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研究李焘及其《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论文主要有：方壮猷的《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年谱》（《史学史研究》1/1981）、杨家骆的《续通鉴长编辑略》（世界书局影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1册）卷1及2、周藤吉之的《南宋李焘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成立》（见其著《宋代史研究》（日本东洋文库昭和44年版））、徐规的《李焘年表》及其《增补》（分别见于《文史》第4辑和第16辑）和《李焘评传》（见《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册）、刘复生的《李焘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史学史研究》3/1981）、顾吉辰、俞如云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版本沿革及其史料价值》（《西北师范学院学报》3/1983）、张孟伦的《李焘和〈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师范学院学报》4/1983）、蔡崇榜的《南宋编年史家二李史学研究浅见》（《史学史研究》1/1986）、燕永成的《今七朝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5/1994）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取材考》（《史学史研究》1/1996），以及王承略、杨锦先的《李焘著述考辨》（《文史》第50辑）等。专著有王德毅的《李焘父子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和《李焘评传》（见其著《宋史研究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再版））、裴汝诚、许沛藻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版）。其中方壮猷、王德毅和徐规等先生对史家李焘生平事迹研究用功最勤，成就巨大。裴汝诚、许沛藻二先生从流传、编修、内容及史料价值等方面系统论述了《续资治通鉴长编》，其论著是目前《长编》研究最为系统的著作。
研究李心传及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论文主要有：王德毅的《李秀岩先生年谱》（见其著《宋史研究论集》）、梁太济的《〈系年要录〉、〈朝野杂记〉的歧异记述及其成因》（《文史》第41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名考》（《浙江大学学报》1/1999）和《〈要录〉自注的内容范围及其所揭示的修纂体例》（上、下）（《文史》第50、51辑）、陈智超的《三论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中华文史论丛》第63辑）、王瑞来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略论》（《史学月刊》2/1987）、孙建民的《取舍之际见精神：略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取材》（《上海师大学报》3/1996）、孔学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取材考》（《史学史研究》1/1995）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文辨析》（《史学史研究》1/1998）等。专著有来可泓的《李心传事迹著作编年》（巴蜀书社1990年版）。其中方壮猷、王德毅和来可泓等先生对李心传生平事迹的研究用功最勤，成就巨大。梁太济先生以及孙建民、孔学等对《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研究徐梦莘及其《三朝北盟会编》的论文主要有：陈乐素的《徐梦莘考》和《〈三朝北盟会编〉考》（见其著《求是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集）、王德毅的《徐梦莘年表》（《宋史研究集》第8辑）、仲伟民的《新发现的〈三朝北盟会编〉摘抄本之特色及其重要史料》（《华东师大学报》1/1990）、《〈三朝北盟会编〉传本及其体例》（《史学史研究》2/1990）、《〈三朝北盟会编〉对金史研究的价值》（《史学史研究》4/1991）和《新见〈三朝北盟会编〉摘抄本及其价值》（《文献》1/1992）、李伟国的《〈三朝北盟会编〉摘抄辨析》（《文献》1/1994），以及邓广铭、刘浦江的《〈三朝北盟会编〉研究》（《文献》1/1998）等。其中陈乐素、王德毅二先生对徐梦莘生平事迹研究最为深入。陈乐素、邓广铭、仲伟民、李伟国和刘浦江等先生对《三朝北盟会编》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
研究郑樵的论文主要有：顾颉刚的《郑樵著述考》和《郑樵传》（分别见《国学季刊》1922年1卷1期和1923年1卷2期）、白寿彝的《郑樵对刘知几史学的发展》（见《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苏渊雷的《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及其异同》（上、下）（《上海师大学报》4/1979和2/1980）、仓修良的《郑樵和〈通志〉》（《杭州大学学报》4/1980）、陈光崇的《郑樵的史学》（见《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王树民的《从〈通志略〉看郑樵的学术成就》（《江淮论坛》3/1988）等等。专著有吴怀祺的《郑樵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徐有富的《郑樵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顾颉刚、白寿彝、陈光崇、王树民、吴怀祺等诸多先生对郑樵及其《通志》做了颇为深入的探讨。
研究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及《八朝名臣言行录》的论文主要有：汤勤福的《朱熹亲撰〈通鉴纲目〉考辨》（《文史》第45辑）、严文儒的《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丛考》（见朱杰人主编的《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台湾郑骞的《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节本》（《宋史研究集》第4辑）、王德毅的《朱熹五朝及三朝〈名臣言行录〉的史料价值》（台湾《东方杂志》1967年复1卷3期）、叶建华的《朱熹〈宋八朝名臣言行录〉初探》（《史学月刊》6/1988）、《〈资治通鉴纲目〉简论》（《朱子学刊》2/1990）和《论朱熹主编〈纲目〉》（《文史》第39辑）、裴汝诚、顾宏义的《两种版本不可偏废—郑骞先生“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节本”读后感》（见《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等。其中汤勤福、严文儒和叶建华等先生对《资治通鉴纲目》做了深入研究，郑骞、王德毅、裴汝诚等先生对《八朝名臣言行录》做了细致分析。
研究马端临及其《文献通考》的论文主要有：白寿彝的《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学步集》（三联出版社1962年版））、陶懋炳的《马端临史学的科学性初探》（《史学史研究》4/1982）、瞿林东的《〈文献通考〉的理论价值》（《安徽史学》2/1993），以及台湾张元的《马端临对胡寅史论的看法》（《宋史研究集》第22辑）等。专著有王瑞明主编的《〈文献通考〉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和《马端临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邓瑞的《马端临与〈文献通考〉》（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白寿彝、王瑞明等先生注重研究马端临，王瑞明、邓瑞等先生注重探究《文献通考》内容。
