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去世前，孙中山设立了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北京代表他行事。油头粉面的俊俏小生汪精卫是地位最高的委员。汪以1910年‘企图刺杀’清摄政王而闻名，实则这次秘密行动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警察抓到了汪精卫，他知道阴谋，但实际上并未参加。他被关押了几个月，直到辛亥革命打开了清朝监狱的大门。后来他宣称自己是这次谋杀计划的主谋，从此到处受到款待，汪善于对几乎任何原则进行妥协调和，这种本领使他在国民党内得势经久不衰——现在，他又一直侍奉在孙中山病榻左右，这使他官运亨通，良机在握，即将成为大元帅的接班人。
大谋略家躺在那儿奄奄一息，这使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面临两大问题：要不要继续保持孙中山同莫斯科和中共联盟；而最重要的还是由谁来担任国民党新的大元帅或最高领袖，从而就可坐收孙中山长期奋斗的成果。一场抢班夺权的斗争开始了。
……环绕在孙中山病榻四周的，是宋氏王朝的主要成员：站在庆龄两边的，是孙中山前妻之子、碌碌无为的孙科，她的弟弟、金融神童宋子文，盛气凌人的大姐霭龄，以及霭龄的忠实丈夫、一心只想着黄金的孔祥熙。
所有在场的人——以及一些并未在场的人——后来都声称，在这位伟人弥留之际自己起了关键作用。霭龄让人得知，祥熙已变成一位不可缺少的人物，致使他同庆龄建立了‘永久的联系’。那些讨好西方的人则宣称，他上气不接下气说的是‘不要给基督徒们带来麻烦……’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蒋介石都声称自己在中山先生的临终祈福中也有份。野心勃勃的黄埔军校校长逢人便说，孙中山屏足最后一口气叫了‘蒋介石’的名字……”
真正悲痛欲绝的是宋庆龄。她极力支撑着自己，一面体贴入微地照顾孙中山，一面按照他的意愿托着他的手腕在遗嘱上签字。
而孙中山的遗嘱正如众所周知：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务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加上了一个附录，简单地声明说：“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箱、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他临终时紧握庆龄双手，以无限眷恋的眼光凝视着心爱的妻子。他一生中经手过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和其他外币，可他逝世时依然两袖清风。他留给庆龄的唯一有价值的财产，只是上海莫利哀路的那所房子。那还是爱国华侨捐赠的。但是庆龄完全无视这些，她紧握丈夫的双手，泪如雨下，但她的眼光又坚定无畏，使他相信她会接过他的旗帜，沿着他们共同的“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目标继续走下去。他还有多少话要对她说啊！他是多么感激她、爱恋她、寄希望于她啊！但他已说不出话来，就这样溘然长逝了。
庆龄又一次勇敢地承受了死神对她的打击。使她能稍解哀痛的就是人民对孙中山的爱戴。无论是在他垂危或入殓时，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在外面垂泪守候。在护送孙中山的灵柩到西山碧云寺时，灵车经长安街、西单牌楼，出西直门，北京市民三十万人步行送至西直门，两万多人步行送至香山。更有千千万万的群众伫立在灵车经过的大道两旁路祭。
是年4月，宋庆龄出席上海十万人民隆重召开的追悼孙中山大会，会上何香凝报告孙中山历史及勋绩。报告中指出：
“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先生已死，我辈之责任愈重，先生已为我辈播三民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种子，我辈当日日汲水灌溉，使之滋生长大。”
何香凝的讲话代表了千千万万正直革命党人和先进民众的希望。庆龄没有辜负他们。与那些为个人私欲而争权夺利的家伙的愿望相反，庆龄不但没有倒下，没有从此销声匿迹，反而很快地化悲痛为力量，在以后那些黑夜漫漫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道义权威，高举孙中山的理想火炬，并把自己锻炼成一个独立的革命领袖。
庆龄第一个重大的行动是在该年6月初就“五卅惨案”对记者发表谈话，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并说：“最近从学生工人与市民的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之精神未尝死。”
是月，又发表《为力争两广关余向英帝国主义斗争的孙先生》，赞扬中山先生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其中有语云：“……中山在广州一隅，仅凭公理民气与列强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舰队林立，始终不为所屈，卒使美公使亲临调解。列强自知理屈，虽关余问题因中国之不统一卒未解决，然中国人之不可侮，帝国主义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正以身作则昭示吾人矣。”
