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要做有为的官
对于每一个国家公务员来说，如何使自己政治上进步得更快，思想上更加成熟，是踏上从政之路始终密切关注的一件事情。各级公务员在其任上，大都希望通过自己的一番作为，干出样子，干出成绩，得到群众的拥护爱戴。绝大多数的官员都知道，这既是自己履行领导职责的需要，也是自己升迁的重要砝码。
领导职务的提升，等不来，要不到，要靠本事，有为才有位。一切美好愿望都是靠自己艰苦奋斗一步一步地实现的。韩非子说：“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意思是，行政长官要从基层地方官中提升，军事长官要从当兵的人中挑选。现在很多年轻干部，都是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部。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但缺少艰苦环境和复杂局面的磨炼，更要通过实干取得的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
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说过，立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工作随着志向走，成功随着工作来。立志、工作、成功是人生的三个重要环节。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工作是走向成功的旅程，这旅程的尽头就有成功在等待着，以庆祝你努力的结果。对于很多事业有成的公务员来说，自己年轻时从政的理想是他奋斗成功的重要动力。特别是很多政治家，心中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选择了从政，并为之不懈的奋斗。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人。周总理从小就树立了自己的远大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为此，他一直都是努力地朝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时刻心系中华民族、人民大众。19岁时，他给同学留下的临别赠言是：“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之时”，并写下了气吞山河的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正是因为周总理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与人民。
有些公务员在一开始虽然没有明确想过要怎么样从政，但为了理想，实现自我的价值，他们选择了从政。诗人李白，豪放不羁，最不喜欢受约束，年轻时游历各地名胜古迹，骨子里有很深的浪漫气质。但为了实现自己救苍生、济黎民的宏伟大志，当应召入宫时，他是很为激动的，以为自此可以步入政坛，一展宏图。虽然他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在仕途上并不顺畅，但这是因理想，为实现自我价值而从政的典型例子。
社会发展到今天，追求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的全新生活理念更是得以张扬，昭示着人在生活、工作中新思维、新理念的变化。相当多的有理想、有事业心的公务员为了发展自我，彰显个性，对体现个人价值的政治事业，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在政治舞台上尽情表演，因为他们在个人职业上寻找到了自我价值实现和事业的最佳契合点。革命先行者方志敏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位居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但他从事革命斗争十余年来，经手的钱财数以百万计，却是一点一滴都用之于革命事业，在他被捕时，身上仅有的值钱之物只是一块怀表。在他被囚期间，朋友出于仰慕送来钱物，他马上转送狱中病饿的难友。在狱中忍受饥寒，写下了著名的《清贫》。他更是超越了一般人的理想，把其从政之路视为实现全人类幸福的崇高事业，也正因为此，虽然他过得清贫，但他过得幸福。
做官就要为民造福
对公务员来说，心里没有群众就是忘本；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就是变质；滥用手中权力，欺压群众，就是对权力来源的背叛。所以，真正称职的公务员都不会摆官架子，而是时刻注意联系群众，跟群众打成一片，把群众的疾苦装在心上。因为他知道，倾听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的困难，是公务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最基本的职责。
唐太宗很清醒地认识到了老百姓和自己统治的关系，他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在其在位的几十年，力行休养生息政策，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伟业，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在古代，有很多官员都能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他们说“老百姓可怜、可欺，但老百姓也可敬、可畏”。这句话多多少少反映了人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力量。因此，有些人还是能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的。清朝郑板桥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这个道理。
