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威严慑众人
有了实力和有利的形势，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很多人并不了解你的实力，所以要要利用合适的机会，适当地展示自己的实力，抖一抖威风，使别人知道你的权力和威力，以免被人错误估计形势，形成对自己不利的情况。
在官场上，你若不树立自己的权威，反而可能被欺善怕恶之人所轻视，认为你是软弱无力。这其实不能怪一些人有眼无珠，因为大部分人总是屈从于权威，你越有权威，便越正确，就越崇高；你越没权势，便处处不对。权威一方面是来自你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乾隆帝，再就是自己争取的，如和珅。
乾隆在世时，一再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对他在文化领域所取得成就更沾沾自喜。乾隆不仅自己喜欢文物珍宝的收藏，而且对整理、编纂鸿篇巨著也是雄心勃勃。他甚至编纂了一本超越宋代编修《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明代编修《永乐大典》及其祖父康熙编《古今图书集成》的巨作，就是《四库全书》。
乾隆对《四库全书》十分重视，换了好几届该书的总裁，以示郑重。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和珅受命担任正总裁。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和珅著充四库馆正总裁。钦此”。
和珅担任这一职位可谓理所应当，他从小就喜爱文墨，对诗词歌赋都略有涉猎，又加之多年伴随乾隆左右，耳濡目染，颇受熏陶。但是他为了讨好乾隆，竟然大兴文字狱，惹得一些学者不快，著名学者孙星衍就是一例。孙星衍性格“耿介自持，不随流俗”，素不喜倾倒权贵。当时许多“英俊之士，多屈收和门”，但孙星衍却从不与和珅往来，因此，和珅与之向来衔恨，总想找机会陷害他。
有一次，孙星衍散馆试《厉志赋》，引用了《史记》《鲁世家》中的章句。和珅不认识其中一些字，就认为星衍写了错别字，严加指责，并把星衍“抑置二等，以部员(部主事)改用”。此时和珅正兼管翰林院，他曾几次邀请孙星衍面谈，但均被孙拒绝，并说：“天子命何官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不往。”和珅对他是怀恨在心，为了表明自己的能耐和威严不可侵犯，找个由头把孙星衍降为刑部直隶司主事。
不仅如此，和珅在任编纂这些官书正总裁和总裁时，还经常翻阅书稿，喜好挑拣别人的讹误之处、错别字和编撰不当的地方，然后呈给乾隆阅看，趁机打击有才华的人，树立自己的形象。如为了编修《四库全书》，纪昀(晓岚)、陆费墀等曾多次受到斥责、降级或赔款，而陆费墀等人几乎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由此可见，和珅为了给自己树立形象，完全不顾别人的痛苦和灾难。
而对于那些墙头草，也就是所谓的“骑墙派”，和珅却认为并不可怕，他们还不是自己真正的敌人，最可怕的那些与自己作对而且又不肯低头的人，他们是天生的对手，真正的“天敌”。因此，对于这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和珅从不手下留情，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一个一个地打垮他们，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与自己竞争。
云贵总督李侍尧向来倚老卖老，“年老位高，平日睨视和珅，和珅衔之”。于是，和珅抓住海宁弹劾李侍尧索贿受贿的机会，请旨亲自赴云南查办他，最后，和珅抓住他的把柄，让乾隆下诏钦定李侍尧“斩监候”。
军机处首辅大臣阿桂，出身世代贵族，屡立战功，深得乾隆宠幸，乃乾隆依靠的大臣。因此，和珅要巩固自己地位，必须要打压阿桂，或者拉拢阿桂，总之要消除这个威胁。
和珅于是开始有意寻找机会扳倒阿桂，一有机会就把罪名往阿桂头上栽。由于乾隆经常派阿桂处理一些大案要案，譬如福康安请李天培代买植术私交漕船带运案和审理富勒浑贪污案等等。和珅总想在他处理这些案件时，趁机诱使案犯指供阿桂，或者给阿桂戴上包庇罪犯的大帽子。但是阿桂向来清正廉明，又得到乾隆的宠信，所以阿桂纵然多次受到和珅暗算，和最终页奈何他不得。
这样，本来就看不起和珅那幅趾高气昂样子的阿桂更加不把和珅放在眼里，每“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数十武(数十步之意)。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如此种种，和珅对阿桂更加怀恨在心、咬牙切齿。
有一次，军机章京、员外郎海升殴杀其妻子，上报其妻子“自缢身亡”，其妻弟贵宁不服，上告乾隆：“阿桂以尝奏不语袒海升，坐罚俸。”和珅一直在等待整治阿桂的机会，现在机会送上门，他便大做文章，暗地指使贵宁一定要告状，而且尽量把一切责任引向阿桂，自己必定为其撑腰，报其姐被杀之仇。贵宁心想和珅能为其撑腰，必可诛杀海升为己姊报仇，自然更加猖狂，也就欣然同意了。于是他告诉和珅，曹文植可以做证阿桂袒护海升，和珅找到曹文植，并许以重金高官，怎奈“文植特持正，故非阿和珅，母老决引退，思礼弗替。”曹文植素知阿桂清廉，又惹不起大红人和珅，想来想去，只好托辞说“母老”，辞官归隐，一走了之。热情高涨的和珅无凭无据，也不能奈何阿桂，只好继续与阿桂妥协，与阿桂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而且自始至终，和珅也没能在阿桂死前扳倒他。