研究南宋其他史家及其著述的论文主要有：陈述的《〈东都事略〉撰人王赏称父子》（见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八本）、柳诒徵的《陆放翁之修史》（见《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钱穆的《黄东发学述》（《宋史研究集》第8辑）、朱仲玉的《陆游的史学成就》（《浙江学刊》4/1983）、陈光崇的《袁枢与〈通鉴纪事本末〉》（《史学史资料》3/1979）、邓广铭的《对有关〈太平治迹统类〉诸问题的新考察》（见《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徐规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研究》（《文史》第54辑）、梁太济的《〈两朝纲目备要〉史源浅探》（《文史》第32辑）、许沛藻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考略》（见《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84年会刊）、虞云国的《南宋编年史家陈均事迹考》（《上海师大学报》4/1984）、朱仲玉的《徐天麟和〈两汉会要〉》（《江西社会科学》5/1985）、汝企和的《〈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初探》（《史学史研究》2/1987）、蔡崇榜的《宋代四川史学家王称与〈东都事略〉》（《成都大学学报》4/1985）、何忠礼的《王称和他的〈东都事略〉》（《暨南学报》3/1992）、李远涛的《〈读史管见〉与胡寅的历史评论》（《史学史研究》1/1994）、魏殿金等的《论王应麟的学术成就及其特点》（《浙江学刊》3/1995）、张其凡的《〈大事记讲义〉初探》（《暨南学报》2/1999）、辛更儒的《有关熊克及其〈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文史》第58辑）、王德毅的《郑著袁枢年谱补证》（《简牍学报》第五期）、《汪藻对纂修史书的贡献》（见《宋史研究集》第19辑）和《〈靖康要录〉及其作者考》（台湾《思与言》1967年5卷2期）、张元的《胡三省史学新探》（《宋史研究集》第28辑）、周藤吉之的《陈傅良撰〈建隆编〉》（见其著《宋代史研究》），以及三上次男的《关于张棣的〈金国志〉即〈金国经〉》（《岩井博士古稀纪念典礼论文集》1963年版）等等。专著主要有郑鹤声的《袁枢年谱》（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王德毅的《洪迈年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2006年版），以及张伟的《黄震与东发学派》（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
最后，作为两宋史学资料编年的专门性著作有：杨翼骧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二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林平的《宋代史学编年》（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陈乐素的《〈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刘兆祐的《宋史艺文志史部佚籍考》（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84年版）、徐规的《仰素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梁太济的《唐宋历史文献研究丛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李裕民的《四库提要订误》（增订本）（中华书局2005年版）等等，亦有专篇考究论述宋代史著状况。
南宋史学的研究意义：
（一）从史料构成来看，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的丰缺直接决定着史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那么宋代史研究同样也不例外。而现今存留下来的研究宋代史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史料，大多数直接出自南宋，或与南宋有关联。因此，搞清南宋史学的基本情况，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宋代史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
（二）长期以来，国内外的宋史研究曾存在“重北宋轻南宋”的倾向。这期间虽存在南宋末期史料严重残缺的问题，亦存在一些学者认为南宋仅为偏安小政权，地位和作用十分有限等看法。然而，出现该情况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对南宋时期的史料挖掘还不够深入，对南宋史研究还不够深刻仔细，而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则离不开对南宋史学做深入研究。同时，我们知道，北宋后期党争激烈，国史更修频繁；南宋在战、守、和问题上往往因时而异、因人而异，甚至因地而异，要分辨清其中的是非功过，同样需要对史籍做大量的爬梳、整理及研究工作。而这些问题的彻底解决，同样离不开对南宋史学的研究。
基于以上情况，在广泛吸收前人及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本著述重点按南宋史学的时代特征、编修方式、史学思想和治史队伍等几个方面加以系统地论述南宋史学的发展状况，并且通过比较说明南宋史学在两宋以及此后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以便使人们从宏观方面全面把握南宋史学的基本状况。当然，南宋史学本身内容极为丰富，本著述虽重点选取史书所记内容以及史籍的现实功用做了个案分析，但有待深入细致探究的领域仍有不少，此有待日后进一步深化。在此还需说明的是，由于南宋史学上承北宋，下又与宋末元初的南宋遗民乃至元人私自编修宋代史直接相关连，故书中有时出于行文论述之需，对涉及有关以上时期的史家及其著述会加以适当论述。
注释
［1］见《金明馆丛稿》（三联书店2001年版）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2］见陈骙《南宋馆阁录》卷4《修纂下》。
［3］《十七史商榷》卷92《唐史论断》。
［4］《群书会元截江网》卷29《诸史》。
［5］见蒙文通《跋华阳张君〈叶水心研究〉》（见《蒙文通文集》（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三卷《经史抉原》）。
［6］见王德毅《宋代史学的特质及其影响》（见《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6月）。
［7］参见朱瑞熙《宋朝的岁币》（见《岳飞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8］《宋史》卷173《食货上一》。
［9］《宋史》卷389《谢谔传》。
［10］《古穰集》卷9《读活民书》。
［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四库提要》）卷82。
［12］《水心别集》卷3《进士卷·士学下》。
［13］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14］《水心文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
［15］《直斋书录解题》卷5。
［16］《齐东野语》卷11《道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