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进城已经一个多月了，眼下就要过阳历年，也就是１９４９年的元旦。新的一年开始了，这也是沈城解放后迎来的第一个阳历新年，新政权自然要隆重庆祝。
这叫双喜临门：一喜，迎接新年；二喜，欢庆沈城解放。按理说，这沈城解放是早该庆祝，但是，也许因为八路进城伊始，诸事繁忙，一时顾不上；也许因为沈城老百姓刚被解放，还没做好思想准备，不管怎么说，反正当时并没庆祝。现在正好，捎带脚，连过年，一块儿庆了。怎么庆祝，恐怕形式多得很。顺城街的人能看到的，就是大游行。游行的队伍，通常都是朱德和毛泽东的高大画像在前，四周红旗卫护，紧接着是彩旗飘扬，游行队伍高喊口号，除了庆祝口号，喊得最多的，还是“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游行队伍后边，少不了文艺大军：秧歌、高跷、狮子、龙灯、跑驴和旱船。秧歌的前导是工农兵，工人身穿连体工作服，手拿纸板做的大锤；农民手握新月形大镰刀，男的头包白手巾，女的裹花头巾；兵，自然是军服长枪。他们后边，才是戴眼镜的“学”和拿算盘的“商”。其他的，都是老一套，像高跷和大秧歌里的猪八戒背媳妇，戏曲人物和必不可少的丑儿，跑驴里的傻柱子接媳妇，人们早就熟悉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挺热闹，像个过年的样子，而看热闹的人呢，也就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许多新的思想观念。
临近小年儿，李志忠坐着大胶轮车进城来了，给他掌鞭的自然还是大来子。大车停在马路边，李志忠进门，二话没说，先叫大伙搬东西，原来车上堆满了麻袋、布袋和筐筐篮篮。李爱媛招呼李志忠和大来子休息吃饭，吴森茂领孩子们卸车。麻袋里装着两角猪肉和一些头蹄下水，都冻得“”的，一条麻袋装着几条冻鱼、两只大雁和几只煺好的鸡，一筐鲜鸡蛋，一筐咸鸡蛋和咸鹅蛋，当然也少不了米面、土豆、萝卜、白菜——看到这些，最高兴的莫过于孩子们。
大来子吃完饭，赶车走了，他要到大车店去住。他和李志忠说好了，等明天他进城办完事，顺路来接李志忠。
白天，李志忠和女儿、女婿扯些闲白，唠点儿家长里短，和孩子——主要是柏岁和樱子亲热亲热。晚上，孩子们都在后屋和下屋睡下了，李志忠开始和女儿女婿谈正事儿。李爱媛先还听着，不时插上几句，后来挺不住，自己就先睡了。剩下李志忠和吴森茂俩人，话题开始严肃起来，气氛也显得过分凝重。两个人隔着炕桌对坐，喝茶，抽烟，说话。李志忠问吴森茂，城里的买卖为什么还没开，啥时候开，是接茬做鞋，还是干别的。这个问题，也是吴森茂整天考虑的头疼问题。买卖迟迟没做，时局不稳、乱事太多是个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决定不了到底干啥？重操旧业，当然好，轻车熟路，可是，开鞋店要大本呀！去年一年，吴森茂几次下乡买地，手头的几个闲钱，几乎叫他折腾光了。开鞋铺，要进料，要雇人，要做外件——哪儿不得用钱？可他现在没钱，他几十年攒的那点家底儿，都买地了，到底买了多少，他自己根本不知道。不过，他觉得，地，就是钱，地是钱买的，卖了地，就有钱。实在拨拉不开，他就卖几亩地，先把买卖做起来，挣了钱，再把地买回来，里外里，一回事，背着抱着一般沉。
“地，怕是卖不成啦！”李志忠说。
李志忠一直在听女婿的设想和打算，听到卖地，他不能不说话了。李志忠此来，送东西还在其次，最主要的，就是来和吴森茂说地。可这地的事儿，还真不好说，他几次话到嘴边，都咽回去了，他是真难开口哇，他怕说出来，女婿受不了。
果不其然，此句一出，吴森茂立时呆住了。
“您说啥？”吴森茂皱着眉头问。
“我说，”李志忠低着头说，“地，卖不成。现在乡下，别说卖地，就是白给，也没人敢要！”
