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创新、抱团！”我说，我作为一个来自内地的人员，感受最深的就是这六个字。温州人的创业精神，表现在他们不怕吃苦，永不满足，这使他们的事业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其创新精神，表现在他们能够不断地否定自我、超越自我，从而赢得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同时，他们又很抱团。即便是剑拔弩张的一对冤家，在面对共同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往往表现得出奇地一致。所以有人说：“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温州人；哪里没有市场，哪里就会出现开拓市场的温州人。”
我给他们详细介绍了正泰的发展。
他们似乎对温州曾经有过的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很感兴趣。
邵枫说，我从你的介绍中注意到，温州发展经历了质量温州、品牌温州两个阶段，现在正向信用温州发展。而政府的作用据称也经历了“无为而治”、“有为而治”、“有所为有所不为”三个阶段。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正是政府的“无为而治”，导致了温州“假冒伪劣”的现象？是不是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都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我解释说，“假冒伪劣”的形成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确有少部分人利欲熏心，以假当真，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低劣；二是温州老板们起点非常低，最初的时候，很多人纵有质量意识，但不懂得质量从何抓起，也请不起专业人才；三是缺乏资金投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也从客观上影响了一个地区的产品声誉。政府的“无为而治”，用今天的眼光看，我们只能理解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已经看到了老百姓走向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没有盲目打、压而已，并不是默许少数人肆意做假的行为，否则也就没有了后来的“有为而治”。至于说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是不是必须经过“假冒伪劣”的过程，我的看法是否定的。有一个问题需要看到，那就是温州经济起步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商品相对短缺，加之国家的许多规则并没有形成，部分温州人尽管不懂规则，却浑水摸鱼掘到了“第一桶金”。而现在，一切都已透明了，水清见底，再想浑水摸鱼不是明显不合时宜吗？所以我认为，温州曾经的“假冒伪劣”是一段耻辱的历史，是一场深刻的教训，值得温州人吸取，也值得各地在发展经济中引以为戒。否则，悲剧的重演就是不可避免的。
“很有道理，谢谢！谢谢！”邵枫一行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
此刻，另一拨记者已在另一间会客室等候。
随后来访的是广州报业集团《赢·周刊》三位记者。
同样是一群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与《抚顺晚报》不同的是，这几位来自“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的记者，更关心的是正泰股份制改造中的几次“革命”和计划中的上市融资问题。他们希望有机会见到南存辉董事长，但南董尚在德国出差，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愿。还好，集团公司副总裁陈建克正在公司。他是集团公司分管行政、宣传的领导，请他出面名正言顺。
陈副总裁“出场”前，我与三位记者进行了沟通。我给他们介绍了正泰发展的基本脉络，并提供了相关资料。
上午快下班的时候，陈副总裁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和记者们聊聊了。
记者们对陈副总裁的“特殊身份”似乎颇感兴趣。陈是集团公司高层领导，又是集团下属一个子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这就使其有了不少的“新闻点”。比如，他和他的企业是怎么加盟正泰的，他在集团公司持有多少股份等等。陈给他们简略地谈了一些正泰企业发展的情况。涉及敏感话题，如与国外公司的合作、企业上市等，则尽量绕过去。实在绕不过去的，只好避重就轻，把话题引向别的方面。
我在旁边不断地说明，涉及项目合作等问题，在未公开之前尚属企业机密，不便透露。至于上市计划，我们知道得不多，就是知道也无法多说，因为国家证监部门有规定，在公司正式上市之前，不能随意对外发布，还请谅解。
经这一解释，记者们表示理解，不再追问。
当时钟指向１２点３０分，大家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的时候，我们结束了这次访谈。
下午也没闲着。
先是温州一家媒体登门采访，谈的都是“记者节”的话题。再是家乡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谈的还是“记者节”的话题。
离开新闻单位多年，仍被当作“记者”看待，有一份感动油然而生。
