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解围后，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桑维翰因“首预其谋”又屡有奇功，被石敬瑭任命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权知枢密使事。正当他自庆得计、欣喜若狂的时候，突然风云变幻，耶律德光又与赵德钧勾勾搭搭。这赵德钧是后唐的卢龙军节度使，封北平王，兼中书令。此人拥兵镇边十余年，也一向心怀异志。此次受命从幽州赶赴晋阳增援唐军，抗击契丹。谁知他却“遣使于契丹，厚资金币，求立以为帝”。耶律德光担心自己孤军深入，被赵德钧截断后路，便打算接受他的请求。石敬瑭眼看自己头上这顶刚刚戴上的儿皇帝的皇冠要被人抢去，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桑维翰也是忧心如焚，坐卧不安。在石敬瑭的委派下，他匆匆忙忙地来到契丹营中，跪倒在耶律德光的帐外，放开嗓子哭喊起来，先是大骂赵德钧父子都是不忠不信的小人，又接着吹捧耶律德光是“以信义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属其目”的仁德英主；一面反复表白后晋君臣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的耿耿忠心；一面又苦苦哀求耶律德光不要抛弃他们。桑维翰“自旦至暮”跪了整整一天，哭诉了整整一天！耶律德光起初还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被桑维翰的言辞所感动，下定了要当后晋君臣之“父皇帝”的决心。桑维翰终于取得了耶律德光的同情与怜悯，保住了石敬瑭的傀儡之位，保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于是便兴高采烈地去向石敬瑭报喜、邀赏。石敬瑭立刻就提拔他当了中书侍郎平章事，兼任枢密使，桑维翰出将入相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桑维翰执政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地把媚事契丹看成头等大事。天福六年(公元941年)，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上表请求抗击契丹。当时桑维翰已不主持国政，但他闻讯后还是急急忙忙暗中上疏石敬瑭，大讲不能与契丹开战的“七不可”。他极力夸张契丹的国势之强，并列举契丹对后晋的恩义仁德，提出抗契丹则亡、事契丹则存。他的这番话，不仅彻底打消了石敬瑭因当“儿皇帝”而产生的几许“烦懑不快”，也推动了他在卖国事敌的罪恶道路上愈滑愈远，而且也进一步暴露了桑维翰自己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
以史为鉴：
奸臣是皇帝的臣子，不过他们却把皇帝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然而忠诚之士却把皇帝当成为了万民谋福的工具，皇帝的作用相同，而收效却全然相反。前者可以损毁百年基业，后者也可让万世景仰。即使不能做一个忠诚之士，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做一个民族的败类，这样只会为后人所不齿，也不能被他人摆布，甘做傀儡，不管怎样这点心机还是要有的。
★教训43：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刘谨嚣张跋扈
明武宗时，宦官刘瑾与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和罗祥等八人大权在握，号称“八党”，亦称“八虎”，其中以刘瑾最为奸诈狠毒，他们每天引导十五岁的明武宗朱厚照游戏。武宗因此疏于理政，当然也无能理政，对明孝宗遣诏中应该实行和取消的事一件都未办理。
然而武宗对刘瑾宠爱有加，任命他统率京军十二团营。这下刘瑾军权在握，更是为所欲为。“八虎”还阴谋让刘瑾进入司礼监执掌大权，以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
于是，大学士刘健、谢迁及户部尚书韩文等人，上奏武宗请求处死刘瑾等人，以除国家祸害。武宗吓得直哭，不知如何是好，经与司礼监宦官李荣、王岳商议，决定将刘瑾送往南京。谢迁等人认为斩草应除根，除恶须务尽，坚持将“八虎”处死。这时，刘健推开桌子对武宗说：“先帝临终前，拉着老臣的手，将国家大事托付给我，如今陵墓上的泥土未干，社稷就被这等小人败坏到如此地步，臣死后还有何脸面去见先帝?”
