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人因已失宠，内心愤恨孝武帝。一日傍晚，孝武帝滥醉不醒，睡在清暑殿，张贵人赐跟前的宦官尽情饮酒，然后令他们走开，再令婢女用被子紧紧蒙住孝武帝的头，将其闷死，谎称皇上在睡梦中神志错乱，受惊吓暴死。”
司马曜作为天下至尊，只因一句戏言而遭杀身之祸，成为千古丑闻。
孝武帝死后，晋安帝司马德宗即位，由昏庸荒淫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当权。
晋安帝司马德宗从小就是一个白痴，先天不会说话，甚至不知冷热饥饱，饮食、睡觉、起床等均不能自理。这就是世袭制的国君。国家大权自然就旁落到司马道子的手里。
司马道子由于经常饮酒滥醉、淫乐无度，安帝即位后第三年，即卧病不起，其子司马元显趁机暗中迫使晋安帝解除其职位由自己取代。
这个司马元显生性苛刻、生杀随意，周围无良师益友，所亲近之人或者奉承他是一代英豪，或者吹捧他是当今风流名士。司马元显于是更加忘乎所以，日益骄横奢侈、饮酒淫乐。他暗示礼官上疏皇帝说，自己德高望重，既已总管文武百官，则文武百官都应表示对自己最大的敬意。于是公卿以下官员，见到司马元显都要下拜。并且当时战事频繁，国库枯竭，司徒以下官员每天只发给七升粮食，而司马元显却聚敛无度。
由于朝廷的暴敛无度，全国各地乱并纷纷而起，东晋各地刺史因痛恨朝廷腐败，亦纷纷以治乱为名扩军备战伺机而动。
原义兴太守桓玄，已领有荆州和江州两州，自恃占有束晋疆土三分之二，野心勃勃，多次让人向自己报告吉兆，打算以此迷惑众人称帝。又写信斥责司马道子说：
“孙恩贼众逼近京都，只因风向不利、连日阴雨，才未进攻。以前王国宝（王坦之子。官高权重、胡作非为。王恭恶其乱政檄讨之。后国宝被赐死）死后，王恭并未乘机进京接管朝廷大权，而你却诬他不忠。如今你周围那些官居要职的心腹亲信，名声威望清高的有谁?难道是朝中无贤能?只不过是你不信任和重用罢了。凡此种种，已非一朝一夕，所以才酿成今日大祸。朝中正直官员害怕报复，不敢对你多说，我远在他地供职，才敢向你披露事实真相。 司马元显见信，甚为恐惧。随即以东晋朝廷名义下诏宣布桓玄罪状，并任命自己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授象征皇权的铜斧。又任命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前将军谯王司马尚之为后卫，京城内外戒严，讨伐桓玄。
桓玄不愿引敌人境，自绝生路，于是领兵从江陵出发向京城建康逼进。并上疏为自己辩护，又向四方发布文告，指控司马元显的罪状。
司马元显整日酗酒，任命刘牢之为讨伐大军前锋，刘牢之临行时上门求见，司马元显却仍在酒醉中，对其不予理睬。
刘牢之乎日甚厌恶司马元显，担心桓玄一旦被除，他会更加骄横放纵；又怕自己功名越大，越不能为司马元显所容；而且自己雄才大略，重兵在手，故图谋假借桓玄之手铲除司马元显，然后再伺机讨伐桓玄，取而代之，不肯尽力协助司马元显讨伐桓玄。并派儿子刘敬宣向桓玄求降。
司马元显听说桓玄大军来到，闻风而逃，不巧被抓获。桓玄领兵无阻地进入建康城，晋安帝派侍十慰劳桓玄，任命桓玄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扬州牧，兼徐、荆、江三州剌史，总管文武百官、授予极大权利。
这时有关衙门上奏弹劾司马道子酗酒、不孝等罪状，应斩首示众，晋安帝下诏免死，发配安成郡，于是司马元显等被斩首示众。
父子二人作恶多端，最终亦是逃不脱天理报应，落得个流放斩首的下场。
以史为鉴：
为政者理应勤俭治国，体恤百姓。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不顾百姓死活，横征暴敛，荒淫无度，致使朝纲废弛，因此，一定会被废掉或杀死。以上史实证明凡是实行苛政暴行的统治阶级必将面临国破家亡的结局。