“那是为啥？”吴森茂问。
“为啥？‘打土豪，分田地’，”李志忠说，“乡下都闹翻了天！这么大的事儿，城里人没听说？”
“听是听说了，”吴森茂说，“可我总不相信，天下就没这个道理！人家的东西，怎么能说分就分？从古至今，历朝历代，没见过，再说了，我们也不是土豪。”
“不是也不行，都得分。”李志忠说“道理？跟谁讲？跟共产党讲？这道理就是他们出的。跟贫雇农讲？他们巴不得早点儿把你分了！”
“这么说，”吴森茂说，“是非分不可啦？”
“恐怕是这样，”李志忠说，“听说不光分地，还要‘扒锅卷炕席’，‘扫地出门’……”
“啥玩意儿？”吴森茂没明白。
“不是‘玩意儿’，”李志忠说，“是啥，我也说不清。大概的意思，是要把地主赶出门，啥也不许拿，光身走人。”
“那你们——”吴森茂想问，丈人和丈母娘会不会也叫人家“扒”了，“扫”了？
“不知道，”李志忠说，“听天由命吧！”
“那其他家呢？”吴森茂又问，“村里还有几家地主？”
“不知道，”李志忠说，“还没划呐，只是瞎嚷嚷。有人说陶大头是，大叫驴也跑不了，还有几家，还没定，也有定富农的，都是说说。我么，可能算‘经营地主’，因为地不是我的，我只是替人经管。”
“可说呐，”吴森茂转换话题问，“我一直没问，咱到底有多少地？”
“有个千儿八百亩吧。”李志忠答。
“那么多？”吴森茂猛一听，大吃一惊。
“你算呐，”李志忠开始给他算账，“不都在那儿嘛！光复那年，你买个大五十垄，来年春天，买那块刀把地，八十。其后我就再没搭格。转年你去了，说不行，还得买，就是去年，你下乡几次？买了几回，你不记得啦？像疯了似的，有多少买多少。几十垧几十垧地买，可不千儿八百亩！可话又说回来了，那地也真便宜，白捡一样。现在可好，又白给人家分——”
“这么多，您是咋管的？”吴森茂问。
“我可没管！”李志忠说，“咱有言在先，我说过，我管不了，也不想管。你还记得你自己说过的话吧？‘先买下，谁爱种谁种，没人种，撂荒也行。’现在忘啦？”
“没忘，”吴森茂说，“我不过随便问问。这么多地，总得有点进项不是？”
“进项，有！”李志忠说，“那十几亩地园子，大来子帮我耕、种、犁、收，这就够我们吃用了。和大来子分种的大五十垄，每年都收点，我也不细算，他拉来多少，我收多少，也没个准数。刀把地也是大来子种，他干不过来，几次求我转给别人种，我没答应。左一家右一家的，我嫌麻烦。收多少我不管，给不给随便。对了，我差一点儿忘了：就因为种咱的地，有人说，要给大来子划‘二地主’！”
“啥？”吴森茂问，“咋又出来个‘二地主’？”
“那叫一百三十大亩！”李志忠说，“加上他自己的几亩，就他们两口，哪儿种得过来呀！大忙的时候，他请过几回帮工，说是剥削。就为这，要划他。至于‘二地主’，大概是说，地不是他的，到底咋回事，我也说不清。”
“这——这不害了人家吗？”吴森茂懊丧地说。
“先别管他，”李志忠接着说，“不还没划嘛。我再说后来买的那些地，老实告诉你，我可压根儿没管，我只管给你收地契。去年买下地后，还真有人来找我，说他原来租的地，现在归我了，他想继续种，问我咋个租法？我说，过去你咋租的，还咋租。那年买的都是青苗地，人家早种上了，我就没太较真儿。秋后还真有几家交租的，我连看也没看，就叫他们扛东屋去了。谁家交了，谁家没交，我哪儿知道，我连哪块地在哪儿都不知道！今年这一闹解放，闹分地，谁还交？交了，谁敢要？有来交的，我都叫他们拉回去了。有的非给不可，我也收。你那些地呀，就那块园子，我还真得了济。大五十垄也收了三年，刀把地种两年，也没好好种，至于后来买的，满打满算，不过半季，和没收差不多，白买！”
听到这儿，吴森茂略有所思，他在想，他当初为什么要买地？买地也行，可干嘛要买这么多呢？但他没有继续想下去，而是问：“没说啥时候分？”
“今年大概不会，”李志忠说，“听说要先摸清情况，还要来工作队，现在主要是农会在瞎嚷嚷。”
“什么会？”吴森茂问。
