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司马光修成《资治通鉴》294卷，又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其中《目录》“仿《史记》年表，年经国纬，用刘羲叟《长历》气朔，而撮新书精要散于其中”［25］。可见该《目录》主要是以事编目。不过，司马光对《目录》并不满意。对此，陈振孙在《通鉴举要历》（80卷）解题中指出：“《通鉴》既成，尚患本书浩大难领略，而《目录》无首尾，晚著是书，以绝二累。”［26］王应麟亦言：“光编集《通鉴》既成，撮精要之语为《目录》30卷。晚病《目录》太简，更著《举要历》80卷而未成。”［27］可见司马光认为自己所撰《目录》存在首尾不完备，并且过于简略等缺憾。此外，刘恕撰有《通鉴外纪目录》3卷，“起包羲，讫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原注：起三皇，止周共和，载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为一编）。”［28］南宋时，李焘编成《长编》980卷，又有《续资治通鉴举要》68卷，《总目》5卷和《修换事目》10卷。其间，《总目》为全书的卷第总目；《修换事目》则是依熙宁修《三经新义》例，李焘在重别写进时，损益修换四千四百余事的目录。［29］
在宋代官修的《实录》中，亦出现了《事目》。见于《玉海》卷48记载的有：北宋真宗咸平元年，因沈伦所修《实录》“事多漏略”，真宗于是命吕端、钱若水等重修。至二年成书的《重修太祖实录》凡50卷，并《事目》2卷。又乾兴元年十一月，仁宗下诏命李维和晏殊编修《真宗实录》，并谕以“一朝大典，当谨笔削之意”。至天圣二年书成，凡150卷，《事目》5卷（据《玉海》载：史官进献并被锡宴于编修院，原注：“一本无《事目》五卷”）。再如英宗时由王珪等编修的《仁宗实录》凡200卷，（《玉海》原注：“又本有《事目》十卷”）。神宗时由吕公著等编修的《英宗实录》30卷，《事目》3卷。另据范祖禹《进〈神宗皇帝实录〉表》，元祐时修成的《神宗实录》凡200卷，又《事目》10卷。［30］以上主要是北宋《实录》编有《事目》的状况。南宋《实录》中，因史籍残佚严重，已未见《事目》，而有《目录》。如李焘等重修成《徽宗实录》200卷，《考异》150卷，以及《目录》25卷。［31］
以上情况表明，两宋史家或鉴于其编年史卷帙巨大，内容繁富，往往颇难翻检之故，或出于旨在说明修订考辨之需，从而为其编年史著制作了该类目录。
归结而言；分类编目做法的广泛运用，主要是与宋代史籍的实用目的有关。其中对于会要和职官典制类史籍而言，因为需要常被用来翻检，因此门类的划分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宝训、圣政和政要而言，一则要在经筵向帝王宣读，一则要重点凸现帝王的嘉言政德，时而还要供应举弟子便于翻检择用，因此门类篇第的归类划分则相当讲究。其他如方志等类史籍，其重视划分门类的目的，则与实际内容之需有关。同时，史家为其史著编制目录，主要是为方便读者阅读及辨明史实之用。
3.考论结合
宋代一些史家在编修史书时，不仅注重对史事的考辨，而且还极为重视汇聚先儒前贤对史事的评论，并且还将其有机地融汇于一书之中。
北宋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不仅撰有《考异》30卷，而且书内还随事附有许多议论。这些因事而发的议论共有218处。其中“臣光曰”119处，前人的“论”99处。［32］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些议论注重阐发儒家的君臣之道，有的甚至还针对宋代社会现实发论，其间的许多议论不乏真知灼见。
南宋王益之撰有编年体《西汉年纪》30卷，因其所征引的已有西汉史籍中存在着“史传互载，不无抵牾”等状况，于是他撰有《考异》10卷。同时，对于“诸儒之议，多所发明，因为诠次”为《鉴论》若干卷。他在谈到此种做法的好处时说：“考诸《年纪》，一代之升降著矣；求诸《考异》，一时之去取见矣；参诸《鉴论》，当时之事情得矣。虽纂辑之际，失不自保，然先汉之事大略具焉。”［33］可见该书叙事、考证和议论三者得以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与这种做法相类似，南宋末马端临编撰《文献通考》，其《自序》就明确指出：“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可见其考论结合的编修特点同样突出。
总之，考论结合的编修方法，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去了解史实本身的真实性，而且能使人们通过诸儒评论，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利害得失有更加深入的理解。该做法弥补了史书仅有考或唯有论的编修不足，这在历史编纂学上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二、一源多流、官私史籍的凭藉互用以及私著凭依私材的成书方式
