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王知远也洞悉其心，故弄玄虚，以讨好李世民。同时，从这个记载中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已于此时萌生了想当皇帝的念头。
攻下洛阳后，李世民不还京师，“分散钱帛，以树私惠”。
也就是说想把东都作为自己的根据地，故在当地大肆活动，以收买人心。这样做实际上是在合法的外衣下，公开进行的。武德四年二月，李世民派宇文士及到京师，奏请围攻洛阳。唐高祖对宇文士及说：“回去转告秦王，攻取东都，目的在于消除战乱，克城之后，‘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能保留，委托你收取；其余子女玉帛，全都分赐给将士。”李世民分散钱帛完全是按这个指令进行的，只是目的不纯罢了。
说明李世民在扩张个人势力时，采用了合法与不合法手段相结合的办法，竭力壮大秦王府队伍。
李世民在自己毛羽未丰时，积极主动地广泛罗织人才，暗中积蓄力量，从而使自己由弱势发展成优势，最后敢与皇太子集团公开“叫板”，其成功之路正是由此而迈开。
明经1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猜嫌益甚，你死我活，不为兄弟所容。”
———李世民
武德六年以后，秦王府与东宫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已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双方各出奇招、毒招，都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与李建成的心狠手辣相比，李世民在行事的深谋远虑上则更胜一筹。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李世民“借突厥人以自重’’上。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唐高祖前往仁智宫避暑，李世民、李元吉也随同前往，命李建成留守长安。在这个期间爆发了庆州（今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组织的兵变。
杨文干曾经任职东宫，与建成关系密切。李建成利用唐高祖、李世民不在长安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他命令杨文干私下招募壮士送到长安，又派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押送铠甲到庆州，交给杨文干。唐高祖临去仁智宫前，李建成秘密会见李元吉，要他趁这次机会除掉李世民，说：“安危之计，决在今岁。”杨文干所在的庆州与仁智宫所在的宜君县相距不远，李建成是想利用这次机会，让杨文干与李元吉里应外合，一举除掉李世民。
尔朱焕、桥公山二人在途中大约感到此事风险太大，因为此举也威胁到唐高祖的安全，弄得不好，就是灭族之罪。
他们走到幽州（今陕西彬县）时，遂向地官员告发了此事，幽州官员急派人到仁智宫向唐高祖进奏，说太子让杨文干举兵，“使表里相应”，围攻仁智宫。此外，宁州（今甘肃宁县）人杜凤也得知杨文干图谋不轨之事，跑到仁智宫揭发此事。
唐高祖对此非常震怒，假托有其他事情，下手诏要李建成到仁智宫来。
李建成是何等聪明之人，自然知道召他前去的真正原因，不过事已至此，他只得进宫向唐高祖请罪，以求宽恕。他人仁智宫后就被关押了起来。
杨文干闻讯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举兵反叛。唐高祖即命钱九陇、杨师道二人率军征讨。二人出发后，高祖仍不放心，与李世民商议如何对会。李世民认为，杨文干不足为虑，派一员大将就可将其讨平。李渊却认为，此事牵涉到李建成，恐怕响应参加的人不少，要求世民亲自领兵征讨，并许愿说：“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炀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可见直到此时，李渊仍不想处死李建成，这次他对李世民的许愿，是想以此换取李世民亲自出马平叛。
在皇太子之位的诱惑下。李世民欣然率军出征。七月，杨文干已攻陷宁州，并将官吏、百姓至百家堡（今甘肃庆阳西北），实际是畏惧李世民神威，不敢对抗，打算向西北逃窜。
李世民大军刚抵宁州，杨文干的部队就闻讯溃散了，杨文干本人被其部下所杀，抓获宇文颖，李世民下令处死。杨文干的叛乱就这样很快平定了。
李世民离开仁智宫后不久，李元吉与一些平日得到季建成好处的妃嫔轮番向李渊求情，要求赦免李建成。封德彝也出面为李建成斡旋，内外合力，日夜不息，遂使李渊又改变了主意，不仅赦免了李建成，还命他仍旧留守京师，惟责以兄弟不和，就轻描淡写地处理了此事。
在李世民率军平定杨文干叛乱的当月，突厥连续向原州（今宁夏固原）、陇州（今陕西陇县）、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等地发起进攻，唐高祖一面派遣军队分路抵御，一面返回京师，召集群臣商议对策。
有人主张迁都以避突厥之锋芒，理由是突厥之所以屡次进攻关中，是因长安富庶，子女玉帛皆聚于此的缘故，如果焚毁长安，突厥无利可图，自然就不会再来了。唐高祖认为此话有理，派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前往樊、邓（今河南邓州至湖北襄樊一带）地区，寻找可为都城之地，积极筹备，准备迁都。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宰相裴寂都赞成这个意见；萧踽等心中不满，不愿迁都，但不敢出面力争。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只好出面，极力反对迁都之议。在这个问题上，阵营是非常明显的，赞成的为东宫集团中人，反对的为秦王府集团中人。