“农会，”李志忠说，“就是没地的贫雇农组织的会，专管分地的事儿。天天开会儿，嚷嚷分这个，划那个，眼睛都红了，巴不得明天就把地分到手。这都是大扁头告诉我的，他在会。”
“大扁头是谁？”吴森茂问。
“你没见过，”李志忠说，“是我们家老二，就是爱媛她二叔的小儿子。这小子有文化，高小毕业，在会里还是个头。
听大扁头说，不光分地分房，还分浮财——”
“啥叫‘浮财’？”吴森茂问。
“就是东西，”李志忠说，“大概是指车马农具、家具摆设、衣服被褥——”
“那你们……”吴森茂欲言又止。
“不知道，”李志忠说，“扫就叫人家扫吧，有什么办法。倒是你们……”
“我们？”吴森茂更觉莫名其妙，“地随他们分，还咋的？”
“不行！”李志忠说，“有人说，还要进城分你们。”
“什么？”吴森茂真有点儿火了，“还要分我？除了那些地，您看，我还有啥？”
“人家可不这么说，”李志忠说，“有人说，分你的地，只不过是从一缸水里舀出一瓢！”
“放他妈的狗屁！”吴森茂再也忍不住了，“这一瓢，舀得我都见底儿了。再分，只能分我！把我切——”
“你别急，”李志忠劝道，“这不还没分嘛！到时候再说吧。别的说不准，依我看，房子和地，十有八九是保不住啦！”
话多伤神，李志忠说了这么些话，实在困了，加上白天坐车劳顿，年纪又大，早就顶不住了。吴森茂见此情景，赶忙撤掉饭桌，安排老爷子在炕头躺下，他自己也挨着早已酣然入梦的李爱媛睡下了。可吴森茂哪睡得着哇！李志忠已经鼾声大作，他还在折烙饼。干脆，不睡了，吴森茂披衣坐起，在炕沿边抽烟，想心事。
李志忠从乡下带来的消息，对吴森茂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往远了说，他那一向自鸣得意的“狡兔三窟”之策和当员外爷的美梦，彻底破灭了。从近处讲，他重开鞋铺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现在咋办？一家七口人，七张嘴，拿啥填？想到这儿，吴森茂突然觉得不对，他家日后恐怕还要添人口。你想呵，若是乡下真分了地，他姥爷姥姥被扫地出门，他们能上哪儿去？还不得他养活！到那时就是九张嘴，天哪！还有五个上学的孩子呐，用什么供？硬是没辙！吴森茂一筹莫展，他开始怨共产党了。这是搞的啥名堂？没见过，也从未听说过，世上哪有这事，平白无故就敢分人家东西！看来，共产党真要杀富济贫。可是，从来救急不救贫。这贫是“济”得了的吗？你今天把地平分了，可是，分得平，干不平，用不了几年，干好的，又发了，干不好的，又穷了，到那时咋办？再分？照这样“平分”下去，还不把大家都“分”成笨蛋、懒蛋、穷光蛋？就说他吴森茂吧，当初只不过是个掌破鞋的，可以说一无所有，后来做小孩鞋，慢慢发展成个小鞋铺，再往后，由于得到他今天的老丈人李志忠的拉帮和媳妇的襄助，终于开成了一个像样儿的大鞋店，挣下了钱，买了这些地。这一切，可是来之不易！那是他、李爱媛和李志忠几十年的心血和汗水！想当初，和他一样摆掌鞋摊的，哪条街上没有？
开小鞋铺的，不说成千上万，也有几百上千！真正混好，能买房子置地的，有几个？我买房置地，是靠心血和汗水挣来的，靠的可不是剥削。吴森茂深知被剥削的滋味。吴森茂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断定，没人愿意被剥削。他不就是为了摆脱朱大鞋底子的剥削，才煞费苦心地偷艺，想方设法支起自己的修鞋摊的嘛！可是，这受不受剥削，可不在你愿意不愿意。当初他孤身一人靠捡煤核活命的时候，能进朱富贵的鞋铺当学徒，他可是求之不得！在朱家挨打受气三年，他也得忍着，后来他发达了，也使唤起人，开始“剥削”了。可是，他对雇工从来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啊！早知如此，他干嘛那么起早贪黑，苦挣苦曳，省吃俭用，给别人攒这些东西？还不如啥也不干，胡吃乱造，甘心当他的穷光蛋，等着分别人，也闹他一份房子、地。这多省事儿，可不像在炕上翻个身那么容易！可是，共产党也不想想，你这么搞，平时谁还肯劳心费力往前奔，大家都等着到时候“吃大户”啦！这样下去，你能把国家搞好，能保得住天下？共产党打江山，不含糊，说明他们那里有能人，怎么连这点儿简单道理都不懂？不，他们肯定懂。