王岳素来刚直、嫉恶如仇，更是慷慨激昂地说：“内阁的意见是对的。”
刘瑾等八人甚为恐惧，连夜跑到武宗面前跪拜流泪，请求武宗保护，说：“如果没有陛下的恩典，奴才们就要被千刀万剐地喂狗了!陷害奴才们的是王岳，他勾结内阁大臣，想限制陛下行动，所以要除掉眼中钉。如果司礼监的太监有权，文官们怎敢如此放肆!”
武宗昏愤，立刻下令逮捕王岳，并提拔刘瑾掌管司礼监，马永成、谷大用掌管东厂和西厂，各自占据要职。
此时，大学士刘健、谢迁为了保护自己，只得退休，以免受害。
40-明武宗
刘瑾为窃取全部大权，每天为武宗安排各种游戏，等武宗玩得正高兴时，即故意送来一大捆各衙门送来的奏章请武宗裁决，武宗于是怒责刘瑾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拿这些事来麻烦朕，以后都由你处理就是了!”这正中刘瑾奸计。
从此，刘瑾再不上奏，由自己代皇上决定大小事情，然后用皇上诏令下达。至此，刘瑾成
左都御史刘宇因巴结刘瑾而升任为兵部尚书，已退休的尚书屠澝则大力巴结刘瑾，以使自己能重回朝廷掌管都察院，他们相互狼狈为奸、贪脏枉法。
刘瑾权倾朝野，公侯勋戚无人敢与他平起平坐，各衙门长官和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都要巴结刘瑾，以私人身份去见刘瑾时，更要行跪拜之礼。
刘瑾不学无术，不会拟答章奏，都拿回私宅请亲戚好友代写。所有内外各衙门上呈的章奏，先写好红揭送给刘瑾，号称“红本”，然后再另写一本给通政司，称“白本”。所有文书中，提及刘瑾时，都不得直书刘瑾名字，要称刘太监。某次，都察院上奏案件时写了刘瑾的名字，刘瑾大怒，痛骂都察院对其不恭。屠庸不得已，率十三道御史跪在台阶上请罪、磕头，不敢仰视，刘瑾仍一再指责。
刘宇因巴结刘瑾而出任都御史，秉承刘瑾旨意摧残折辱监察谏议官，御史即使犯有很小的过失，也要加以鞭笞侮辱。
刘瑾开始收贿时，所得之数不过几百两黄金，刘宇首先送上黄金万两，刘瑾大喜遇望，说：“刘先生对我是何等厚爱!”不久即提拔他为兵部尚书。
武宗受宦官们蛊惑，别寻院落，修筑宫殿，在两厢修建密室，相互连接，每天住在这里，征召乐工数百人演奏取乐，从不回宫理政，从不听取其他大臣意见，与世隔绝。
一天，午朝散后，刘瑾在御道下发现一封匿名信，信中历数刘瑾罪状。刘瑾看后大怒，立
即以皇帝名义下令，召集百官在奉天门下罚跪，因天气炎热，许多人因中暑而亡。
刘瑾行事残酷，因小事受处罚的人，也难保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家有犯人，邻居都要连坐，一再兴起大案，寃号之声不绝于耳，京师内外文武百官均无宁日。
地方官到京师朝观，害怕刘瑾的凶横气焰，担心惹上灾祸，便四处搜集黄金贿赂刘瑾，每省达两万余两，不足，就向京师富豪借贷，等回任后再加倍偿还。
刘瑾谄害群臣、独揽大权、横行霸道，已引起朝野极大的愤恨。张永亦为宦官，统帅神机营，一开始他也是刘瑾的党羽，后来因讨厌刘瑾专权、作恶、贪婪等行为，而欲脱离刘党。刘瑾也觉得他不愿意依附自己，便在武宗面前讲张永的坏话，准备将他贬到南京去。张永得知消息后，直接跑到武宗面前，诉说刘瑾是怎样陷害自己的。武宗召刘瑾来对质，正在争辩之时，张永一时气愤，街上去殴打刘瑾，顿时气氛极为凝重。武宗为化解二人怨气，便下令设宴为他们讲和，但从此两人矛盾更深。这时武宗正宠信张永，所以刘瑾的离间未能生效。大臣杨一清与张永关系甚为融洽，杨一清知道张永舆刘瑾有嫌隙，借谈话之机，十分痛切地对张永说：“公公之功足以平叛（时张永刚率兵平定安化王朱实番之乱），但不知有无办法除掉国之内患？”说完，杨一清移近身子在张永手掌上写了一个“瑾”字。张永表示为难之态。杨一清慨然地说道：“公公是皇上信得过的人，如今讨伐叛贼朱实番的事不交给别人而交给公公，皇上对您的信任可想而知，为何不趁此得胜回朝之机，在向皇上奏陈军事的同时，揭发刘瑾的奸恶，并尽量陈述天下人的痛苦，以及众人对刘瑾的仇恨，诉说自己对即将发生的大祸的担心。以皇上的英明果断，一定会听从公公的意见，诛杀刘瑾。诛杀刘瑾之后，公公的权力必将更加稳固，到时，可以革除所有弊端，以安天下。这样公公就是与东汉宦官吕强、五代的张承业千载并存的三大功臣了。”
