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爱媛肚子里，还装着另一件烦心事儿，那就是大儿子吴松年的工作和婚姻问题。
那还是在李爱媛出去工作之前，一天早晨，上班的吴森茂和上学的孩子刚走，吴松年回家来了。这一天不节不假，又是上午上班时间，大儿子突然回来，令李爱媛深感奇怪。再看吴松年那个样子，进门只叫了一声“妈”，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再无二话，李爱媛就预感到有事。她看着大儿子阴沉的面孔，关切地问：“松年，怎么这时候回来？病啦？”
“没病。”吴松年吭吭叽叽地说。
“那怎么这时候回来，没上班？”李爱媛有些着急。
吴松年没有回答，他哭丧着脸，低头不语，急得李爱媛连声催问，调门越来越高，把后屋的李王氏也招引过来了。李王氏和李爱媛娘俩一齐逼问，吴松年吭哧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不在文化馆干了！”
李王氏和李爱媛问他不干的原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问了好一会儿，吴松年才说：“我犯错误了。”
吴松年那么老实的孩子，能犯啥大错误，以致把工作都丢了？李王氏和李爱媛急得抓耳挠腮，满地乱转，最后终于问明白了，吴松年所犯的错误是隐瞒成分和“同情右派”。
据吴松年讲，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数月前，文化馆的领导突然召开大会，号召大家帮助共产党“整风”。“整风”，顾名思义，就是整顿作风，整肃风纪。党支部书记在动员报告中讲，共产党执政以来，犯了许多错误，党组织和某些党员作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需要认真整顿，不仅党自己要整，更要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给党提意见。大会开过，开小会，分组讨论，征求意见。会上发言的不少，不过意见不多，而且都是浮皮潦草，着轻不着重，不痛不痒，而好话却说了一大堆：共产党英明伟大、上级领导一贯正确、文化馆党支部作风正派、党员个个堪称表率。这哪是提意见？明明是评功摆好！这样的“表彰会”开了两天，不开了，又开大会，来个二次动员。这次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专门请了个“首长”来作报告。这个报告，言辞恳切，推心置腹，声情并茂，感人至深：
“现在，我们的党就像个病人。一个人病了，请你帮他看病，你明知他有病，却不告诉他，这不是害他吗？他越病越重，将来无药可治，你看着，心里不难受？
趁现在他的病还轻，你给他指出来，帮他对症下药，把病治好，这才是爱护他——”
“有人有顾虑，怕打击报复，这怎么可能呢？你们帮党治病，党感谢你们还来不及呐，怎么会恩将仇报？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日后真有人搞打击报复，给提意见的人穿小鞋儿，是干部的，撤职查办，是党员的，开除党籍！”
在后来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党员干部不仅号召群众提意见，他们自己还率先垂范，带头提意见，而且言辞尖利，听起来怪吓人的。这么一来，群众可就坐不住了，真就有人张嘴了。谁知，这个头一开，这批评和意见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泻千里，想收也收不住了。小自本单位的党员作风、支部工作，大至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针大计，什么意见都有，而且越提越厉害，越尖锐。个别人甚至主张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民主选举，公然要求和共产党“轮流坐庄”，让共产党主动“让贤”！
文化馆是个文人集中的所在，文化人学究气十足，容易头脑发热，忘乎所以。
一些人觉得会上说不过瘾，于是便写，便画，一时间，大字报、小字报、漫画、打油诗——贴的到处都是。馆里的党员、干部不拦不阻，只是闷头抄写，像是在收集意见。
吴松年为人老成，胆小怕事，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虽说他也能写会画，但却始终没被卷进这股风潮，而是甘当整风运动中的落后分子。然而，吴松年毕竟是年轻人，血气方刚，虽说出于谨慎而没在公开场合提意见，但在宿舍里，和同室而居的伙伴，却不免小有议论：谁的发言切中要害，谁的批评是隔靴搔痒；哪张大字报言辞太过激烈，哪张漫画画得挺有意思——谁想，就在大家提意见正提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意见不许提了，整风会不开了，满院的大、小字报也在一夜之间全不见了，接着便是开大会，动员反右，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这个意思是说，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借帮党整风之机，以给党提意见为名，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以图推翻共产党，搞垮社会主义，达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于是，大会小会接连不断，动员讨论、坦白交代、认罪自首、揭发检举、声讨批判——一出接一出的好戏接连上演。