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生的每一个季节都有一个存在的理由。
人生的每一个十年都有能够做适当的事情、取得相应成就的时机。
当然，各人的时间表略有不同。但是，我强烈推荐下面这个日程安排，供大家在不同季节里参考：
十几岁的时候，尽量开心玩。
二十几岁的时候，冒所有的风险。
三十几岁的时候，学习一切能够学习的东西。
四十几岁的时候，能挣多少就挣多少。
五十几岁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带头。
六十几岁的时候，以尽量高的姿态退居二线。
从此开始，或者说从今以后，尽一切所能好好地玩。
这张时间表导致我于1989年3月31日午夜退休，当时65岁。
因为事先有所准备，无论是从职业上还是从个人心理方面，我都感到不突然。我丰富的一生已经扔到后面去了，但是，我的眼光盯住了未来更圆满的生活。
有很多人前来祝贺。当然，也有人流下几滴眼泪，这些都是人生事实的酵母。在人退休的时候，在人死亡的时候，情形也会是一样的。
在愚人节那天退休
这可不是愚人节开的玩笑。我退休的第一天是1989年4月1日，星期六。
我跟平时一样开始一天的工作，早晨出去跑步。
从华盛顿的首都希尔顿饭店，越过拉法耶特公园，经过白宫、华盛顿纪念碑，越南战争纪念馆、林肯纪念堂、跨过罗斯福大桥，再经过阿林顿国家公墓的硫磺岛纪念堂。
这条线路我都跑了好几百回，这么跑去上班是很不错的一个主意。但是，今天早晨，我并不需要干活了。
跑步经过白宫的时候，我想起罗纳德·里根总统10个星期以前退休，最后一次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所说的话。
“我骑马奔向夕阳。”美利坚合众国的第40任总统这么说。
“我要骑马奔向朝阳。”我对自己说，一边微笑。
这里面的差别大着哩，但两者都让人开心。
里根一辈子经过了太多的成功日出，包括69岁爬上总统高位，之后在白宫体验到8年的日出。到77岁的时候，他踏着夕阳西进，一直回到故乡加利福尼亚的家里。
我也有自己成功的日出。但是，在65岁退休的年龄，我还准备看到更多的朝阳。
那是退休的第一天，跑步之后，我跟一些政客、媒体和商业大腕们一起聚会。他们都在纽约，准备参加当晚的格里迪伦晚餐会，那是媒体请政客参加的每年一度的花哨晚会，大家都得穿正式晚礼服参加。
首席执行官约翰·克雷和甘奈特公司早已经准备了另一场退休午餐会，表达对我的尊敬，午餐会在俯瞰着美国首都的甘奈特大楼里进行。
副总裁丹·奎尔带领大家敬酒祝愿。我的餐桌上有一大堆名人，是政客和媒体大腕，包括电视界的沃尔特·克隆凯特、《华盛顿邮报》的凯伊·格雷汉姆、来自苏联和中国的外交官。
午餐之后，我跟另外200多号人一起去白宫，跟乔治·布什总统一起玩掷蹄铁游戏，他在游泳池旁边新铺了一块碎石地。
“艾尔啊，请你告诉我。退休后你真的准备干点什么事情？”总统很热心地问。
“正在找新的冒险机会。”我告诉他说，避免提到细节。
当天晚上，在格里迪伦晚会上，我跟一些内阁成员、最高法院的法官、商界大腕和媒体明星一起摩肩接踵。
房间里的气氛只有一个词：权力。
星期天早晨，我早早就醒来，发现自己的权力没有了。权力没有了，额外福利也没有了，直到昨天为止，一切还都是那么自然的，那么容易就到手的，但这一切都传给我的后继者了：
再没有喷气式飞机了。
再没有公司提供的豪华轿车了。
再没有工作人员来关心我的日常生活便利了。
在宾馆的K街后门口，我招呼一辆出租车，让他拉我去机场。我直奔南瓜中心，准备穿着短裤爬上我的树屋。我要坐在打字机前开始本书的写作。
19年来，我这还是第一次坐国内商用飞机。我排队，玩着手里的机票，一边寻找美利坚航空公司987航班的登机口，脸上不禁露出微笑，我对自己说：“所有那些说自己永远也不会退休的狗娘养的，应该看看我今天的样子！”
事情并不一定非得这样结束。我本来可以中止事情朝这方面发展的，或者可以拖延。任何一个有心计的首席执行官都能够控制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时候交出手中的权力和额外待遇。
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或者说大部分人都逗留太久，有些人甚至连指甲都抠出血来。大多数董事会成员都不敢对老板说什么时候是时候了。
这样的情形是可耻的，并且还经常造成了悲剧。老板的退休会影响公司的每一个员工，无论是什么规模的公司。
如果交接顺利，而且时机得当，方法妥当，老板、继任者和所有人都会受益。如果来得太快或者太晚，或者太突然，每个人的未来和命运都会受害。
不要太伤感
为了保障自己能够找到合适的办法，我从刚刚当上甘奈特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开始就在计划自己的退休事宜了，当时我只有49岁。
在我的坚持下，我的第一份首席执行官雇用合同里包括有这么一项内容：“纽哈斯必须在1989年3月31日前退休。”每一次合同更新或更改都保持有这么一项内容。