李世民认为，外族扰边，自古就不间断。我朝建立以来，统一全国，拥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为什么因为怕胡寇侵扰，竟然要迁都躲避，难道不怕千秋之后为人所笑？霍去病不过是汉朝一将，都有志于扫灭匈奴，我身为藩王，难道还不如他吗？希望给我数年时间，一定会扫平突厥，献颉利于阙下。如果不成，再迁都未晚。李建成认为，秦王之言，不过是汉初樊哙欲以十万之众横行于匈奴的那种狂话。李世民反驳说：汉唐形势不同，用兵之道各异，“樊哙小竖，何足道乎！
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虚言也”！唐高祖认为，李世民的话很有道理，取消了迁都的打算。
在这场迁都之争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李建成与宫中妃嫔对高祖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
联系到李世民与突厥的神秘关系，李建成的话不是没有理由。武德五年（622年）之后，李世民便不再领兵出征了，住在长安基本不外出，他要掌握兵权，夺取太子之位，必须有领兵的理由，突厥的频繁侵扰正好可以给他提供这样的机会。
但是，李建成等人为了杜绝秦王趁机独揽兵权，竟然主张迁都，显然是不对的。李世民的主张尽管也有他的个人打算，想通过对外战争，重振军威，增强秦王府势力，然从唐朝初年的形势分析，李世民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也符合民族的利益。
武德七年闰七月，唐高祖命李世民、李元吉二人率军往幽州，抵御突厥侵扰。八月，唐军与突厥颉利、突利可汗相遇于幽州。这时关中久雨，粮运困难，唐军士卒疲于奔命，士气不振，面对突厥大军，“将士震恐”，独李世民情绪激昂，要求李元吉与他一齐出击。元吉认为，敌军势大，轻率出击，万一失利，后悔就来不及了。李世民见元吉胆怯，遂留他观阵，自己只率少数骑兵出击。到了敌阵前，李世民大声呼：“国家与可汗和亲，何为负约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斗，独出与我斗，若以众来，我直以此百骑相当耳。”颉利可汗不应。他又派骑兵转告突利说：“你以前与我结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颉利可汗听到“香火之情”这些暖昧的话，怀疑突利与李世民有什么谋图，遂引兵向后退去。
李世民见阴雨连绵，认为天时对唐军有利，对诸将说：“突厥军队所依仗的是弓箭，现在阴雨连绵，‘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我军主要使用刀槊，不受气候影响，以逸待劳，应乘此机会出击。”遂在夜间冒雨潜行进攻。突厥大惊，不知唐军虚实，不敢迎战。李世民又派人向突利说以利害，颉利欲战，突利不同意。突厥只好向唐朝请和，李世民与其结盟，突厥退军撤去。
几种记载此事的史籍都说李世民向突利施用反问计，使颉利、突利叔侄不和，突厥内部矛盾冲突，导致其无法作战，只好请和退去。这里面疑问甚多：首先，突厥以倾国之兵来战，在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惑于李世民的诱说，轻易讲和退兵呢？李世民的个人作用真有那么大吗？其次，李世民仅率百余骑挑战，他取胜的把握是什么？以前在平定割据者的战争中，也有过此类现象出现，那是出于诱敌的需要，或是己方拥有强大的兵力为后盾。这次唐军兵力、士气均不如敌方，也非诱敌需要，李世民轻率出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使人费解，万一突厥出兵迎战，又该如何对付？除非李世民事先就知道突厥人不会和他真的决战，这种情况又意味着什么呢？最后，李世民施用反问计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他对突利说了什么话？能够使他宁愿背弃叔颉利而通和唐朝，采取这样的策略有什么根据？这一切都是很值得思索的问题。
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在唐高祖统治的武德年间，突厥无数次地侵扰唐朝边境，有时还打得很激烈，但李世民几次带兵抵御突厥，却没有打过一次硬仗，就使突厥退了兵，有时甚至突厥人反倒去帮助李世民。如武德二年，李世民率军征伐刘武周，突厥可汗“处罗遣其弟步设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而在上一年这场战争开始时，突厥还以骑兵帮助刘武周进犯太原，这时却又以兵助世民打刘武周。前后态度变化之快，令人惊异。“可见太宗在当时被认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是确有其事的。
从李世民和李建成二人行事作风上可以明显地看到，前者善谋，后者斗狠。且李世民的“谋”，是深谋，着眼未来时局，谋定而后动。他走“借突厥人以自重”这步棋，既能邀功，又可避险，进退自如，并且时时有效，处处显胜，的确精妙无比。其“远虑化近忧”之道，远非其政敌所能及。
（下）
明经15后宫勾斗，实为人耳
“萧龋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疾风识劲草，板荡识诚臣。”
——李世民
