓天谴而系圣心乎？
这是对皇帝的安慰，也是对世民的勉励，但这样的观点本来符合他的一贯信念，所以他们敢于尽情而谈。
直到世民的晚年，尽管在政治上已经每况愈下，但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他仍旧认为：“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世民不仅自己不崇尚符瑞，而且对历史上那些求仙信神的政治家还进行了尖锐的讥讽：
“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乃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
这正是世民超过秦皇、汉武的高明之处。有一天，寝殿前的槐树上有白鹊构巢，“其巢合欢如腰鼓”，左右大臣“拜舞称贺”，却没有想到讨了无趣，世民就此事借题发挥：“我常知隋炀帝好祥瑞，瑞在得贤，此何足贺！这一事实说明，世民处处反炀帝之道而行，因为杨广时的祥瑞丝毫不能挽救隋政权的覆灭，这对他的启法是太深刻了。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的愚蠢行为，在世民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柄，因而只能对他们报之以嘲讽。
世民不仅基本上不相信神仙符瑞，而且对佛都教扬的唯心主义的善恶施报的迷信思想也持否定态度。萧踽其人以佞佛为人所知，有一次因诬蔑房玄龄“朋党不忠’’而忤旨，世民劝他落发为僧，手诏称：
“至于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谷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于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于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法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余息于熊蟠，引残魂于雀彀，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倾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谬也！”
世民的目光异常尖锐，在他看来，象梁武帝那样三次舍身同泰寺，竞最后落个饿死台城的下场，可以说是一幕滑稽剧。
世民之所以能够一反传统的崇尚祥瑞的陋习，是由于他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实践家，而不是一个坐享其成的一般皇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他知道每一次胜利的取得，都是由于自己的英明判断和正确的指挥，由于士卒的英勇奋战，而不是来自天佑神助。世民在正式登级之后也深深懂得，政治上的成就主要来源于自己的虚怀纳谏、坚持法制、知人善用，而不是由于天命符篆。世民能够具有这样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还因为他在政治上是一个强者，具有充分的自信心，毫不感到虚弱。
这种不尚符瑞、重视实践的思想不仅来源于世民的成功和胜利，而且还能反转来进一步推动他实行进步的政策。如贞观五年太子承乾将要举行冠礼，有司上言“宜用二月为吉”，世民却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到十月举行。
太子少保萧踽迂腐地坚持：“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不料遭到皇帝的反驳：“阴阳拘忌，朕所不得，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义理，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这样，不拘忌阴阳的思想就对当年的春播起了有利的作用。
去伪存真，批华求实，李世民认定了人的力量，而非什么天意，是由于他认定了无论做何等大事，都必须付出一定的力气方能成功，没有振作，何来兴替，太平盛世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明经105安民之道，先当察吏
“安民之道，惟以察吏。诸卿果能秉公，毫不瞻顾、沽誉姑容，则吏治必清，天下大治。”
——李世民
吏之清浊，民之福祸，亦可为国之福祸，故为称快君者不可不察吏。李世民察吏，惟贤是用，以致求贤若渴，夙夜不寐；李世民察吏，邪恶者胆寒，忠良心悦，民生。
唐代地方行政机构，设州县二级，州设刺史，县设令，与州相平行的还有府，府是京师等个别地区设的地方行政设置。州府长官一般不领军事，只管民政，实行军民分治，以防止地主分裂割据局面的重演。唐初，各地群雄纷纷归附，高祖李渊设立州郡以予安抚，因此州郡数量特别多，超过隋时的一倍，造成官烦人弊，十羊九牧的局面，唐太宗即位后即下令合并，至贞观十三年州府减为三百五十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