我坚持必须要在自己50岁以前确定退休的日期，我对董事会是这么说的：“我想在自己变得太老或者你们各位变得伤感以前确定退休事宜。”我希望在自己还有理智的年龄离开。
没有这件事情挡路了，我就能够集中精力干自己的事情。这使我在50～60岁的这个期间过上了一生最有效率的十年，也是甘奈特公司里最为成功的10年。
每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必须借助公司来计划和有秩序地实施有效的交接过程，好把权力交给下一代人。
反过来，假如一个首席执行官是一位成功人士的话，公司也会给这位首席执行官来一次财务上的告别拥抱，这样可以确保他安逸的生活水平，使其在退休后不至于受太大的苦。
实际上，一位首席执行官对公司领导层的责任，不应该仅仅限于在自己退休时解决权力交接的问题。老板还应该掌握董事会的建议权，确定在老板出现意外时由谁来继任，比如他／她不慎被公共汽车压死。
自从当上首席执行官以后，我每年都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每年12月份，我都会与公司董事会的管理权交接委员会评估高层管理人员当年的表现。
每次会议我都是这么结尾的：“如果明年公共汽车将我撞死，我希望本委员会能够在推荐首席执行官人选时考虑如下情况。”
我用书面形式把这些建议写下来，密封好，告诉委员会的主席将它锁起来，直到或者除非全体委员都需要看里面的内容。
只有我和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才知道这封信的存在和它的内容，而其他董事会成员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没有高级主管人员涉及此事。
由于我善于躲避公共汽车，也挡住了射向我的明枪暗箭，所以那些信件一直都没有机会用上。但是，每一位首席执行官都应该为公司提供这样一份应急文件。
有计划的权力交接比突发性的交接容易得多，也简单得多。你可以测试潜在的候选人。如果他们通不过重要的测试，那你就排除他们。如果通过了，你给他们更严峻的考验。
有些人能够感觉到公司在考验他们，有些人感觉不到。
约翰·克雷通过了我在甘奈特公司给他的所有考验。他当过记者，当过编辑，当过出版人，他是公司设在华盛顿办事处的负责人，在那里得过普利策奖。他是《今日美国》的创始人编辑，是负责地区报纸的总裁。
当然，他也犯过几次错误，现在也犯些错误。他是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长大的，因此说起话来很搞笑。他们在学校里也不学书法，因此，他写的字你根本就无法看清楚。但是，世上没有完人，因此这些小毛病我根本就懒得记在心上。
我过60岁生日的时候，把有序交接的事情公开化了。克雷被任命为公司总裁，也是首席运营官。
“如果他通过这次考验，我会在两到三年内请求各位任命他为公司首席执行官，之后，我会给他一些辅导，在我最后两三年里告诉他一些公司主席要办的事情。”我对公司管理层交接委员会的成员们说。
他们同意，也喜欢听到的话。但是，他们不相信我，没有人相信。
韦斯·加拉格尔以前是美联社的总裁，当时他是那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在我的退休晚会上告诉我说：“你正好做了当初许诺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相信你。我们以为你到65岁的时候会要求我们放弃年龄限制，这样你就可以继续留下去。”
我可以不碍你的事了
他们会这么做吗？当然会。差不多所有董事会都会这么做，如果首席执行官或者公司主席这么要求他们的话。之后，那个狗娘养的首席执行官会发出一个新闻稿，说“在公司董事会的要求下”，他被迫留任，以便完成还没有达成的业务交易。之后，他会尽一切力量让那样的业务永远也做不完。
我的确是给董事会准备了一件让大家惊讶的事情，谁都猜不出来的一件事情。
根据甘奈特公司的辅助法规，董事是每三年选一次，我是1988年当选的，一直要到1991年才过期。甘奈特公司的次要法规还规定，凡当过首席执行官的董事，其作为董事的退休年龄可到70岁。因此，人人都以为我会坚持到1991年再次选举的时候，然后再工作到1994年。
1989年3月22日是我65岁生日，我按照平常的普通方式召开了作为董事会主席的最后一次会议。谈到最后一个大型日程安排项目，即“其他事务”时，我向董事会成员分发了一封信，都是亲笔写给每位董事的信件，表达我对各位的特别感谢。
那是我从董事会退休的一封辞职信。我事先只与两位董事谈过，一次是几天前跟克雷谈过，另一次是几小时前跟麦克柯金戴尔谈过，我要求每个人都保密。
这封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说服我，当一位退休的前任首席执行官继续留在公司董事会内，他（她）的存在经常会成为一个妨碍手脚的不利因素。我并不想冒险妨碍我的后继者，也不想以任何方式妨碍董事会。因此，本信是我作为甘奈特公司董事长的辞职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