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３年初秋，一天，吴森茂家来了一位客人。此人年纪轻轻，看上去，也就二十出头。他身穿一套半新不旧的蓝色干部服，外表上看不出是干什么工作的，说起话来，言语不清，表情呆滞，让人觉得别扭，好像什么地方有点儿不正常。他自我介绍说，他叫随中和，是吴槐寿的战友和好朋友，家住小西门外，今天特为来看吴家二老。
听了随中和的这番自我介绍，李爱媛不免疑窦丛生：此人既是槐寿的战友，必为军人；既为军人，何以不着军装，而穿便服？何以不在部队服役，而有闲空串门儿？李爱媛正自怀疑，原本推说身体不适躺在炕上的吴森茂，听到来人是老儿子的战友，也坐起来了。可是这位客人却只讲他自己的事情，只字不提吴槐寿。随中和没头没脑地上来就讲他受伤，说他被炸弹炸了，脑袋里现在还残留着一块弹片；说他是残废军人，已经退役，如今在家养病；他讲美国飞机如何厉害，“地毯”没法躲，都炸死了……随中和讲到这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龇牙咧嘴，一副痛苦不堪的样子，显然是可怕的回忆在折磨着他。
吴森茂和李爱媛本来还想从随中和的嘴里，打听出一点儿儿子的消息，现在倒有些二乎了：这小子是军人吗？讲的可是真话？什么美国飞机？“地毯”是什么？
怎么就都炸死了，莫不是“地毯式轰炸”？这倒听说过，可现在也没听说和老美打仗啊！想问问随中和吧，他又只顾自己颠三倒四地胡说，根本不让别人讲话。李爱媛好不容易插上一句，请随中和讲讲吴槐寿的情况。随中和只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他死了，都死了！”接着，又是没完没了地讲飞机轰炸。
吴森茂和李爱媛乍一听儿子死了，还真吓了一跳，可是一琢磨，又觉得随中和的话不靠谱。这小子神神道道的，说话不可信，再问，又插不上话了。吴森茂和李爱媛正自着急，随中和猛然站起来，抬屁股就要走人。李爱媛起身，一把把随中和拉住，非要他讲清，吴槐寿到底怎么了。问了半天，好歹算是问出了个大概。原来，随中和和吴槐寿同在一个高射炮团，后来上了前线，打了几次飞机，被炸得人仰马翻，人死得差不多了，才晓得他们是在越南，帮助胡志明打美帝。随中和和另外两个人因伤下了火线，其余的一个不剩，全叫“地毯”捂到那儿了。
吴森茂和李爱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就从随中和嘴里问出这么多，其中有多少话可信，谁也拿不准，想自己到部队打听个究竟吧，参战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又属军事机密，跟谁打听都是一问三不知。弄得吴森茂和李爱媛毫无办法，只能悬着一颗心，无望地等待。
没过几天，吴森茂和李爱媛还真等到了准信：一份解放军战士的阵亡通知书。
下通知书的是一位穿军服、不戴军阶的中年人。据他说，吴槐寿入伍后，表现一贯良好，还是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今年六月，随高炮团南下，参加抗美援越战争，在美军的一次大规模空袭中，不幸光荣牺牲。接下来就是什么“节哀顺变”、“保重身体”之类的套话，说完，这位军人站起身，敬个军礼就走了。
剩下吴森茂和李爱媛，看着这份阵亡通知书，可就只能以泪洗面啦！吴槐寿，吴家的“老疙瘩”，一个活生生的大小伙子，怎么几年没见，就变成了一张纸儿！
李爱媛哭得泪人儿似的，吴森茂却只知道蒙头大睡。
吴槐寿天资平平，向来不受吴森茂待见，但他毕竟是吴家的“老疙瘩”。吴槐寿的死，何况又是暴死，足令李爱媛痛不欲生，也让吴森茂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自此以后，吴森茂蒙头大睡的时候更多了。