随后，接到《钱江晚报》的电话，被告知有位记者写了篇关于本人的“异乡故事”。正好该报在迎接十六大宣传中有个“百姓喜事”的栏目，编者要与我核实一下，准备发表此文。
“记者节”里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失为喜事一桩。
客自广东来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５日。
一个上午接待两批客人，对于我们来说，并非什么稀罕事。
一大早，市里一位负责外宣的领导打电话告诉我，湖北某市一位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带着几家新闻单位来访，希望我们公司某个老总亲自出面接待一下。
按常规，新闻单位来访，除了上级安排的一些重要宣传活动须由主要领导出面之外，一般都由公司宣传部门对口接待。这本来没有什么，新闻采访嘛，只要能了解情况，获得新闻，又何必在乎对方接待的级别呢？道理是这样，但也有一些媒体，总觉得老总不出面就是对他们的轻视。一些记者指名道姓要南存辉亲自接待。有次我接待一批外地来访的记者，又是提供资料，又是实地参观，还作了详细介绍。折腾几个小时后，对方竟然问：“你们老总什么时候见我们？”弄得好不尴尬。
有了前面的经历，我想，既然市里提出要老总出面，可能是来访单位的意思，我们也不好驳了对方的面子。但南董事长和分管副总裁都不在公司，我找谁呢？我只好拨通了党委书记颜厥忠的电话。颜书记正忙着，因为下午有一批重要客人需要他接待，他得做些准备。听我说明情况后，只得答应配合我的工作。
大约１０点３０分，我们等到了这批客人。刚在接待室坐下来，工作人员告诉我，还有一批来自广东的新闻记者很快就到，希望我能出面接待。一听说客人来自广东，我心里直犯嘀咕：广东“非典”正闹得沸沸扬扬，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心里虽有顾虑，但怎么好把客人拒之门外？我于是吩咐工作人员，那批客人来后先带到车间参观，等颜书记汇报完后带湖北客人去参观，再把广东的客人带到接待室，由我负责汇报。
湖北的客人听完汇报后意犹未尽，想就有关问题和我们作深入探讨。看看快到下班时间，而广东的客人已在接待室外等候多时，我建议颜书记把湖北的客人带到车间参观，有什么问题可当场采访。
广东来客共５位，带队的是一家报社的副总编。
我就记者们关心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回答，并给他们提供了尽可能丰富的资料。采访结束的时候，已是正午。我正考虑如何“打发”这批客人，接待处负责人却告诉我，他们已在酒店订餐，中午请我安排一下。
心里害怕“非典”，席间还得装着若无其事。
人在职场，责任是最不可逃避的。
所幸，大家都安然无恙……
制度建设过“三关”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９日。
“在民营企业制度建设中要过好三关！”南存辉不经意中爆出的这一观点，令前来采访的香港亚洲电视记者们颇感新鲜。
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周末。这天上午，南存辉在正泰高科技工业园接受了亚视采访。
刚在接待室落座，亚洲电视主持人高璐女士说：“为不耽误南先生太多的时间，我们尽量紧凑一些！”看来她对南存辉惜时如金的习惯早有耳闻。她连观看正泰电视专题片的过程都省了。她要我们提供视频和相关文字资料，让她们带回去慢慢消化。
南存辉笑笑：“没关系，今天上午我就配合你们的采访好了！”
他对采访时间的“大方”，令我们这些经常跟在身边的人也感到意外。
南存辉娓娓道来。他说民营企业的优势是机制灵活，正泰的特点有三个方面：一是百分之百的民营企业；二是坚持走专业化发展之路；三是资产运行良好，目前还没有银行负债。他把正泰成长的体会概括为“一个理念、两个坚持、三个创新、四个提升与跨越”。一个理念，即“争创世界名牌，实现产业报国”。
两个坚持，即坚持以德立业，诚信经营；坚持以人为本，关爱员工（后来改为“坚持用加法做强产业，坚持用减法做大企业”——笔者注）。三个创新，即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四个提升与跨越，即：将“劳动密集型企业”
提升为“知识密集型企业”，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世界品牌”的跨越；将“产品经营”提升为“资本经营”，实现由“区域工厂”向“国际化企业”的跨越；将“家长式管理”提升为“现代企业管理”，实现由“家族企业”向“企业家族”的跨越；将“有钱老板”提升为“优秀企业家”，实现由“追求利润最大化”向“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跨越（很多场合说“四个化”，即：产权股份化、生产专业化、经营社会化、营销全球化）。
这正是南存辉在此间多次阐述的观点。新鲜的是，他的关于民营企业制度建设要过“三关”的说法，为今天的采访增添了新的“亮点”。
他说，民营企业要过的第一关是“亲情关”。民营企业大多由父子、夫妻或兄弟创办，开始的时候企业规模小，老大说了算，不会出多大问题。随之，各种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了，父子翻脸、兄弟反目的现象并不鲜见。所以，过好这一关至关重要。
随着企业的发展，各人都有自己的亲戚朋友进来，亲戚又还有亲戚，朋友又还有朋友，这样“近亲繁殖”，使企业内外形成一张庞大的网。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最难管的莫过于“三大员”。哪三大员？就是采购员、检验员、保管员。由于“三大员”大多来自亲戚，都有自己的靠山，工作中难免出现互相推诿、人浮于事的现象，违反制度“吃拿卡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企业对这种现象打不胜打，防不胜防，最后除了监事会外，还设立了廉政监督委员会，像香港的廉政公署。有人说贪污腐败是“国企病”，其实应该叫“大企病”，因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国有企业所独有，民营企业也有，甚至更严重。所以他有一次向胡锦涛主席汇报时谈到，国家提出国有企业要“三改一加强”，同样适合民营企业。这应该算是民营企业制度建设中的“朋友关”。