最后的一出压轴大戏，就是定案处理。结果，那些提意见的、写大字报的、画漫画的、编打油诗的，一个也没跑，全数被打成右派分子。“老右”的帽子一戴，接下来便是因人而异的惩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降职降薪、遣送回乡、就地劳动改造……
吴松年没有公开参加反党活动，没有反党言论的会议记录，更没有白纸黑字的反党“铁证”，所以够不上公开的右派分子，但他对右派言论评评点点，背后议论，有赞同反党言论的倾向，也有右派之嫌。不过，有人不这么认为，他们说，吴松年出身资产阶级家庭，骨子里就有反党的遗传因素，他不说不写，那是“咬人的狗不叫”；他背后议论，说明他更隐蔽，更阴毒，因此也更危险，主张对他“严加处置”，但大多数群众毕竟还有个公论：
“吴松年挺老实，少言寡语的，就知道看书。”
“议论毕竟是议论，和公然进攻就是不同。”
“出身不好也不一定就反党，不能唯成分论嘛！”
……
正因为众说纷纭，意见不一，所以当时就没有把吴松年明确定为右派分子，而是作为同情右派的准右派或右派边缘分子呈报，下放工厂，参加劳动，改造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和监督。
事已至此，李爱媛也懒得多问，她现在最关心的，莫过于大儿子今后的出路：
“你说，你不在文化馆干了，要下放，这是咋回事儿？”
“下工厂，”吴松年说，“劳动，改造。”
“妈呀，怎么就劳改？”李爱媛大惊失色。
“妈，”吴松年说，“不是劳改犯那种劳改，是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和常人一样，就是干活，不坐机关了。”
“那咱也不去，”李王氏插嘴了，“咱松年身子骨弱，哪经得住这一改一造。”
“姥姥，”吴松年有些不耐烦，“这已经定了，由不得咱。工厂的活儿，多啦！
能干，干；不能干，不干，累不死人！”
“下哪个厂？”李爱媛问。
“‘五一’重型机械厂。”吴松年说。
“妈呀，还是重的！”李王氏叫道。
“姥姥，妈，”吴松年突然站起身来，说，“我得走了。明天就得下去，我得回去准备准备。”
“这都快十一点了，”李爱媛说，“吃了午饭再走，我就去做。”
“不了，”吴松年说，“我不愿意叫别人看到我这副倒霉相。”说着，吴松年迈步出屋，头也不回地走了。
中午，吴森茂回家吃午饭，李爱媛只字没提大儿子的事儿。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了，李爱媛才把松年被下放的事情，说给吴森茂听。吴森茂对什么“整风反右”
压根儿不感兴趣，倒是对儿子隐瞒成分一事，耿耿于怀。当然，吴森茂对吴松年的做法不满，并不是因为儿子对党不忠，而是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这不明摆着么，嫌我成分高，给他丢脸，不愿大大方方地往表上填。没良心的，他也不想想，我当这个资本家是为谁？还不是为他们？”
李爱媛百般劝解，吴森茂根本听不进去。李爱媛再替儿子辩解，吴森茂索性不听了。他大被蒙头，背过身去，一个人钻在被窝里生闷气。李爱媛两头为难：她既可怜丈夫，又心疼儿子。回想儿子讲的那些事儿，话里话外，是有些抱怨父亲的意思。可不是么，光是议论议论别人的意见，没有家庭成分的拖累，儿子何至于被打成“边缘分子”，下放劳动？可是，这怨得着自己的丈夫吗？他何尝不想当劳动者！他之所以争着抢着要当资本家，还不是为了保住那一百零八块！现在怨他成分不好，他能不觉得委屈？能不伤心？看来，丈夫和大儿子之间的疙瘩是结下了，这可怎么办？
从此，吴森茂和大儿子吴松年之间的关系，就成了李爱媛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
再说吴松年。
自打下放以后，吴松年准时到重机厂上班，从不迟到早退。虽说他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但他从不偷懒儿。吴松年老实听话，安分守己，从不说三道四，惹是生非，除了干活，有空就是读书。所以，没过多久，车间里上上下下，就都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虽说车间领导都知道他是下厂劳动改造的内控对象，但却没把他当成坏人，相反，还都认为他表现不错。特别是在他们知道吴松年是知识分子之后，更加另眼看待。要知道，在文盲成堆的工厂里，像吴松年这样喝过墨水的，可是凤毛麟角！所以，不久以后，吴松年就被调到厂夜校，当老师去了。众所周知，工厂的夜校，实际上和扫盲班也差不多。吴松年在这儿教书，那才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有鉴于此，数月后，厂方又把吴松年从厂夜校，调到了厂职工子弟学校，转年，再调数厂合办的职工业余大学，专教外国文学，并且由厂方出面，把吴松年由文化馆调到业大，使他成了业大的正式教师，安排了宿舍，增加了工资。吴松年可以说是因祸得福，青云直上！难以想像，区文化馆里的一条“虫”，到工厂竟成了一条“龙”！下放不足一年，吴松年连跳三级：由工人而夜校老师，接着职（工）子（弟）中学教师，再到业大讲师。吴松年天资虽不甚佳，但他心无旁骛，踏实好学，在区文化馆工作期间，几年如一日，潜心钻研西方文学，特别是俄苏文学。馆藏的此类书籍，几乎叫吴松年读了个遍，有些名着，甚至研读多遍，不能说倒背如流，但大体上都能了然于心，如今讲起课来，那真是驾轻就熟，如鱼得水，旁征博引，通古达今，洋洋洒洒，口若悬河。吴松年的外国文学课，不知道倾倒了多少业大的学生，尤其是那些女生。