张永问：“假如不成怎么办?必须留下后路呀。”
杨一清说：“只要这个建议是由公公的口里说出，必能成功。万一皇上不信，公公就伏地叩头以死相求，并声泪俱下陈说愿剖心以示所言真诚，皇上必受打动。如果得到批准，当立即动手，切不可迟疑。”
张永奋然站起，说：“老奴决以此命为国除害，以报皇上之恩!”于是下定决心除掉刘瑾这个祸国殃民的奸臣和贪鬼。
这时，正值刘瑾得势后权力欲愈益膨胀，相信术士所言，认为自己的侄孙刘二汉命该为帝，便想在百官为其兄都督同知刘景祥送葬时发动叛乱，并同时将张永逮捕。有人飞报张永，张永于是决定提前入京向皇上报捷献俘，献俘之后，武宗设宴犒赏张永，刘瑾、马永成等人陪同入座。入夜，刘瑾退席，张永趁机在武帝面前密告刘瑾谋反罪证，同时从袖里取出奏折，列举刘瑾十七项不法之罪。
武宗在昏醉之下，垂着头说：“刘瑾这奴才对不起我!”
张永说：“此事万不可犹豫。迟疑不决，臣下就会命丧黄泉，皇上是什么下场也可想而知。”马永成等人也在旁边帮腔作证。
于是武宗下令逮捕刘瑾。刘瑾被捕后，武宗仍不想杀他，下诏将刘瑾贬往凤阳。但张永在刘瑾被捕后随即率兵抄查刘瑾家产，抄出金银数百万两，珠玉、珍宝、玩物无数，并藏有皇帝所用衮龙衣、玉带，还有兵器等违禁物品，特别是在他用过的扇子里还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
武宗大怒说：“奴才果然是想造反，马上押进死牢!”不久，刘瑾即被武帝下令处死，真是死有余辜。
以史为鉴：
历来历史上的贪官污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刘谨亦是如此。明朝的灭亡，宦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成就大事，自然是要身边清官多一些，贪官少一点，否则的话，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就有可能毁于一旦，正所谓创业容易守业难，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教训44：小人得志，残害忠良——宦官魏忠贤
在明朝的历史上，宦官干政一直是个大问题。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曾经敏锐地意识到宦官干预政治是非常危险的。在朱元璋当政初期，对宦官的控制非常严格，不仅不允许太监认字，而且给予他们的待遇也很低。在那个时代，太监是十足的奴才，别说政治权力，能安身立命就算不错了。可以说，作为帝国的缔造者，在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元璋都对太监没有什么好的印象，甚至曾在宫门口立了一块大铁榜，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是时间一长，出于对宫外官员的不信任，生怕那些开国元勋造反夺江山的朱元璋又不得不把一些比较私密的任务交给身边太监们去办。这种做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重新打开了宦官干政的大门，而这种风气在朱元璋去世之后也开始愈演愈烈。
例如永乐初年，在靖难夺权的过程中，太监们为朱棣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作为回报，朱棣也把更多的权利赋予了这些后宫的亲信。在这些受重用的太监中，郑和最具代表性。郑和不光获得了皇帝的赐姓，更成为帝国的代表，率军出海，远征大洋，将中华文明展示给了海外诸国。时至今日，每当我们谈到中华文明的传播，郑和都是第一个被提起的名字。作为宦官的郑和，能如此彪炳史册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随着太监获得的权力越来越大，内廷问政的制度也开始逐步确立，身居内宫的宦官们开始逐步名正言顺地获得权力。例如居内宫“二十四监”之首的司礼监，其秉笔太监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实际上是皇帝在宫中的影子内阁，地位十分重要。