然而，街道的小脚老太婆们却不叫吴森茂安生。没过几天，这些街道干部就领着人，敲锣打鼓，在吴家的大门框上，钉“光荣烈属”的小红牌牌儿。逢年过节，又是送慰问品，又是给优待券。街坊四邻看着，还挺羡慕，吴森茂却老大地不自在。
说得也是，吴森茂老两口刚把老儿子牺牲的事儿忘了，心情平和了，生活正常了，他们就来闹腾一阵。他们一走，李爱媛又得哭天抹泪儿，熬糟几天。等你再缓过劲儿来，他们又来了，这不是折腾人么！慰问品？慰问品是那么好吃的？这是吴家用二十几岁的大儿子换来的！吃慰问品？这是吃自己儿子的肉！
“一来就夸槐寿这好，那好。人死了，你越夸他，我们越难受，这不是往人家伤口里撒盐么？”吴森茂就这么胡思乱想，自己冲自己发牢骚。可不这样，他又能咋样？他又不能像老娘们似的，大哭小叫，除了背地儿骂街，他无从发泄。如果这也不行，那他吴森茂就只有等着憋死！
光阴荏苒，一晃五年过去，１９６４年秋，吴家的两个大学生同时毕业，又都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人民教师。吴樱子留在吴森茂夫妇身边，在母校任教。吴柏岁留在毛主席身边，在一所中学教书。当吴森茂夫妇第一次收到二儿子吴柏岁寄来的四十元钱，又接过吴樱子孝敬的二十元钱时，正经高兴了一阵子，倒把因吴槐寿之死而带给他们的痛苦，淡忘了许多。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吴森茂对吴柏岁的工作不甚满意。吴森茂原来以为，二儿子在北京读名牌大学，毕业后能当个大官儿，就是不能作总理，也应当弄个部长当当。谁曾想，当了教师，还是中学教师，连他妹妹都不如——吴樱子还闹个大学助教干，将来保不齐能升教授！再就是他俩的工资，不多不少，都是四十二块，据说，这是国家的统一规定。
“这也太少啦！”吴森茂跟李爱媛发牢骚，“我供了他们小二十年，花了多少钱？四十二块，两人的工资加在一起还没我一个人的多！我还指望靠他们享福，当老太爷哩！看这个架式，指望不上啦！”
牢骚归牢骚，吴森茂每月接到二儿子寄来的钱（除了头一个月四十，以后是每月二十）和接过吴樱子塞给他的二十元，总要买点儿好菜，打二两“散白”或“地瓜烧”，和李爱媛一起享受享受。按理说，凭吴森茂和李爱媛自己的收入，这样的“享受”，他们自己也享受得起。吴森茂之所以这么做，为的就是体会得儿女济的滋味儿，满足一下供出两个大学生的自豪感。吴森茂老两口每次在酒饭之间，都少不得议论几句吴柏岁和吴樱子的事儿。自打吴樱子来到吴家，她和吴柏岁耳鬓厮磨、出双入对近二十年。大学期间二人虽身处两地，但书信频繁，无话不谈，且逢寒暑二假，吴柏岁回家，俩人一年至少见上一面。可以说，吴柏岁和吴樱子俩人，正是天生的一对儿，结婚成家只是早晚的事儿。对此，吴家的人，早已心照不宣。现在，条件成熟了，给吴柏岁和吴樱子办喜事，那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俩人都二十大几，大学毕业了，工作了，挣钱了，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时候啦！美中不足的是，俩人身处异地，一个在沈城，一个在北京，婚后必然两地分居。尽管如此，婚还是要结，就先叫他们两头跑吧，好在都有假期，一年总能聚上两次，往一块儿调的事儿，只好日后慢慢想辙。俗话说：“好事多磨。”吴森茂和李爱媛想叫吴柏岁和吴樱子工作以后就结婚吧，看来还不行。听这两个孩子说，国家又有了什么新规定，说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后，要先劳动锻炼一年。据吴柏岁来信说，他马上要到湖北农村。吴樱子回家也讲，她要在沈城就地下厂。也好，既是国家规定要劳动一年，那就再等一年吧，家里正好利用这一年时间，给他们攒钱。
这俩孩子结婚，得安两个家，又得北京-沈城来回跑，花钱的地方多着呐！自此以后，凡是吴樱子交回家的钱和吴柏岁寄回家的钱，李爱媛一分不动，全部给他们存上。吴森茂对此，毫无意见：“存吧，咱眼下还花不着他们的钱。就他们每月那几十块钱，够干啥？到时候，十有八九还得咱俩支援支援。”