在军机处中，王杰、董浩二人向来与阿桂交好。当和珅专权之时，董与王“格往其间，独居深念”，从来不与和珅沆瀣一气。和珅于是总想借机把王杰、董浩逐出军机处，试图砍掉阿桂的得力助手，可是乾隆非常喜欢王杰的学问和为人，董浩亦为乾隆所重。和珅百法而不得施。
和珅见无法扳倒阿桂，就连他的跟班也动摇不得，不禁恼羞成怒，为了威慑其他人，他只好找朝内官职小的出气了，谢振定任监察御史，一次鞭打了和珅妾弟，并斥责其座驾违制，一把火烧毁马车，还说：“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和珅表面不动声色。但没过多久，就借机“假他事劾振定，夺职”。
看来，和珅甚至“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道理，他对待异己要么表面应付，要么一棍子打死，不让其死灰复燃。绝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准备充足制政敌
和珅做事向来目的性强，而且有仇必报。有时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等待，但他们会利用这个时间，扩充自己的实力，寻找对手薄弱处，等待最有利的时机，或者利用这个时间，为对手设计圈套。
所谓未雨绸缪，为了钓大鱼，必须要事先准备好诱饵。和珅做事总是处处考虑，尽量把问题想复杂一些，困难多一些，这样准备才会充足。一旦对手发起攻击，马上就可以使出设计好的方案进行周密布署和果断行动。这样做事看似曲折，不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样痛快，但却可以保你在朝中更加稳妥。
和珅把持朝政时对朝政的最大改革就是设立了议罪银制度，犯罪的官员据此可以通过交纳一定的银两来代替惩罚，依旧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这一制度深为乾隆欣赏，为他带来了无数的白银供他挥霍。但是也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的弊端，对这一制度提出了异议。这个人就是内阁学士尹壮图。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于乾隆三十一年考中进士，官授庶吉士，后被迁为礼部主事。乾隆三十九年入阁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五十五年，他上书向皇帝直言议罪银制度为朝廷带来的不利。《清史稿》中对此也有这样的记载：“高宗季年，督抚坐谴，或令缴罚项贷罪，壮图，以为非政体，五十五年上疏言：‘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在桀骜者借口以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不得不望属员之倾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望玩具之愈，请永停此例，其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亲职，毋须再膺外任。’”
伊壮图的奏折中提到：各省督抚大员即便犯了错误，因为皇恩浩荡，不会立刻革去他们的官职，而只罚他们若干银两，以示惩罚。更有一些官员竟然自愿交纳罚金，对于那些多行不法的官员来说，这无异于为他们的行为找到了借口，他们可以肆无忌惮的继续胡作非为。就连那些平时行为端正，清廉自谦的官员因为得到了下属交纳的银两，如果遇到下属有什么不轨行为，也不得不为下属包庇。这也不是设立议罪银制度的初衷。所以，罚银的制度虽然起到了很好的做用，却非但不能令官员们羞愧，反而容易滋生他们的不轨之心，请求皇上永远废除这一制度。
乾隆看过奏折之后十分不满，下诏书说：“尹壮图既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今指实覆奏。”让尹壮图不要只是凭空猜想，举出实例来，实际上皇上是不想放弃这个搜刮钱财的政策。《清史稿》中同样收录了尹壮图回复上谕的奏折：“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查望。”
尹壮图太过诚实，中进士已经二十四个春秋，对官场竟然还是一窍不通。他也不想想，他能看出的问题，难道别人就看不出来，偏偏等他去提出？他始终没有做到高级的官位，也是情有可原。他的这个复奏，虽然实际上是指出了和珅所创的议罪银制度的弊端，但他的打击面太大，指向整个官僚集团，这就让全国最大的官僚乾隆恼羞成怒，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果然，乾隆帝看了复奏以后，大为震怒。尤其是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调查的官员要秘密查访，这就让和珅也非常恼恨他。和珅对乾隆说：“尹壮图所谓的密访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能任由他身为朝廷命官任意查访，必须约束他的行为，以免他任意妄为，也不致搅得各地百姓不得安宁。”乾隆对和珅的建议非常满意，便下令尹壮图每查一地之前，要事先通知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和珅那些贪污受贿，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行为就不会暴露，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而那些府库亏空的府县，在尹壮图到来之前就接到通知，当然会想尽一切办法搪塞过去，尹壮图就是在有能耐，也总是白忙活，什么也查不出来了。