1926年1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发表演说。演说中赞扬国民党改组后各方面的显著进步，同时又义正词严地谴责违背孙中山先生遗训的右派集团，号召革命党人紧密合作，要共同努力忠实执行三大政策，实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强调说：“先生主义的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如果诸位能大家合作，则先生的主义，一定是能够成功的，能够实现的。”
1月9日，和何香凝、邓颖超一起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成员。
1月16日，由于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原则立场，赢得国民党“二大”与会代表的拥护和尊敬，以获得选票245张（有效选票总数249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在这次代表大会的核心机构里，左派和偏左的人士占了压倒多数，一些极右的国民党官员被清除了。
但是右派并不甘心，他们选择了蒋介石作为他们的头领。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蒋介石远非接班的人选。原先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公开竞争者就有：左派廖仲恺，右派胡汉民，当时的中间派汪精卫。此外比他占优势的对手也大有人在。但是由于1925年秋天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蒋介石又施展出他那两面三刀、反复无常的绝技，首先周旋于党内的各派首领、各种势力，然后加强与右派势力暗中勾结，其中关系最密切者则为党内好斗的上海右派勇士、青帮头目杜月笙。
杜月笙野心极大，但他想要取得对国民党控制权的途径只有两条。一条是自己成为接班人，不言而喻，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另一条则是设法搞一次选举，把按自己利益行事的人选上去。蒋介石当时已是由他豢养了十五年之久的军人门徒，又是他上海生意的合伙人，于是被他选中。从不少外国记者报道中透露，包括埃德加·斯诺在一次和庆龄的谈话记录中记载：蒋介石为了达到目的，还曾表演过一次向庆龄求婚的丑剧，遭到了庆龄的严词拒绝。此后不久，蒋又摆开了一盘很精明的政治棋，即开始向庆龄的小妹宋美龄求爱，以得到整个宋氏家族的支持。虽然庆龄竭力反对这桩婚事，她说，与其看到她的小妹与这种无赖结婚，还不如死了痛快。但是有后台的蒋介石却一面取得了北伐的领导权，一面充当着宋家小妹长年锲而不舍的求婚者的角色。
由于杜月笙的巧妙安排及多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使得蒋介石在争夺国民党控制权的角逐中逐渐占了上风。1926年7月，青帮在广州的这位伪装巧妙的同伙——性情暴戾、反复无常的黄埔军校校长，突然之间便冲过了所有跑在前面的竞争对手，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
1926年12月，在武汉成立了一个新的委员会，处理政府工作事务。庆龄第一次被任命为政府的高级执政官员。有人说她并不是真正的领袖，前文已述，有人甚至攻击她“没有做出独立判断的能力”。但事实证明：她是真正的领袖人才。加上她在道义上和感情上的众望所归，她的人格力量足以领导群伦。她和陈明仁，和邓寅达将军一道，代表了武汉时期国民党的左派。她忠实地宣传和贯彻孙中山革命的三大政策，积极投身到中国人民大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7年1月3日，武汉民众在庆祝活动的高潮中，自发占领了汉口的英国租界，另有一批人同时夺取了九江的英国租界，从而大大提高了政府在左派人士中的声望。但这一成功同时也在西方世界引起震动，西方列强和中国的保守分子、帮会勾结在一起，阴谋颠覆武汉政权。英国政府一方面被迫放弃两处租界，一方面调动了强大的远征队伍来保卫他们在中国最重要的基地——上海。
帮会头目及与他们沆瀣一气的蒋介石，不断地与黄金荣、杜月笙商讨对策，密谋镇压革命。遗憾的是，上海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工运组织者竟然没有觉察到蒋介石已是内部的叛逆。
虽然武汉政府已危在旦夕，但世界各国代表团仍纷纷来访。许多世界第一流的记者都要来见识一下这个遥远东方的革命政权，并亲眼看看传奇式人物孙中山的传奇式的夫人。
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见多识广的著名记者竟无一例外地都被她深深地吸引，为之倾倒。路易斯·斯特朗记述说：“从外表看她，娴雅得近乎纤弱，但她却有钢铁般的意志，面对家庭和社会对她施加的种种压力，她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不少记者还记述了她的一些社会活动，记述了面对那些互相对立、对抗、一触即发的来客和停泊在她家草坪旁边虎视眈眈的炮舰，这位美丽的夫人是如何表现得雍容自若，机智沉着……2月19日，蒋介石躲在南昌不露面，而由与他密谋已定的上海军阀指挥大批手持刀枪的警察、雇佣军、外国警察肆无忌惮地拘捕、杀害散发传单的学生和工人纠察队员。仅当天被杀人数即达数百人。次日《纽约先驱论坛报》报道说：“受害者的头颅被刀斧手砍下，插在旗杆上或盛在盘里游街示众。当鲜血淋淋的人头被插上削尖了的竹竿，高高举着带到下一个行刑地去时，成千上万的过路人无不惊慌逃避。”
一场大屠杀持续了两天，无数进步学生、工人和中共党员相继倒在血泊中。
几星期后，充当刽子手部队首领的李宝章却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并擢升为国民党第八军军长。
不久，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袭击，并公开扬言要在国民党内外彻底消灭共党分子。