这话还真叫吴森茂说着了，而且不用等“到时候”，现在就开始掏你的腰包！
原来，吴柏岁和吴樱子如数、按时给家里寄钱的美事儿，仅仅坚持了两三个月，再往后就“缩水”了：不是这个借故少给，就是那个找理由不寄。说来，也都合情合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吴樱子，一个二十出头的大姑娘，买件新衣，总不为过吧？这月不给了，下月保证补上。下月？下月又要买鞋了！吴柏岁更干脆：乡下没个准钟点儿，得买块表，暂时不给家寄钱了。暂时？谁知道“暂”到啥“时”！
为此，吴森茂不免大发议论：“看来，我这五个孩子，三龙（男）二凤（女），是一个也指望不上啦！小的没了，不说。大的，学没念成，连个正儿八经的工作都没有，不是干夜校，就是干业余，没出息。几个月不给家里一回钱，好不容易给个十块、二十块，全是小票儿，恶心人！大丫头更不用说，结婚六年，孩子生了仨，没来刮吃你，就算不错！实指望两个二的能出息出息，现在看来，也就这样了。四百二十大毛，自顾不暇。咱俩的晚年，还得靠老六！”
“老六？”李爱媛大惑不解，“哪儿来的老六？”
“老六就是老六，”吴森茂佯装正经，“你的二十六块，我的一百零八，都是谁给的？”
“单位发的！”李爱媛说。
“着哇！”吴森茂大笑，“这就是咱的老六！”
养老的事情也就这样了，吴森茂两口儿近来唠扯较多的另一个话题，就是如何公开吴樱子身世。其实，对家里这几个人来说，吴樱子的来历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小樱子刚来吴家时，吴森茂和李爱媛还瞒着家里人，只说樱子是他们的外甥女儿，就是李爱媛对街坊邻居讲述的那一套。但是，那一套嗑，外人听了似乎天衣无缝，但对家里的两个大孩子——吴松年和吴梅龄来说，就怎么也说不圆。明摆着，小樱子是从吴家送走，两年后又接回来的。李爱媛对外说，小樱子是她和吴森茂直接从乡下姥姥家接来的，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这一点，瞒得了外人，瞒不了家里人。但是，李爱媛严禁两个大孩子对外泄露这个秘密，也不许他们打探樱子的真实身世。
直到几年后，他们成人了，懂事了，李爱媛才把实情告诉他们。至于吴柏岁，则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他的小妹妹是日本人。这小子猴精！樱子来吴家后的第一天早上，她又哭又闹，“咿哩哇啦”说的全是听不懂的洋话。后来，父亲叫他哄她，叫他陪她下乡，目的就是叫他跟她说中国话，免得她又冒出洋话。什么洋话？就是日本话。是父亲自己说漏了嘴：“哄她玩儿，别叫她讲日本话。”日本话！樱子是小日本儿。吴柏岁心里明镜儿似的，可嘴上啥也不说，他知道，他爸和他妈怕说这个。吴森茂和李爱媛还以为吴柏岁这个傻小子啥也不懂呐！
吴家六口，现在就只有吴樱子本人，不知道自己是日本种儿。
自打李爱媛编排的吴樱子身世由她传播出去以后，吴樱子自己也听到了一些闲言碎语，甚至有淘气的孩子，公开叫她和吴柏岁是“小两口儿”。对此，吴樱子一概不往心里去。不管别人说什么，反正她是认准了，吴家就是她的家，吴森茂和李爱媛就是她爸她妈，还有哥哥、姐姐和弟弟。有时，李爱媛想给吴樱子讲讲她编排的故事，让她有个心理准备，免得受闲话的影响，可她呐，根本不听！李爱媛拿她这个二女儿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有时她甚至怀疑，这丫头是不是缺心眼儿。如今要把实情告诉她，说她不仅不是吴森茂和李爱媛的女儿，甚至也不是他们的外甥女儿，而是白捡的日本姑娘，吴樱子会是何种反应？坦然处之，还是大哭大闹？或者是别的什么出人意料的举动？拿不准！
除了家里这一摊儿，还有外边呐！对街坊四邻要作解释：怎么外甥女儿，一下子变成了毫不相干的日本人？还有街道和派出所呐！户籍簿上明明写着，吴樱子是户主吴森茂的“次女”，现在要改成“养女”，再变成“二儿媳”，而且是日本籍。
