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学士大夫通过对编年与纪传二体的具体比较，进一步加深了对编年体“详治乱兴衰”特点的认识，并进而采用该体裁积极编修史书。如晁公武认为：“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治乱之事为详；纪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迹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号为正史，不亦异乎！”［121］吕祖谦认为：“论一时之事，纪传不如编年；论一人之得失，编年不如纪传。要之二者皆不可废。”［122］章如愚则更为详细地指出：“编年之书，自《春秋》及《左氏》、《通鉴》之外，如荀悦《汉记》之类，至有耳不闻，目不睹者，何也？意者，纪传之体，随其人之终始，事之纲目，即于一纪一传见之，故观者易知也。编年之法，具一代之本末，而其人之始终，事之表里，则间见杂出于其间，故观者难于遽见。又纪传多载奇怪不经之语，而编年则不可以泛纪也。爱奇厌常，舍难就易，文人才子之习云耳，必有史才欲知去取予夺之大法，则编年之书目熟而心究之矣。”［123］可见晁、吕、章诸氏虽都承认二体各有所长，但晁、章二氏明显偏爱编年，章氏甚至认为，编年之书更需有史才者目熟心究，才可理解其中所含之深意。此外，用编年体撰成《西汉年纪》的王益之，在其书《自序》中言：“纪传存一人之始末，论人物者有考焉；编年著一代之升降，观治乱者有稽焉。以一人之始末，视一代之升降，重轻何如也”？可知王益之明显偏爱编年。以上诸人中，象晁、吕、王三氏直接运用编年著史，章氏因编修类书，常会翻检编年体史书，故其结论均为经验之谈。
在《资治通鉴》这一“详治乱兴衰”成功范例的感召下，以及时人对编年体自身特点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南宋时编修编年史的风气甚浓。一方面，南宋时春秋学及通鉴学兴盛（详见第六章），在南宋人编修的所有史著中，此类编年体史著占有较高的比例。另一方面，南宋史家编修当代史兴盛一时。在这些史著中，史家往往出于总结王朝兴衰的现实目的，故而偏重选择编年体。如前述南宋私家在编修的北宋亡国史中，除《东都事略》等为数极少的几部纪传体史书之外，其余基本为编年体史书。再加上其他一些编年体史书，可以说，南宋史家选择编年体编修史著，已成为当时史学发展的突出现象。
南宋编年体之所以兴盛，一则主要同中唐以来崇尚《春秋》及编年体之风分不开。由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所倡导的《春秋》学，直接影响到北宋初石介等对其舍传求经和尊王攘夷思想的接受，《春秋》学及源于《春秋》的编年体因此得以兴盛。二则是从编年体本身的发展来看，与被王安石称为“断烂朝报”的《春秋》相比，北宋司马光编修的《资治通鉴》无论是在记事范围、编修程序和编修宗旨上，还是在附属性的《目录》、《考异》和《举要历》的设计和编撰上，都显示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所必备的自身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此前编年体的一些缺陷。亦正是由于《资治通鉴》的影响和南宋时人对编年体的切身体会，最终使得南宋编年体史书得以大量涌现。三则是与南宋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关。北宋灭亡的现实历史教训以及国家始终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促使史家必须从当代，甚至于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去探求治乱兴衰之因，而编年体正合乎这一社会要求。最后，南宋官修的纪传体《四朝国史》和《中兴四朝国史》成书速度甚慢，而以编年体形式编修的《日历》和《实录》则大多能较快成书，这为私家撰述同类体裁的史著提供了更为直接便捷的史料依据。因此，我们对如李焘以《实录》作为基本史源编修成《长编》，以及李心传以《高宗日历》作为基本史源修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状况，就不难理解了。
二、新体裁的产生及运用
如前所述，南宋人崇尚编年，通鉴学又在南宋相当兴盛。其结果之一便是由此产生了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同时，随着南宋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以编年形式编次人物事迹的年谱，以及记述学派学术传承流变的学案体亦得以创立和发展。
1.纪事本末体
该体出现于南宋前期，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是南宋袁枢撰成的《通鉴纪事本末》，凡42卷。该书完全以《资治通鉴》作为取材对象，选择汇列为上自“三家分晋”，下至“周世宗征淮南”等共239件大事（另附相关事项66项），每事为一篇，详记始末。这种以事为纲，区分门类，以类排纂，每事一篇，自为起迄的编纂方法，呈现出有别于编年、纪传二体的自身特征，它记述的对象和中心是一件件完整的历史事件。这种编纂方法明显地克服了“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124］的缺陷，更适应了当时社会的客观要求，因而颇受世人重视。从此亦在原有的编年、纪传二体之外，形成了纪事本末体。