★教训61：显赫背后的下流无耻——伪善的王世充
中原是王世充的天下。隋朝的东都洛阳，是王世充的重要资本。不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观念上，拥有洛阳，就可以傲视群雄。王世充本姓支，是西域胡人，因母亲改嫁王氏，所以改姓王。从才学上说，王世充是很杰出的，他不仅懂得儒家经典，也精通历史，还擅长兵法和法律，甚至明了龟策、推步之术。这龟策、推步之术，听起来很专业，其实就是算命之类的事。
王世充还有一个特长，就是特别善于辩论，史书说他“辞议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就是说，虽然他没有道理，但是口才十分了得，大家就是无法辩过他。如此说来，王世充还真算是一个文武全才。
王世充还很会溜须拍马。他当江都宫监，就是隋炀帝在扬州的行宫长官时，想尽办法让皇上高兴，隋炀帝别说多信任他了。在隋炀帝雁门被突厥包围的时候，王世充得到勤王的命令后即刻从江都出发，日夜兼程奔赴雁门，夜不卸甲，日不洗漱，蓬头垢面，无数次大哭。虽然对于解除雁门之围，王世充并没有立下具体的功劳，但他表现出来的耿耿忠心，连隋炀帝本人都大受感动。
如果只是一味地媚上，终究只能做亲信而已，可王世充还擅长驭下，每次统兵出征，战利品一概赏给士兵，于是大家都特别愿意为王世充卖命。有了皇上的信任，有了士兵的拥戴，他具备了做领袖的基本素质。
隋末大乱开始了，王世充的机会来了。
王世充多次平定过农民起义，深得隋炀帝的信任。所以，当洛阳遭到李密的多次重创之后，隋炀帝命令王世充率领主力从江都前往增援。王世充与李密大战，成为当时各个战场中最激烈的战役。双方互有胜负，而李密也被牢牢地困在洛阳，无力他顾。
隋炀帝死后，王世充很快控制了洛阳，接着打败李密。李密逃往关中，属下多投降王世充，他的势力进一步扩张。
王世充又获得了许多头衔，最得意的是被封为郑王。作为相国，他也能够在短时间内表现出一副亲民爱民的姿态，因为更大的野心在日夜鼓动着他。上有所好，下必有应。一个叫做桓法嗣的道士捕捉到了郑王的心理，献了一个叫做《孔子闭房记》的东西，好像是一幅图画，上面画着一个人手持木杆在赶羊。这个道士解释说，隋朝的皇帝姓杨，一个木杆就是王字，这说明在隋朝的后面就是王姓得天下，所以相国应该取代杨氏为天子。王世充很高兴，让这个道士当了谏议大夫。为了制造舆论，王世充让人抓了许多鸟雀，在绢帛条上写下对自己当皇帝有利的文字，绑在鸟颈上，然后把这些鸟放飞。结果有人再度抓到这些鸟，就来报告，说飞鸟颈上有如此这般的字条，真是不可思议，难道这是天命之征吗？王世充就大赏这些捕鸟的人，于是有更多的人再去捕鸟。
公元619年的春天，洛阳一带的飞鸟真是倒霉透了。
像小鸟一样被王世充玩于掌心之中的，还有皇泰帝杨侗。他当然不愿意把帝位让给王世充，挣扎一下，力量悬殊，只好放弃。这一年的四月，王世充登上帝位，国号郑，年号为开明。他的王姓兄弟子侄，一个个都封了王。奋斗了几十年的王世充，攀上了他人生的制高点。
王世充初当皇帝，很激动，一度下决心好好工作。开始听政的时候，王世充真的很认真，可是没有过几天，他就开始厌烦了，因为朝政千端万绪，无穷无尽。他行至大街小巷，老百姓稍微回避一下即可，并不像其他皇帝那样要清道。他对百姓说：过去皇帝高高在上，民间的事情什么都不了解。我不是贪图地位的人，主要是为了拯救百姓。现在虽然是皇帝，但同刺史一样，凡事亲自过问，与百姓一起评论朝政。因为担心宫闱制度严格，百姓有事不能上达，所以他决定在宫外听朝。听到这个消息，百姓很踊跃，每天上书的人有几百名，涉及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王世充坚持了几天，再也没有了踪影，一定是又厌烦了。
皇上易骗，百姓难欺。像王世充这样善于哄骗皇上的人，在官场上几乎是平步青云，但是同一个人却无法应付天下百姓。为什么？因为演戏的方法只是对上有效。