3月，国民党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到会中央执委有宋庆龄、何香凝、林伯渠、恽代英及候补执委毛泽东、董必武、邓寅达等，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对全国国民宣言》等，重申中山先生三大政策及坚持国共合作原则，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蒋介石个人独裁，实际上罢免了他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挫败了他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庆龄在这次全会上旗帜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革命立场，深得与会者的信任与尊敬，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
是年4月12日，蒋介石彻底撕去伪装，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青帮和外国商团的配合下，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及一切进步人士，手段极为残暴，甚至灭绝人性。斯诺当时是《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他认为上海在这场白色恐怖中死去的人数当在五千到一万之间。
著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曾给这场恐怖屠杀做了记述，读来更是令人发指：
“另有八千人在第二周内被杀。近千名妇女、少女，工人的妻子、女儿被转手卖给上海工厂去做工或给妓院当妓女。在上海外国女人的心目中，却把杜月笙这个人贩子当成了英雄，蒋介石为他授勋，称他为社会栋梁。”
上海成了蒋介石的一统天下，庆龄立即和她在中央执委会的同志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在声明上签字的还有年轻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士。蒋介石被开除出国民党。但早有准备的蒋介石却在4月18日和他的同伙一道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无耻地宣称他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两个政府对立，斗争激烈。但因蒋介石势力强大，武汉方面渐渐地有不少人产生了向蒋介石妥协的倾向。
而庆龄领导了反妥协的斗争。与此同时，庆龄竭尽全力撑持武汉政权，并向在继续北伐战争中受伤的战士提供援助。
在革命与反革命激烈搏斗的日子里，由于宋庆龄坚定不移和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极为嫉恨，始则施展阴谋诡计，造谣中伤，继则进行武力威胁，甚至派人搜查其住宅。国民党中执委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当即指出：
“夫人宋庆龄同志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秉正嫉邪，遂为反动派所深忌。其始则用种种反间计欲使夫人离开武汉。孙夫人烛知其隐，屹不为动。反动派计无所逞，乃作种种流言飞语，欲以中伤孙夫人。”“反革命者此种流言，不特无损于同志之令名，适足以彰同志之盛德。”
蒋介石一方面对夫人恨之入骨，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为了欺骗舆论，又不得不故作姿态地写信给宋庆龄，要求会晤，宣称“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竟至假惺惺地胡说什么“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妄想借其威望以助己之声势。庆龄当即拒绝。
同时，庆龄即以国民党中央执委身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的政策的声明》，以坚定政治立场，声称：排除工农的革命是假革命，严正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中执委，不和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叛徒同流合污，明确指出：
“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做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
“今天自命为孙中山信徒的人，口里谈的是阶级，心里想的却是一种实际上漠视中国千百万贫困农民疾苦的‘革命’……孙中山的政策是明明白白的。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成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过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这是宋庆龄的最后答复。她与蒋介石政府就此断绝了关系。他们无法通过她利用孙中山的名字来使他们的政策合法化。他们只好用压制的办法还击这位美丽、坚强的战士，立即查封了刊登她的声明的《人民论坛报》。但庆龄通过国际友人的帮助，设法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了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