几乎在同时，孝宗淳熙十二年，又出现了章冲编撰的《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5卷。该书以《春秋左氏传》为取材对象，以鲁十二公加以划分。每公之下，又按年依次类聚史事，每事一篇，自为起讫。具体选择汇列有上自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下至哀公二十七年“越子盟于平阳”和“晋荀瑶伐郑”等共357件大事。书末有附录，主要附载灾异、力役、时政、列国兴废及器物等事。由此可见，该书所采用的亦为纪事本末体。不过，与袁枢之书相比，其设置的事目更细，并且书名称为“事类始末”。章冲用纪事本末体改编《左传》之后，清四库馆臣指出：“编录左氏书者，或以国分，或以人分，或以事分，凡数十家而未已。虽体例小殊，其源皆自冲发也。”［125］同时，清人将章冲之书与清高士奇所撰的《左传纪事本末》比较后，指出：“冲书以十二公为记，此（指高士奇书）则以国为记，义例略殊。又冲书门目太伤繁碎，且于左氏原文颇多裁损，至有裂句摘字联合而成者。士奇则大事必书，而略于其细。部居州次，端绪可寻。与冲书相较，虽谓之后来居上可也。”［126］由此可以看出，章冲之书虽对后世产生了不小影响，但在门目划分、史事类聚方面仍存在欠缺。这反映出纪事本末体在最初被运用时的真实状况。
以上袁、章二氏用纪事本末体编撰的是前代史。此后，南宋时人依据该体裁编撰成了当代史，如现今存世的有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和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127］二书虽均采用了纪事本末体，但由于受现实环境的制约和当时多种创新体裁的影响，使其在分门编类的具体做法方面，已与袁、章二书不尽相同。而同属眉州人的杨、彭二氏，虽均是对《长编》的改造，但杨、彭二书在编纂宗旨和设目方面都存在明显不同。
杨仲良的《长编纪事本末》（150卷）是将北宋九朝史事分门别类，析为事目410条，目中复有子目70条，类目中仍以编年纪事。据姚勉为该书所作的《序》可知；该书原名为《本朝通鉴长编节要纲目》。杨仲良在取材于《长编》时，曾对其“辞剪其浮，事举其要，类总其萃，年系其时”，从而使所编之书做到“挈提以纲而纪载以目，经综而纬列，壁合而珠连”。其目的“使读之者可以便览观，可以备遗忘，可以识伦类，可以纪岁月，可以旁通而曲畅，可以本具而末举，其有益于学者大矣”。同时，该书在体裁的运用方面，姚勉认为：“司马《通鉴》一书有节本，有《举要历》，有袁氏《本末》，有朱夫子《纲目》。今此书之节要，辞剪其浮，即司马《通鉴》之自节本也；此书之标题，事举其要，即司马《通鉴》之《举要历》也；类总其萃，年系其时，袁氏之《本末》也；挈提以纲，纪载以目，即朱夫子之《纲目》也。一书而诸体备焉，用心亦勤矣。”［128］姚勉的看法表达了他对杨书的高度评价。认为它具有了《举要历》、《资治通鉴纲目》的作用，“一书而诸体备焉”。然杨书并非是上述体裁的混合体，它的基本特征仍然是“类总其萃，年系其时”，即以事件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不过，由于它广泛吸取了司马光《资治通鉴》节本和《举要历》的做法，特别是纲目体的某些长处，增多了事目，目中有时还设子目。因此，事目的设置相当细密是该书的最大特色。如在《长编纪事本末·神宗皇帝》（卷57至卷90）部分，其设置的事目竟达到了34条。其中在卷88和89“青苗法”中，又含子目8条。同时，杨仲良还直接承袭了李焘《长编》“是元祐，非熙丰”的编修宗旨，并通过事目的设定，把这一主旨概括而明确地显示了出来。如该书卷61事目为“吕惠卿奸邪”和“李定奸恶”；卷63和64事目分别为“王安石毁去正臣”与“王安石专用小人”；卷95至98事目分别为“用旧臣”上、下和“逐小人”上、下，凡此种种，无不显示出他“是元祐，非熙丰”的理念，较之李焘《长编》原书更为鲜明。
归结而言，在当时诸多创新体裁与体例纷纷出现的状况下，杨仲良吸收、融合众体之长，事目设立相当细密，以便更为鲜明地体现编修宗旨。对此，后人认为：“其书承袁机仲纪事本末之名，而大有不同，分类尤为繁琐。”［129］不过，正因为如此，在李焘《长编》现今七朝传本全缺徽宗和钦宗两朝纪事的情况下，《长编纪事本末》在史料方面更加显得珍贵。
对于彭百川的《太平治迹统类》而言；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典故类》和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类书类》解题言，该书仿照的是《通鉴纪事本末》的条例。赵希弁还进而说：其书“统而类之。事撮其纲，辞举其要”，并且该书纪事与《中兴治迹统类》一起“上自艺祖，而下至于孝宗，凡二百门云”。按现今传世的《太平治迹统类》，因篇卷断烂、文字讹夺而已非原貌，后人将其厘定为30卷。从现存修补、改订相对较少的事目，且偏重于记载典制及礼乐兵刑的兴废沿革状况来看，该书具有目简事明的特点。仔细推究其事目，如卷12神宗和卷18哲宗朝纪事事目，分别首列“神宗圣政”和“宣仁垂帘圣政”，卷27事目为“祖宗圣学”，等。可知彭百川之书主在宣扬皇宋王朝“治迹”，突出诸朝“圣政”。由此可见，彭百川之书有鲜明的编撰主旨，它更能体现彭氏本人的看法。在体裁方面，该书依据的是纪事本末体，唯一的差异是以“统类”命名。