“靖康之难”使北宋原有的文化资源经历了一场大浩劫，丰富的文献典籍在这场灾难中散佚严重。所幸的是，随着大批士人南渡和南宋朝廷对文教事业的大力扶持，加之印刷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南宋文教事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文献典籍的搜求整理成效显著。史载；南宋时，秘书省初复，“士庶始有以家藏国史、实录、宝训、会要等书来献者，国有大礼大事，于兹有考焉。”［34］此后朝廷多次下诏访求遗书，到孝宗淳熙五年，陈骙编修成《中兴馆阁书目》70卷。陈振孙在该书解题中指出：“中兴以来，庶事草创，网罗遗逸，中秘所藏，视前世独无歉焉，殆且过之。大凡著录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盖亦盛矣。”［35］淳熙六年，朝廷还诏“求四川遗书。以其不经兵火，所藏官书最多也。”［36］有了丰富的史源作基础，从而促使南宋史书在被编修时，便呈现出了多种成书方式。
1.一源多流
在宋代私家修史过程中，有一类史家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编修原则，穷毕生精力编就成了卷帙浩繁、内容详备的编年体史著。对于该类史著，其优点是以内容详备而见称，其不足则是卷帙浩繁，让人难以在短期内读就。
早在北宋时，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是鉴于“《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诸生历年莫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37］因此他旨在编写一部简明完备的通史，以适应读者要求。但编就的该书仍达294卷，一般人不易领略。司马光曾说：“吾此书惟王胜之尝读一遍，余人不能数卷，已倦睡矣。”［38］朱熹将《资治通鉴》与《稽古录》加以比较后指出：“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且如《稽古录》，极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诸王，恐《通鉴》难看，且看一部《稽古录》。人家子弟若先看得此，便是一部古今在肚里了”。他又言：“《稽古录》有不备者，当以《通鉴》补之。”［39］可知朱熹亦认为《资治通鉴》过于详备，一般人通读不易。司马光本想另写《资治通鉴举要历》，以便简化《资治通鉴》，但未完成。因此到南宋之时，仅对《资治通鉴》加以“改”和“节”的著述就多达10余家（参见表6-3）。其中除朱熹、袁枢二人以不同体裁改编《资治通鉴》外，陈亮还撰有《通鉴纲目》23卷、郑厚有《通鉴分门类要》40卷、沈枢有《通鉴总类》20卷等。对《资治通鉴》加以删节成书的有洪迈的《节资治通鉴》150卷、吕祖谦的《通鉴节要》24卷、曾噩的《通鉴节要》13卷等。由此可见南宋史家改编《资治通鉴》者为数不少。
对于记述北宋九朝历史的史书而言；朱熹认为：“本朝《国纪》好看，虽略，然大纲却都见。《长编》太详，难看。熊子复编《九朝通略》，不甚好。”［40］李心传认为：《九朝通略》“视《长编》才十一，颇讹舛”；《东都事略》“尤疏驳”［41］。可见《长编》在记述相同史事的史书中，虽以详备见长，但也因此而受到时人责难。据史书记载；光宗绍熙二年五月，国子监主簿黄度就曾向皇帝进言：“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广记备言为体，观者每患其繁，其选命诸儒节录以进”，光宗表示同意。但此后因“讲官以为繁重而止”。［42］这表明朝廷君臣亦深感《长编》纪事过繁。此外，部帙巨大的《长编》，因为费用昂贵，致使一般官僚士大夫很难置办得起。刘宰就曾告知李焘之子李说：“五朝《长编》激感颁赐，四朝正所欲得，更望周全，使为全书。但部帙太大，为帑更费，以是为愧！”［43］不过，李焘编修完成980卷的《长编》巨著，则有着自己的意愿。他“尝举汉石渠、白虎故事，请上称制临决，又请冠序”。孝宗虽然答应了他的请求，但终未能实现。［44］叶适亦指出：“公终不敢自成书，第使至约出于至详，至简成于至繁，以待后人而已。”［45］也就是说，李焘旨在留待后人进一步对该书加以笔削耳。