也许，内部的问题让王世充没有了演戏的兴致。许多人开始叛逃，关中的李唐成了理想的方向。王世充加大司法打击力度，他设立五家相保制度，一家逃亡，四家诛连。王世充担心有人出城就会逃跑，所以规定：凡领兵出战者，先把家属押往宫中做人质。
偌大的洛阳城变成了杀人场，洛阳宫则变成了大监狱。
以史为鉴：
铁的事实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伟人也曾教导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是说，任何妖魔鬼怪，经过群众那双雪亮的眼睛一看，无不原形毕露。表面上风风光光的显赫人物，但是背地里干的却是一些下流无耻的勾当，做一些为一己私利祸国殃民的的昏庸无能行为，在人民愤怒的声讨中最终玩火者必自焚。
★教训62：穷奢极欲，死到临头——陈后主变亡国奴
陈叔宝是南北朝时期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最后一个朝代的最后一个暴君。因其无道，百姓难以生存，隋文帝杨坚便于此时以铲除陈国无道君主、救陈国臣民于水火为由高举义旗。
隋文帝下诏说：“陈叔宝占据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放纵私欲，劫夺百姓资产；驱赶远近民众，劳役无穷无止；穷奢极欲，昼夜享乐；斩杀直言忠臣，屠灭无罪人家；欺天为虐，祭鬼求恩；盛妆粉黛而手持干戈，曳裙罗绮而里外守备，自古昏乱暴君，极少能与其相比。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天灾地祸，物怪人妖。士绅钳口不言，道路相逢，只是以目相梘。背信违德，游荡疆场，昼伏夜出，专干鼠偷狗盗的勾当。普天之下，皆朕的臣民，朕每听阅奏览，心怀忧伤，可出师授令，随时剿灭，水平吴越之地，即在此一举。”
隋文帝又发送加玺诏书，宣布陈后主二十条大罪状，，散发三十万份于长江以南各地。
之后，隋文帝任命各路讨军将领于定城陈兵誓师，沿长江分兵向陈国京都建康进发。
由于陈后主暴虐无道，失去民心，隋军所到之处尽受陈民拥护，不足三月，即进抵建康，陈国文武百官或降或逃，不可一世的陈后主陈叔宝失去臣民，顿时成为孤家寡人，惶恐万分，死至临头，还不舍两个嫔妃，带着逃人枯井躲藏，后被隋军抓获。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陈后主已追悔莫及。
以史为鉴：
实行暴政，尽失人心，臣后主再后悔又有什么用呢？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隋炀帝就是利用陈后主的无知钻了历史的空子得到天下。不过只要能成大事，必要的时候耍一些手段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这也是一种不可缺失的心机。
★教训63：为政无道，祸国殃民——北齐诸帝
公元547年，北朝东魏丞相高洋进爵为齐王。东魏侍中张亮等要求进宫奏事，在昭阳殿得到接见。张亮说：“五行依次运行，有始有终，齐王圣德贤明，四方之人都归附崇敬，臣请陛下效法尧舜，禅位于齐王。”
迫于自己无能，东魏皇帝同意禅位550年，齐王高洋即皇帝位，庙号北齐文宣帝，东魏结束，北齐开始。
高洋即位之初，励精图治，对政治很关心，任用人才胸怀坦荡，又能依法驾驭臣下，凡有人犯法，概不徇私，朝廷内外无不肃然起敬、遵纪守法。一次，赵道德不遵法纪，有私事派人送信托请黎阳太守房超帮忙办理，房超不顾私情，根本不开封看信，当即用棍棒将送信人打死。
军国大事全凭齐帝高洋自己一人决断，每次出兵打仗，都亲自上任，并屡建奇功。
即位不久，高洋即居功自傲，胡作非为，随意杀人。
北齐中书令魏收撰写《魏书》，以自己的好恶褒贬人物，经常对人说：“谁个胆大的小子，敢与我魏收作对，我可以将他捧上天，也可以将他打人地!”