不仅如此，和珅为了让事情更加保险，他又向乾隆推荐向来忠心依附于他的庆成陪同尹壮图查访，获得了乾隆的首肯，下诏命尹壮图与庆成一起去各省调查府库，每到一处必需五百里快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惊慌，而且二人必须尊重地方上的官员，不得以钦差的身份压人，尹壮图要听从庆成的安排，助庆成行事。这样一来，尹壮图此次“出差”就成了公费旅游，什么收获都没有。
和珅在临行前召见了庆成，向他面授机宜。和珅也已经派人通知了沿途各省做好安排，庆成要做的是控制尹壮图的行动，尽量不让他与地方官接触，以免生出诸多事端。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用命令约束他。经过这一番周密的安排，尹壮图还被蒙在鼓里就同庆成一起出发了。
他们首先到了山西大同。大同知府是和珅的舅舅明保，此人为人贪婪无度，靠着巴结和珅才做到了知府。他早吧国库挥霍一空，幸好有和珅的密令，他才得以有时间准备。尹壮图一到，他对尹壮图说他为官一向节俭，并用粗茶淡饭接待他。尹壮图不明就里，反而对明保甚是钦佩。等到将尹壮图送回驿馆之后，明保又把庆城迎进家中，豪华酒宴款待，席间他们不停地嘲笑被欺骗的尹壮图。就这样，尹壮图他们所到之地，官员的所作所为更加无耻，他们对庆成热情地接待，有说有笑，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把他冷落一旁，一到晚上，就有人把庆成邀去赴宴，而尹壮图则一个人留在驿馆之中，连饭食也没有人预备。几处地方走下来，尹壮图也渐渐明白了和珅的意图。但是苦于没有证据，只好承认自己夸大其辞，没有真实凭据，请求结束调查回京。
乾隆见果然没有真凭实据，就历数尹壮图的奏折：“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史书上记载：乾掳案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蹩额兴叹情事”。
尹壮图一回京就被刑部以“挟诈斯公，妄生异议律”关进了大狱，判处砍头。后来，乾隆法外开恩，不治其罪，并以内阁侍读革职留任，后升任礼部主事。后来，尹壮图以母亲年龄大，需要奉养为由辞官回家。
可见，要想在对手进攻之前作好充分准备的关键在于有准确的情报，在此基础上才能先敌动手，置对手于被动境地。和珅就是这样，当有人告状时，他往往都是先发制人，抢在对手的前面消除不利于自己的证据或者先罢除对手官职，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
不做亲家不得升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后，年轻的和珅已经在短短的几年间，连续升任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镶黄旗满洲副都统、国史馆副总裁，赏戴一品朝冠；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兼任步军统领、监督崇文门税务等职务，明显成为了皇上的大红人，和珅好不得意。
然而就在这风光的背后，有一件事让他特别气愤，就是他满心想与礼部侍郎德保结为亲家，却竟然遭到德保的拒绝。
德保姓索绰洛氏，字仲容，号定圃，又字润亭、怀玉、庞村，内务府满洲正白旗人，属于上三旗之一。曾祖都图任六库郎中，署总管内务府大臣，康熙皇帝曾赐姓石。
德保乾隆二年中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很受乾隆帝器重，历任顺天乡试日考官、日讲起居注官、入值南书国子监辟雍殿。历任工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汉军副都统、顺天学政、翰林院掌院学士，广东巡抚、两广总督、漕运总督、内阁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多次主持乡、会试，有《乐贤堂诗文钞》传世。加之德保的弟弟观保也是进士出身，因而索绰洛氏在当时满族贵族中是少有的书香门第，德保和弟弟观保在当时的官场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刚任户部侍郎和军机大臣的和珅，带着自己的女儿去德保家串门。在德保家大门口遇到德保的儿子英和。这英和长得一表人才，聪明伶俐，很会说话，和珅一见就喜欢上了。他看了看身边的女儿，当即就想和德保结亲，要把女儿许配给英和。
和珅之所以想和德保结亲：一是自己虽然受皇帝宠信，但毕竟不是上三旗出身，相对德宝而言有政治上的先天不足，而德保由于出身上三旗，加之又有才学，早已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他要是能与德保家结亲，就可以与索绰洛氏形成政治关系，这对于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十分有利；二是德保有一个聪明伶俐、长相标致的儿子英和，自己和女儿都非常喜欢，能招到这样一个乘龙快婿可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但有一点，自己的女儿长得丑，有一只眼也不好使，自然不好找婆家，而这英和有长得眉清目秀，不知道对方肯不肯答应。无论如何，为了自己的前途，还是要努力去撮合，他决定让皇帝赐婚，这样一来，德保就无话可说了。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某一天，趁着皇上高兴，和珅就把自己想与德保结亲的事告诉了乾隆帝，乾隆帝不明就里，当然很高兴，自己看重的股肱大臣能够相互联姻，这对他非常有利，就满口答应为两家子女的婚事主持一个指婚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