那么在李焘之后，南宋时人的确在精读《长编》之时，往往对其径直加以改编，或参据其以成书。其中径直改编《长编》者就达十种左右。如现今传世的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又如李挚友郑子辩在年幼时，其父授以《长编》，并告诉他说：“读是则知本朝之所以轶乎前代者”。于是郑子辨经过近三十年的精心研读，晚年依据仅存的1/3旧本《长编》，撰成了《续通鉴长编要略》，并刊刻行世。［46］时人吴泳称赞该书道：“《要略》宠贶博学甚多，风檐披读，帙简而纲宏，词约而事尽，用功深者其传必远，当于此书见之”。同时，吴泳还指出：“间者，乡里范洁斋作《长编举要》。……又有眉山杨明叔者，纂成《长编纪事》，流传世间，本末粗为详备，同先世一书参错互见，后学者何其为幸耶！”［47］此间言及的杨明叔的《长编纪事》，即就是现今传世的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此时成书的还有：李谌的《续通鉴长编分类》38卷，藏于家。［48］曾担任过李壁幕僚的郭叔谊撰成的《续通鉴长编增添纲目》20卷，藏于家。［49］李之友张洽撰成的《续通鉴长编事略》。［50］杨泰之撰成的《本朝长编类》。［51］以及陈傅良撰成的《建隆编》。［52］此外，赵希弁撰有《续资治通鉴长编补注》，以补诏敕奏篇等阙。［53］而参据《长编》成书者如有李的《皇宋十朝纲要》25卷。又如陈均自幼“侍从祖丞相正献公（俊卿），获观国朝史录诸书及眉山李氏《续通鉴长编》，意酷嗜之，独患篇帙之繁，未易识其本末，则欲删烦撮要为一书，以便省阅”。随后他撰成《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该书“大纲本李氏，而其异同详略之际，则或参以他书。”［54］再如彭龟年撰成《内治圣鉴》20卷。他在光宗绍熙五年正月“进《内治圣鉴》疏”中就明确指出：该书“其目则略循《会要》之旧，其事则多本《长编》之书。”［55］此外，参用《长编》成书的还有徐自明的《宋宰辅编年录》等等。可见围绕《长编》从事改编或参据其成书的史著相当多，并且改编或参编者中不乏李焘故里之人，或者李焘父子的亲朋僚属。
同样，李心传撰成详细记述南宋高宗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同时，李心传还撰有《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乙集40卷。此书的内容大多被李心传用于《要录》之中，“盖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互相经纬者也”［56］。对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梁太济先生考证得知：《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及刘时举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乃至元人的《宋史全文》，均直接或间接地加以取材。［57］而对于《要录》，现今见于记载的就有：李心传弟子高斯得撰有《高宗系年要录纲目》，此当是高斯得将《要录》改编成了纲目体。其他如陆德舆在《宋宰辅编年录》卷首《序》中就指出；该书“本之《长编》、《系年录》”。可见徐自明在编撰《宋宰辅编年录》时，则明显参据了《要录》。在此通过对《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和《要录》与以上这些史书关系的对比考察，我们不难相信，以详备见长的李心传著述成了它书改编或参据的重要史源。当然，一源多流现象还不止表现在南宋史家对二李巨著的改编参据方面，其他如南宋史家对《春秋》、两汉史等的多种形式的改编，同样属一源多流现象。
2.官私史籍的凭借互用
南宋史家在私撰史著时，往往由于自身只能接触到有限的史料，或者难以全面了解到事实真相，因此他们必须凭藉官方史籍完成自己的著述。同样，史官修史因存在许多弊端，为按时成书，他们时而会征取一些重要私著助修成史。正缘于此，南宋官、私史家在修史时，就形成了官私史籍的凭藉互用现象。
南宋时，私家所撰修的重要著述往往以官修史籍（如《日历》、《实录》、《国史》和《会要》等）作为最基本的取材依据。如李焘于孝宗隆兴元年首次进呈太祖朝《长编》时曾言：“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史，纷错难信”，于是他旨在“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58］这表明李焘从最初编撰《长编》时起，便把官修的《实录》和《国史》等作为他成书的重要史料来源。同样，王称在编修《东都事略》时，则“特掇取五朝史传及四朝实录附传。”［59］即就是主要取材于北宋官修的《三朝国史》和《两朝国史》列传，以及神宗、哲宗、徽宗和钦宗四朝《实录》附传。此外，李心传私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时，则“专以《日历》、《会要》为本”［60］。当然，私家私自著史，若不与官修史书及其观点保持一致，则常常会冒很大风险。如孝宗淳熙元年，何熙志“指《长编》记魏王食肥彘，语涉诬谤”，孝宗对此解释说：“此载皇宋事实，何害？”［61］可见在孝宗的有意袒护下，李焘才算躲过一难。正因为如此，许多重要的私修史著往往会指明其依据官史成书，或者完成后怕遇到风险，久藏不愿传出。如徐度的《国纪》就“不大行于世”。［62］以上情况足以表明；仅凭个人之力要完成纪事翔实、篇幅浩大并且禁忌颇密的当代史著述，就必须凭借官修史籍作为最基本的取材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