《魏书》修成后，中书舍人卢潜启奏齐帝说：“魏收诬陷了一代人，其罪该杀!”尚书左丞卢裴、李庶都说《魏书》编史不公正。
魏收为求自保，便对齐帝撒谎说：“我与豪强们结下仇怨，恐将被他们所杀。”
齐帝大怒，不问青红皂白，即以诽谤历史罪为由，鞭打卢裴、李庶和尚书郎中王松年各二百，发配到造甲作坊充苦役。卢裴和李庶死于狱中，卢潜亦被关押入狱。
时人不服，就称《魏书》为“秽史”。
齐帝在任东魏丞相以前，太保、录尚书事乎原王高隆之因事得罪了他，于是他长期怀恨在心。有人在齐帝面前说：“高隆之每见到诉讼告状之人，有怜悯之情。”齐帝为此，即将高隆之关押于尚书省。
后又有人向齐帝告状说：“高隆之曾与元旭饮酒，对元旭说：‘与您交往，生死也不会背叛。’”
齐帝发怒，趁机令壮上将高隆之殴打致死。
过了许久，齐帝又将高隆之的儿子高慧登等二十余人绑押至面前，命人斩首，尸体抛入漳水中，又将高隆之的坟墓挖开，取出尸体，砍碎后焚烧。
齐帝生活荒淫，十分喜欢唱歌跳舞，常常整日整夜闹个不停；有时披头散发，身穿胡服、锦彩；有时坦露身体，涂脂抹粉；有时骑着驴、牛、骆驼、白象，不配鞍子和辔头；有时命人背着奔走，手持胡鼓敲击；经常不分早晚驾临勋贵亲戚住宅；有时招摇过市，或坐在街上、或住在巷里；有时盛夏中午光着身子在外奔跑；有时深冬脱掉衣服在外狂奔；三台房架二十七丈高，工匠系着保护绳在上面作业尚感畏惧，齐帝登上屋脊却快跑如飞、跳舞旋转。
齐帝曾在路上问一妇女：“你看天子如何?”妇人回答：“整天疯疯癫癫，哪像个天子。”
齐帝听后大怒，令人将妇人杀死。
娄太后因为齐帝撒酒疯，用杖予以责打，并说：“有其父必有其子!”
齐帝回答说：“将这个老母嫁给胡人!”
齐帝去李后家，用箭射李后母亲崔氏，駡道：“我醉了之后连太后都不认，你这个老奴婢又算什么!”
齐帝经常令宰相杨惰为他拿手纸，用马鞭抽他的背，直到血染衣袍。后来甚至用小刀划破杨惜的肚皮，将杨惰放入棺材中，装上灵车。
齐帝曾召见都督韩哲，无罪将其杀死。
齐帝让人制作大锅、长锯、锉、礁等，陈列于殿内，每次喝醉酒即动手杀人，以为儿戏。杀死的人多被肢解后焚烧，或投入河中。
这时，开府参军裴渭之上书极力劝谏，齐帝对杨惰说：“这个愚蠢之徒，怎敢如此!”
杨惰说：“他想让陛下杀了以成名于后世。”
齐帝说：“这个小子，我偏不杀他，看他如何成名?”
一次，齐帝与身边的人饮酒，问：“快活吗?”
都督王弦说：“有大的快活，也就会有大的苦头。”
齐帝问：“这是什么意思?”
王弦回答说：“整夜喝酒，不知国亡身死，这就是大的苦头。”
齐帝听后大怒，绑住王弦，想杀了他，后想起他救过高澄有功，才予释放。
典御丞李集当面劝谏齐帝，把他比做桀、纣。齐帝大怒，命人将李集捆绑扔到水流中，待其奄奄一息时再拉起来问他：“我和桀、纣相比如何?”
李集回答说：“刚才说的还不足以形容。”
齐帝又令人将其沉入水中，然后又拉起，如是数次数问，李集总是如此回答。
齐帝大笑道：“天下竟有如此傻的人，我今天才知道龙逢、比干不是什么杰出的人物!”
不久李集又进宫，似乎仍要进谏，齐帝随即将其拉出腰斩。
后来，黄河南北发生严重蝗灾，齐帝问魏郡丞崔叔瓒说：“为何发生蝗灾?”
崔叔瓒说：“《三五行志》说：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故蝗虫成灾。如今外面修筑长城，里面修筑三台，大概是因此才导致蝗虫来袭!”
齐帝大怒，令人殴打崔叔瓒，揪其发，以脏水浇其头，然后倒提着脚拖了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