要跟邻居和派出所说清这些，得费多少口舌？幸好现在是新中国，共产党主张中日人民友好，再不会有人说他们窝藏小日本，判他们个汉奸罪。说不定，战乱时期，收养日本遗孤，还是对中日友好的一大贡献哩！
除此之外，探探吴樱子的口风也很重要。尽管她和她的柏子哥是“天生的一对儿，地造的一双”，尽管他俩早已形同一人，结婚似乎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但这毕竟是他俩的终身大事，别人不能越俎代庖，必须他们自己亲口应承才算数。
所以，李爱媛找了个礼拜天，趁吴樱子回家休息，顺口搭牙地问起她的婚事：“樱子，你也老大不小了，工作了，就不想想自己的事儿？”
“啥事儿？”吴樱子反问。
“啥事儿？”李爱媛说，“大事儿！你不知道‘男大当婚，女大——”
“你是说结婚呐，”吴樱子满不在乎地说，“我和柏子哥早结了！”
“什么？”李爱媛惊得瞪大了眼睛，“胡扯，看我抽你嘴！”
“本来嘛，”吴樱子美滋滋儿地回忆道，“在乡下，我们结婚，生孩子，喂奶——”
“天哪，那是玩儿，”李爱媛急了，“现在是叫你真结婚！”
“一个样，”吴樱子说，“反正我已经嫁给他了。”
“那不成，”李爱媛解释说，“得正式登记，办喜事儿。”
“那就登，就办呗！”吴樱子说。
“这丫头，倒痛快！”李爱媛真是哭笑不得。
不管怎么说，这也算得到了吴樱子的准话儿。至于吴柏岁，早在夏天回来时，李爱媛就探问过了，吴柏岁没意见，而且母子二人商定，等吴柏岁回京报到上班以后，就找机会请假，回来和妹妹成亲。
自此以后，吴森茂和李爱媛就开始为二儿子和樱子的婚事作准备，单等吴柏岁回来，敲定日子，吴森茂去派出所给吴樱子改过户口，他们俩就可以登记了。至于街坊四邻，李爱媛得空说说就行，吴樱子是啥出身，关他们屁事儿！
这就叫“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啥是“东风”？“东风”就是等吴柏岁回来。
可是，这一等就是一年半，而且吴家等来的不是回家结婚的二儿子，而是最终把吴森茂送上了不归路的“催命信”！
这话还得从吴柏岁进京说起。
１９５９年秋，吴柏岁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在校五年，吴柏岁学习努力，成绩优异，连任过四年学习班长。他工作积极，政治上要求上进，是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凭这样一份鉴定，吴柏岁被分配到一个理想的工作单位，甚至留校任教，几乎不成问题。
这一天终于来了，吴柏岁被叫到系主任办公室，系主任代表“应届毕业生工作分配领导小组”宣布：鉴于吴柏岁同学一贯的良好表现和优异的学习成绩，特分配其到“育红学校”工作。
“你原本是我们内定的留校生。可是，不行呵！人家‘育红’亲自上门挑人。
人家看上你了，非要不可，我们也没辙，只好割爱。不过，去‘育红’也不屈枉你。不管从哪方面看，它都不比大学差，起码要比我们‘师大’好。它是‘一贯制’，你去了就知道了，好好干吧！”
离报到上班还有二十多天，吴柏岁在校无所事事，决定回家看看。
吴家现在只有吴森茂和李爱媛两口，平日俩人上班，就只有铁将军（门锁）看家。下班后，吴森茂就是两件事：吃饭和睡觉。李爱媛除了做饭，似乎也无事可干。星期礼拜和节假日，吴樱子回来，家里还能添点儿活气。可是，吴樱子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家里，根本呆不住。吴柏岁的归来，着实让家里热闹了一阵。可是，这股热劲过后，吴家重又陷入了死寂。就是吴樱子回来，也多是和吴柏岁俩人出去转悠，回到家里，俩人又猫到后屋说悄悄话，前屋照旧和往日一样冷清。
也是吴柏岁运气不好，此次回家，又恰逢沈城闹“面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