而几代翻云覆雨的著名大太监的官职，恰恰都是这个影子内阁的首脑——司礼监秉笔。在这些太监中，魏忠贤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和很多太监一样，魏忠贤入宫之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宫廷斗争的漩涡中获得生存的空间。平心而论，由于没有任何文化修养可言，此时的魏忠贤本来很难获得太子朱常洛的尊重。但生性机敏的魏忠贤很快发现太子的儿子朱由校算不上一个好学上进的优秀王储，而更像是一个灵气四溢的小木匠。这对于魏忠贤来说实在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从那时起，魏忠贤开始刻意地给这个未来的帝国继承人制造和提供各种新奇古怪、机关巧妙的玩具，并以此博得了孩子的喜爱，一老一少的感情也在日常生活的积淀中逐渐稳定而牢不可破。在朱由校的眼中，这个忠诚好玩的老仆，给他郁闷飘摇的皇子生活注入了非凡的活力。更多的时候，朱由校都愿意与这个鬓发渐白的太监待在一起。这不光是因为魏忠贤能给朱由校制造各种心思巧妙的机关玩具，最重要的是在与魏忠贤的相处中，朱由校真正地体会到了一个人少年时代应有的轻松和乐趣。而这种直接积淀自童年的情感，也成为了魏忠贤日后翻云覆雨的最大资本。
公元1620年，泰昌皇帝归天，天启皇帝朱由校即位，这对魏忠贤来说不啻于一次命运的巨大改变。就在此刻，魏忠贤也意识到单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完成对权力的控制，他知道自己需要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获得皇帝的全盘信任。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名为客印月的女人出现了。
41-明熹宗朱由校
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也就是奶妈。在朱由校的心中这个乳母的地位非常重要，甚至不单单是养育之恩那么简单。一些历史典籍也曾记载说，在皇帝大婚之前，与客氏曾有苟且之事。但不管真相如何，在当时的宫廷之中，客氏的风头确实是一时无二，朱由校即位不到十天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而这个女人也理所当然的成了魏忠贤的目标。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势力单薄的女人，客氏也同样需要魏忠贤的配合。二人一拍即和，结成了对食（宫女和太监结成假夫妻）。
成功地夺取了客氏的对食权后，魏忠贤在宫中的身份和地位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个皇帝宠信的太监再加上皇帝的奶妈，这样的实力任谁都得忌惮三份。而魏忠贤也在众人的阿谀奉承中，渐渐地品尝到了权力的可贵。然而毕竟此时的他实力还很有限，要想真正的走到历史的前台、控制内廷，他就必须先搬掉另一个大太监，也就是当时的太监总管王安这块绊脚石。
对魏忠贤来说，除掉王安是自己走向权利顶峰的最后一步。走好这一步，日后便一马平川，满眼锦绣再无遮拦。但令魏忠贤忧心的是，王安本人也具有相当的势力，并且名誉颇佳，在朝野之间也有一批自己的人马，且与东林党（当时朝廷中的一些士大夫结成的组织）人互为引援，所以颇不好对付。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策划，魏忠贤先是在宫内发展了一个自己的小集团，收罗了司礼监太监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这些人在内廷之中不断中伤王安，加之客氏又不断给皇帝吹风，渐渐地朱由校也开始对王安疏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