如何为百姓谋福利？在不同的年代，为百姓谋福利的内涵和意义是不同的。但不管什么年代，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在战争年代，人民的利益是保家卫国，打倒反动统治，相对来说更需要的是会打仗、能打胜仗的公务员。那么，在当时会打仗、打胜仗也是造福百姓。例如，当中央在确定抗美援朝大军统帅人选时，一开始考虑让林彪出任，但林彪考虑风险太大，因此称病拒绝出任。这个时候，当党中央找到彭德怀时，他不计个人得失，以“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的勇气和魄力，毅然决然地挑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的重担，并历经艰辛，精心指挥，最终凯旋。这就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为人民做的巨大贡献。当时代需要的时候，当人民需要公务员挺身而出的时候，如果公务员不能勇敢地站出来挑起重担，那么这个公务员就不能说是一个政治上成熟、富有责任心的公务员。
在和平年代，公务员的主要职责和工作内容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给一方百姓带来平安、祥和、富裕、文明，让老百姓过上更幸福的生活是其最基本的职责要求。因此，时代要求兴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就是造福百姓。邓小平深深懂得这一点，因此力主破除“两个凡是”错误思想，领导和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打下了思想基础，并以此赢得了民心。后来，面对姓“社”、姓“资”等问题的争论，又提出了“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形象地表明了他搁置争论、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工作的重要观点。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才赢来了中国二十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大好局面。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领导了这项惠及十几亿人民的伟大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了他的为国家和为人民奋斗终生的政治诺言，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政治家的伟大风范。
反观现在，有些公务员稍稍有点职位，就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特别是看不起群众，喜欢以领导者自居，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在基层，有些公务员为了“完成任务”，或者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不许农民发表不同意见，否则就扣上“干扰工作”或“妨碍公务”的大帽子。有的还利用手中权力，随意处罚群众。有些乡镇在群众工作中遇到棘手的问题时，随意动用警力抓人，以给群众“下马威”，给“颜色看”，结果是老百姓人心惶惶，敢怒不敢言。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在解放之初就对广大公务员说过，“我们进了城，执了政，还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是，看看这些公务员，表明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
毛泽东深知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把密切联系群众确立为我们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在红都瑞金时，就非常注意人民疾苦，时常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的困难。当看到当地老百姓喝水很困难，特意组织红军挖了一口井，留下了“吃水不忘挖井人”的美谈，说明毛泽东时时都想着为人民办实事。
在西柏坡，盛传毛泽东“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的动人故事。1948年东渡黄河后，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路上，毛泽东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车从她们身边驶过，那女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坐在她身边的女人正在流泪。毛泽东要求停车看看怎么回事。车停下来后，一问，才知道孩子病了，病得很重。毛泽东回头将医生叫过来，让医生为孩子看病。由于药品紧缺，医生犹豫着要不要用仅有的一支盘尼西林给小女孩治病。可毛泽东说人命关天，命令医生立即给孩子注射。因抢救及时，小女孩被救活了。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感慨地说道：“农民缺医少药，生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
经济不能发展，百姓不能富裕，是领导者的最大失职和无能。而一个能力较强又干出实绩的领导者，就会得到人们的信赖和高度评价，就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力，人气就旺，就会赢得广大干部群众的尊重和敬佩。苏东坡修筑水堤，使当地老百姓免受水灾之苦，因此在他离开杭州时，人们做出了一道名菜“东坡肉”纪念他。又如周恩来总理，每天日理万机，处理国家事务，解决民众疾苦，深受全国人民的爱戴，以致在他去世的时候出现了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一个公务员又有什么能比这更有成就感呢？
为政清廉才能受人称赞
英国思想家罗素认为：“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许多区别，有些是智力上的，有些是情感上的。情感上的主要区别之一，在于人类的某些欲望与动物不同，是漫无边际的，而且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