既然懂，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
吴森茂就这样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觉得自己头疼得很，像要裂开一样，他不能再这样瞎想了。吴森茂摸黑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似睡非睡地躺了一会儿，发现窗板缝里透进阳光，知道天已经大亮了。他索性起来，打开门，摘下窗板，屋里立时亮堂起来。他反身回屋，猛然见炕沿下一片灰白。“这是谁把地弄得这么脏？”吴森茂刚想发火，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脏东西就在自己的枕头下方，再一细看，全是烟头和烟灰。吴森茂恍然大悟，不由得自言自语：“昨晚我怎么抽了这么些烟！”
第二天，李志忠吃罢早饭，收拾停当，只等大来子来接他回家。可是，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直到晌午，大车才赶到。据大来子说，他在城里办事耽搁了。李爱媛赶忙给大来子热饭吃，给老爸打点东西，准备送他们上路。不想，柏岁撺掇樱子，双双闹着要跟去看姥娘。依着李爱媛，不叫他们去，可架不住老爸向着外孙，而且抬出了李王氏。李志忠说，老乞婆发话了，若是没开学，一定得把俩孩子给她带去。李爱媛在多方夹攻下，只好同意了。吴森茂对这种事，又从来不管，但他有一个条件，城里一开学，他们必须马上回来。柏岁和樱子答应得十分爽快。既已说定，李爱媛趁大来子吃饭的工夫，赶紧给俩孩子准备东西，而柏岁和樱子呐，却早已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上路了。可见，二人蓄谋已久！
大车上路了。柏岁和樱子坐在车里，身下垫着厚厚的棉被，身上穿得暖暖的，想躺就躺，想坐就坐，高兴！大车来到东郊，一幅战争留下的可怕画面，突然展现在孩子面前：断壁残垣、砖石瓦砾、烧焦的门窗、震碎的玻璃；一座大楼，下角被炸飞，上层悬空，裸露的钢筋，挂着大块水泥板，在半空悠荡；地上，弹坑累累，路边的一个大弹坑，比篮球场还大，里边冒出半坑水，已经结冰……
大车穿过工厂区，走上乡村土路。蓝天雪原，无涯无际，晶莹的白雪，在阳光照耀下，闪着耀眼的银辉。马儿欢快的小跑，胶轮碾着积雪，发出有节奏的“吱咯”声。大车轻轻地颠簸着，像和风细浪中的小船。空气凉凉的，吸进嘴里，让人感到一丝甜润。
日头偏西，大车来到沈河边，驶进大车店。李志忠午饭吃得早，柏岁和樱子中午又没好好吃饭，大家都饿了，马儿也得休息，准备踏冰过河，河东还有二十里地呐！
吃完饭，爷四个重新上路。老爷儿挂在西边树梢上，黄亮黄亮的，几近平射的余晖，照得人影老长。柏岁和樱子来到河岸边，看着自己落在雪地上的阴影，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觉得十分有趣。
宽阔的沈河，笼罩在河岸的阴影里，灰茫茫一片，两边高，中间洼，像半拉雪筒子。大来子牵着马，拉着空车过河。李志忠领着柏岁和樱子，踏上冰面。冰上的积雪不多——都叫顺河筒子吹来的大风刮跑了，许多地方露出了光滑的冰面。钉了防滑掌的大马依然一褴一滑的。大来子在拼命吆喝牲口。李志忠紧紧拉住两个孩子，小心翼翼地在冰上挪步，脚下偶尔会发出“咯吱吱”的冰裂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