在争夺太子之位的斗争中，后宫妃嫔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进来，她们各为其主，在这场血腥争斗中扮演着“耳目”和“花枪”的角色，为宫廷内斗推波助澜。李世民很体面地利用了自己的“耳目”，并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唐高宗晚年多内宠，这些妃嫔中那些生有小王的人，为了自己的将来和她们儿子的前途，竟相交结高祖诸长子，主要是指建成与世民二人。建成和元吉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不惜珍宝玉玩，赂贿妃嫔，让她们在高祖面前多多美言，尤其是对得宠的尹德妃、张婕妤，更是曲意奉承，无所不至。旧史说李建成与尹德妃、张婕妤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此事恐不可尽信。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对此则表示“宫禁深秘，莫能明也”。这种态度是比较慎重的，他还对《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中一些污蔑建成、元吉的记载，表示怀疑，说：“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不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尹、张二妃的亲戚，也被安置在东宫中任职，受到建成很好的关照，因此她们到处为建成游说。她们曾经在高祖面前说：“假使陛下万岁后，（秦）王得志，妾属无遗类。东宫慈爱，必能全养。”她们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建成即位之后，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遂不遗余力地中伤李世民，力图使李建成能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
李世民为什么被尹、张等人所深恨呢？有这样几件事引起了她们的不满。当年，李世民平定王世充后，高祖曾派贵妃等数人到洛阳收取隋宫珍物及宫人，贵妃等私下向李世民求取宝货，并为其亲属求官。李世民说，宝货皆已登记造册并上奏天子。官职应当授予功臣和贤才。拒绝了她们的请求，“由是益怨”。淮安王李神通此次跟随李世民出征，李世民认为他有功，赏给良田数十顷。张婕妤之父通过女儿向唐高祖请求，希望把这块地赐给自己，高祖同意，但李神通认为秦王的教（唐制，藩王的命令称教）在皇帝的敕令之前，拒绝交出田地。张婕妤诉于高祖：“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高祖大怒，斥责李世民说：“我手敕不如汝教邪？”有一天，高祖对裴寂说：“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表达了高祖对李世民的极大不满。以前，高祖因杀刘文静及秦王与突厥的关系，对李世民只是有所怀疑，并末公开谴责，这一事件加深了高祖对李世民的不满程度。
李世民每次侍宴于宫中，面对众多的妃嫔，想起了自己的亲生母窦氏，因早死不能见到他家获得天下，因而流泪不止。李渊看到以后非常不高兴。众妃嫔遂趁机共同向高祖进言，说什么天下统一，海内无事，陛下年事已高，正应该娱乐快活，独秦王每次流涕不止，这是他憎恨我们的缘故，陛下万岁之后，我们母子必不为秦王容，一定会被诛杀殆尽。加上尹德妃之父阿鼠家奴殴打杜如晦，引起了和秦王府的矛盾，使得高祖“待世民浸疏，而建成、元吉日亲矣”。
对于旧史所记载的这些事，一定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盲目相信。尹德妃、张婕妤二人憎恨李世民，有事实依据，是没有疑问的，要说其他妃嫔都痛恨李世民，恐怕不能尽信。前面我们曾列举了十七位生有儿子的高祖妃嫔。除尹、张等少数人外，不可能全都得宠，其中大部人宫官品阶很低，如王才人、鲁才人，为正五品；张宝林、柳宝林，正六品，有的没有记载其封号，只以姓氏相称，大概是没有晶阶的宫女，如何都能有政治能量卷入这场斗争中去？从新旧《唐书》的“高祖诸子传”看，也无卷入这场斗争的记载。再次如上面提到那位向李世民索要宝货的贵妃，在唐代妃嫔中为正一品，地位仅次于皇后，而李渊在原配窦氏死后，没有立过正妻，当皇帝后尽管有数位得宠的妃嫔，也无立谁为皇后，因此这位贵妃在当时的妃嫔中地位最高，尹德妃虽也为正一品，但排位在贵妃、淑妃之后。一位地位如此之高的妃嫔，如何史籍在记载此事时不记其姓氏。而对地位比她低许多的妃嫔却清楚地记着姓氏，看来此条记载很值得怀疑。史书中如此大肆张扬李建成、李元吉与高祖妃嫔的关系，无非是表明他们在政治上的孤立地位，在朝廷中找不到更多的政治力量，只能用不正当的手段在后宫中施展阴谋，而李世民又如何正义凛然，不搞不正当的活动。
旧史臣为了把这些事编得更加圆满，就得说出妃嫔们反对李世民的理由，于是写道：“世民独不奉事诸妃嫔，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事实是这样吗？从旧史臣删节后而保留下来的极少的史料看，也足以证明李世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比建成、元吉差。李世民的妻子长孙氏，在这场斗争中就充当了极重要的角色。她为了帮助李世民，争取高祖的同情，做了大量的工作。据载：“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说明李世民通过自己的妻子对高祖和妃嫔做工作，比李建成、李元吉亲自出马要来得高明，同时也隐蔽得多，不易使人察觉。于此类事仅有甜言蜜语恐怕不行，李世民也和自己的兄长一样，不惜用金宝进行贿赂。李建成曾对元吉说过：“秦王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