《通鉴纪事本末》成书半个多世纪之后，理宗端平中，在蜀地做官的李文子，俾资中人郭允蹈撰成《蜀鉴》10卷。该书纪事上起秦取南郑，下至宋平孟昶，记载上下凡1300年关乎蜀之事。该书以事类聚，每事标有总题，如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之例。但在每事之内，各记事条则有纲有目有论，甚至还有考。具体而言，该书列有“秦人取南郑”至“西南夷本末（下）”共52个总题，书内还在“秦人取南郑”、“秦人取蜀”以及“秦人取汉中”等事件中直接表明“论”者凡28处，并且在叙事中对古地名今之所在详加考证说明。该书与《通鉴纪事本末》相比，虽在体裁上都是以每个事件为中心，但在取材与细目的设置上，《蜀鉴》有了新的变化。《蜀鉴》取材并非仅限于一书，而是广搜群书。各篇总题之下，不仅有纪事，而且有纲有目有论，并且有考。可见该书以纪事本末体为主，同时还吸收了纲目体的编修方法。之所以如此，当与撰者的编修宗旨和当时蜀地的环境有关。南宋时期，川蜀成为抗金、蒙（古）元的战略要地，绍定六年理宗亲政，宋、蒙联合灭金，川蜀又面对着南进蒙古军的强大压力。《蜀鉴》的出现，适应了这种形势的客观需要。
综上所述，南宋袁枢创立纪事本末体之后，时人用以编修前代史及当代史的著述不少。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一则该类史籍以事件为中心，每事一篇，列有标目，并依编年叙事，自为起讫，从而保持了事件的完整性。二则其编修宗旨较之编年体史书更为简明，史学功用更为突出。然而，南宋史家在对该体的具体运用、书名的确立，乃至事目的划分等方面，仍存在许多差异。具体而言；其一，在取材方面，袁枢、章冲、杨仲良以及彭百川之书，皆各取材于一书，或《资治通鉴》，或《春秋左氏传》，或《长编》，而《蜀鉴》取材则不限于一书。这表明南宋史家在运用纪事本末体时，能根据具体编修内容及其宗旨，确定相应的史源。其二，在南宋史体不断创新与发展的时代，史家在编修史书时，往往兼取他家之长。如《长编纪事本末》和《蜀鉴》就同时采用了纪事本末及纲目等体。在细目的设置上，更是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色。最后，在书名的确立上，则有“事类始末”、“统类”等不同于纪事本末的名称。这一切无不说明，纪事本末体在南宋时仍处于不断被充实、完善，并且逐渐被时人接受的阶段。应该说，至迟到明代，基本以“纪事本末”统一命名，并随着以纪事本末体编修体例编撰的史书的日渐增多，纪事本末体才被逐渐确立了下来。到明清时期，该体完全得以独立发展，以至于清四库馆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中最终设立纪事本末类，以归并该类史著。
2.纲目体
由朱熹在编修《资治通鉴纲目》时所创立的纲目体，是指按编年叙事时有纲、目之分。纲仿《春秋》，大字顶格编排；目效《左传》，小字降格分注编排。据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序例》所言：“盖表岁以首年（原注：逐年之上行外书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则朱书以别之。虽无事，依《举要》亦备岁年），而因年以著统（原注：凡正统之年，岁下大书；非正统者，两行分注），大书以提要（原注：凡大书有正例，有变例。正例如始终兴废、灾祥沿革及号令征伐、杀生除拜之大者；变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皆特书之也），而分注以备言（原注：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终者，有详陈其事者，有备载其言者，有因始终而见者，有因拜罢而见者，有因事类而见者，有因家世而见者。有温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论；有胡氏所收之说，所著之评。而两公所遗，与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语，今亦颇采以附于其间云）”。以便“使夫岁年之久近，国统之离合，事辞之详略，议论之同异，通贯晓析，如指诸掌”。由此可见，朱熹在编修该书时，先定立有详尽的凡例，其目的之一是为了使史书更简明易懂。对此，他自言：“此书无他法，但其纲欲谨严而无脱落，目欲详备而不烦冗耳。”［130］目的之二完全是为了体现他的正统论观点。对此，旨在发明该书书法指意的尹起莘在《通鉴纲目发明自序》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是书之作，其大经大法，如尊君父而讨乱贼，崇正统而抑僭伪，褒名节而黜邪佞，贵中国而贱夷狄，莫不有系于三纲五常之大，真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先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者也。……《纲目》之作，其有补于世教，殆亦有得于《春秋》之旨，皆所以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泯”。贺善在《资治通鉴纲目书法序》中亦言：《通鉴纲目》之书，其“大要不过辨名分、正纲常，以示劝戒尔”。如上所言，虽然《资治通鉴纲目》旨在完全体现朱熹的观点，其史料价值并不高，但由此所创立的纲目体因为具有纲目分明、条理清楚、简明扼要，以及便于检阅等优点，故受到时人及后人的极力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