显然，尽管“凡人皆有私欲”，但私欲的性质、指向、“等级”及其作用方式、产生的结果则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康德曾经指出的那样：人的自我意识是道德和道德义务的必要前提。对公务员来说，有的能尽职尽责，忠诚于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事业，掌好权，用好权，用手中的权力替老百姓多办实事。但也有些公务员将贪欲作为人生要务、对金钱顶礼膜拜、昧着良心敛财、宁可损人也要利己，整天想着的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这明显是一种低劣的人格（个性）状况表现，也充分反映了这类人必然要损人利己的低劣品德层次、道德观念及道德水准，这必然为时代所唾弃，为社会所不容。
权力是一种资源，但这是人民赋予公务员管理政府、造福人民用的，所以有些干部很能珍惜自己手中的权力，处处从严要求自己。“公则民不敢怠，廉则吏不敢欺”。他们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有些人在盯着你的权力，要以他的钱买你的权，稍不注意，你就会成为金钱的俘虏。为政不廉，不是合格的领导者。要做到清正廉明，首先就是要心无私心杂念。
提起廉洁，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包公、海瑞、于成龙这些古代清官，以及现代的那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好干部，比如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他们在群众心目中都享有崇高的威信。自古以来，公正无私、不贪不占的官员，由于品行端正，高风亮节，最能使人产生崇敬之感。
作为一个公务员，在变化万千的商品社会中，只有守得住根本，抗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管得住小节，才能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才能堂堂正正地挺起腰杆来做人、做事、做官，也才能说起话来掷地有声，办起事来一呼百应。不论官位大小，职务高低，切不可拿权力作交易、以权谋私、贪图享受、玩忽职守。
吴奇修，一个农民的孩子，1987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主动申请回到家乡涟源县工作。1995年出任茅塘镇石门村党支部书记，将一个贫困村建设成为远近闻名的亿元村。
我们不仅要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一名北京大学的高材生放弃了大城市优厚体面的工作，放弃了考研究生，考博士，当经济学家的理想，回到他那个偏远贫困的家乡呢？他是这样说的：“我们来到家乡一些特困乡村进行一些调查，那里位置偏僻，老百姓的生活也非常贫困，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不到希望，他们生活没有什么希望，是处于挣扎状态，这种眼神这种感觉对我的刺激太大了，对我的震撼也很大。这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是农家的孩子，又是通过恢复高考，通过党的好政策使我们能够考一个好大学，并且学经济学这么一个好专业，那么我学了这些东西，能不能运用于实践，为这些急需得到帮助的人做点什么。”正是怀揣着这样一种朴素的理想，吴奇修是当时湖南省惟一一个北京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的人。但是，实现理想的道路并非一条坦途：待遇低，生活艰苦，嘲讽、挖苦、非议也接踵而来。吴奇修坦然地面对了这一切，实实在在地从小事做起，取得了周围同志们的信任和理解。1995年，吴奇修出任地处涟源南部山区的茅塘镇石门村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个当地有名的贫困村，吴奇修却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和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吸引资金，走上了一条工业兴村的道路。当石门村摘掉了贫困的帽子，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之后，面对竞争日渐激烈的市场压力，吴奇修又一次提出走一条科技型、外向型、多元化、集团化发展之路的新思路。
应该说，正是这种“为老百姓做点事，将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于实践”的理想构成了吴奇修的职业动机，也正是这种理想的支撑才使得他能够甘于清贫，这样一路走来。当然，在他面对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时，也曾有过些许的失落。但是，理想的力量又使他很快调整好了心态，再一次坦然面对这一切。当理想实现的那一天到来时，吴奇修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幸福感、满足感和成就感，一种真正有所作为、为民服务的感觉。
懂得知足更要懂得不足
大多数公务员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看成是与社会脱离，是“失败”的象征，是人生晚年的不幸事件。由于每个人的经历、受教育程度乃至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许多人在被免职以后，各种议论和猜测接踵而来，说什么的都有。也有少数人冷眼以待，认为他已经派不上什么大用处了，结果有的老熟人突然变得陌生起来，以前的“高朋”也不再满座，更有甚者，还会“再踏上一只脚”。
有时候，失位也未必是坏事，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件事。从职务上退下来把岗位让给年轻人是工作的需要。面对职务的调整，切勿心灰意冷或怨天尤人，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遭遇挫折需要理智、全面、深入地寻找原因，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有的放矢。面对失位，应调整心态，要以一颗平常心对待，否则，失去的会更多。尤其是作为党教育了几十年的老同志，更要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以人格力量展示真实的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