“最难过又必须过的是子女关！”南存辉说，有一年的春节，家族中的一群小孩在一起做游戏，按照各自老爸在公司中职务的大小给自己排“座次”。
谁的爸爸是董事长谁就当“老大”，谁的爸爸是总裁谁就当“老二”。这个偶然碰见的游戏对他触动很大。他想，如果有一天子女们接班了，他们不是按照能力大小，而是按照父辈的职务大小或股份多少来决定自己在企业中的职位，如何能保证基业长青？有人把美国企业家们的后代分为三等人，一等人自己创业，二等人子承父业，三等人败家毁业。我们的子女能够子承父业当然好，但万一出了败家子，连父辈创造的家业都守不住怎么办？于是，他和几个大股东说，今后子女们原则上都要自谋职业，到外面去打拼，如果想到正泰的话，可以通过考核，由董事会来聘任。有股东提出，如果子女实在不成器，也不能让他们挨饿呀？南存辉认为可以设立一笔基金，由专家们来管理，用于养活子女中不能自谋生路的人。这个提议，南存辉曾在杭州召开的ＣＥＯ圆桌会议上说过，后来被媒体炒成了“败家子基金”。
南存辉的“三关说”，引起了来访记者们的浓厚兴趣。香港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香港无线主持曹众女士听得十分仔细，记得十分认真，还不时地问这问那。这位少小离家的温籍香港着名主持人对南存辉的一番见解，显然有着比别人更多的感受。
对话“经理人”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０日。
“你还欠着我的债！”叶胜美女士说。
叶女士是温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她所说的“债”指的是，她曾多次邀请我做她节目的嘉宾，而我每一次都谢绝了。在我看来，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企业。因此，一般涉及我个人的报道，我都尽量回避。２００１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策划人找到我，想做一期“打工干部”的节目，请我做嘉宾。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我谢绝了央视的好意。
这次，由叶女士主持的一档“正泰——职业经理人成长之路对话会”，我却没能“躲”过。
这是共青团温州市委举办的“首届温州企业青年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
作为这一单项活动承办单位的正泰团委找到我，对话会需要五名嘉宾，并拟邀请温州知名学者、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教授担任点评。五名嘉宾来自温州知名企业有一定影响的职业经理人，正泰方面由我出场。正泰卓有成就的职业经理人很多，我觉得生产或营销战线上的人更合适，并作了鼎力推荐，却没被接受。
“理由很简单，你是正泰集团的新闻发言人，有临场经验；你曾担任过正泰的团委书记，我们的工作你不能不支持！”团委副书记黄冰融小姐的一顶“高帽”，让我别无选择。
对话会在温州广电大楼演播厅举行。与会的另外四位嘉宾是天正集团总裁助理孔卿、庄吉集团工业园区副总经理邓淦群、飞驼鞋业副总经理郑云杰、好管家团购商务服务公司营销总监章子贤。嘉宾中除邓淦群外，平常均有交往或有所了解，所以交流起来气氛还算融洽。
或许是作为东道主的缘故，我被安排在第一个发言。主持人要求每个人用一分钟的时间作自我介绍，结果我竟是唯一遵守规定的，其他几人都不同程度地超过了时间。
主持人设计了十个题板，每人两个，内容诸如“价值取向”、“脱颖而出”、“跳槽计划”、“试用老板”等。我抽到的是“职业规划”和“价值体现”两个题板。关于职业规划，我说每个人都应该主动规划自己，但由于理想的可能性与现实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又会导致“一个人想干什么、能干什么和实际干什么往往是不一致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一个人首先要做的是适应，而不是改变。只有在适应的基础上，才去考虑做好改变的准备，创造改变的机会。我把我的职业变迁概括为“人生三跳”：第一跳，跳出农门，从一个放牛娃变成了一名大学生；第二跳，跳出校门，从一个教育工作者变成了一位机关公务员；第三跳，跳出“衙门”，脱离公职成为温州百万外来务工者中的一员。同时强调，在职业规划中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考虑现实条件，不能好高骛远，要有接近性。“你是一个车间员工，你就朝车间主任的目标去努力，一下子想当总裁是不现实的。如果你说要当国家主席，可能有人要问，这人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关于价值体现，我谈了自己成长的“三步曲”：第一步，站稳脚跟；第二步，作出成绩；第三步，提升价值。我告诉大家，我目前的角色定位是：用文学体现价值，把经理当作职责，行走在文人与商人的边缘。
“立足岗位，体现并延伸个人的价值，同时也使企业的价值得到放大。这样，职业经理人的道路才会宽广！”我的语气显得有些激动。
马津龙教授点评说：“廖毅的特点，在于他能因势利导，发挥所长，在自己熟悉和擅长的领域进行开拓，这样就容易作出成绩。”
“可不可以这样说，正泰造就了你，你也为正泰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主持人插话。
“应该说是正泰造就了我，而我为正泰做得还不够！”我说。这是我的由衷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