工厂的业大学生，大都是些有中等文化，想继续深造的人，或是学了技术，又想提高文学修养的人。他们当中的女生，除少数有夫之妇，大都是些老姑娘。所谓“老姑娘”，也是相对而言。当时法定的最低结婚年龄，是男二十，女十八。大姑娘过十八不结婚，就算“老姑娘”，所以，吴松年身边的“老姑娘”，其实并不老，一般也就二十多岁。这些有文化的大姑娘，要想在工厂这种地方找个如意郎君，谈何容易！这回可好，学校里来了一位体貌出众、才华横溢的年轻讲师，年方廿几，尚未娶妻，这不是天上掉下了个司马相如，又能是谁？这一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勾起了多少大姑娘的才子佳人美梦！致使吴松年这个区文化馆的“处理品”，一下子成了联合业大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以求教为名，毛遂自荐，主动送货上门的有之；托长舌大嫂牵线搭桥，相约见面的有之；好事的大婶、大妈乱点鸳鸯谱，强拉双，硬配对的有之……一时间，求亲者如百鸟朝凤，趋之若鹜，吴松年大有应接不暇之慨。这其中，还真有几个双方看对了眼的，而且花前月下，传书递简，两情相悦，甚至如胶似漆，很有点儿成其好和的样子。然而，到头来，却都是不欢而散。究其原因，不在别的，只在吴松年出身不好。那年月找对象，什么人品才貌，工作职务，工资收入等，全都在其次，为主的是看阶级出身。不管吴松年其他方面条件多好，也不管双方谈到何种程度，只要他一亮明出身——资本家，女方准跟他吹！谁不知道，现在是共产党掌权，无产阶级当家，资产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出身该等阶级的子女，有何前途可言？哪个志向高远的姑娘，会愿意委身于一个行将灭亡的阶级的后代？除非她缺心眼儿！
经过几次痛苦的感情挫折，生性孤僻的吴松年，变得更加抑郁沉闷，偶尔休息回家，总是一副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哭丧相。谁一问起他有什么心事，他不是不理不睬，很不耐烦，就是恶声恶气，乱发脾气，弄的全家都不愉快。
一次，吴松年回家，李爱媛和李王氏趁家里没人，连说带劝，力逼他说出心情不好的原因，吴松年这才道出事情的真相，话里话外，多有埋怨父亲的不满情绪。
李爱媛和李王氏多方劝解，吴松年似听非听。他没在家里吃午饭，也不等父亲回来，虚应了姥娘和母亲几句，就匆匆忙忙地返回学校了。
晚上，李爱媛照例把大儿子的话，学说给吴森茂听。吴森茂听罢，大脸耷拉老长，半天不说话。他在想：地，是他买的；买卖，是他开的，可他拼死拼活地做买卖挣钱，买房子置地，为的是啥？还不是为的这个家，为这几个孩子，为他们的前程！他自己能吃多少，花多少，等他两腿儿一蹬，这份家业，还不是他们的！至于地被分，买卖被合，那也不是他的错呀，只能怨他命不好，再说，他虽有地，而且不少，不是没划他地主吗？既然没划，他就不是！不过，这资本家可是实打实的，而且是他千方百计争来的。按理说，他的资本不够两千，根本就够不上资本家，而且，古满月当时就提醒过他，说成分重要，影响深远，可他硬是放着现成的个体劳动者不当，非抢这资本家的帽子戴。为啥？为了多拿几十块钱养家糊口，供孩子念书。现在可好，大儿子大了，要成家立业，娶不上媳妇，怨他这个当老子的成分不好。将来，大女儿嫁不出去，也怨他成分不好，还有二儿子、二女儿、三儿子呐，都来怨他！找不上对象，怨他；还有上不了大学，找不到好工作，入不了党，提不成干——都怨他！他还活得成吗？当初自己真是瞎了眼，鼠目寸光，只看到几个工资，咋不看远点儿？可他当时就是看不远，那有啥法？现在后悔，晚了。世上啥药都有，就是没有后悔药。吴森茂自认自己没错，干嘛自己给自己添堵？可话又说回来了，儿子找对象，那也就是给他们吴家找儿媳妇，给他找孙子！儿子娶不上媳妇着急，他这个当爹的就不该着急？他不急着看儿媳妇，还急着抱孙子呐！可没儿媳妇，哪来的孙子？所以，他应当比儿子更急才对，怎么还能怨自己的儿子呢？吴森茂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可又倒不出来，他也是满腔的怨气，但又无处发泄；他也有许多牢骚话要说，又觉得说不清，道不明。万般无奈，吴森茂只好不说，不道，把一肚子苦水、一腔怨气、满腹牢骚，通通压在心底。为此，吴森茂的办法只有一个——蒙头大睡，睡着了就如同死人一样，什么烦恼都没了。
自打合营以来，睡觉已经成了吴森茂的一大习惯。李爱媛说他这是病，担心他迟早睡死。可是，不睡觉，你叫他干什么？没有买卖操心，吴森茂简直无事可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