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脉的开创从家庭内部开始
创业需要有人帮助。没有好搭档怎么办？与他人合作，往往会出现利益纠纷，有时候还会伤了朋友和气。此时的你可能会为选择合作伙伴而踌躇不前，而温州人早就选好了合作伙伴，创业搭档——家人。
1986年出版的法国年鉴派史学著作《家庭史》上有这么一段话：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家庭是最古老、最深刻的情感激动的源泉，是他的体魄和个性形成的场所。通过爱，家庭将先辈与后代系列的利益与业务结合在一起。从这方面说，似乎可以将家庭与织纱相比，由天性在织布机上将它整理好，以使社会料子得以织成。”
挺宇集团总经理潘佩聪说过，家族企业的优势：一是决策速度快，一旦董事长做出战略决策，能很快付诸实施；二是管理成本低，工作与生活的重合，使成员之间比较容易沟通。
家族式企业最主要的特点是产权由家族的主要成员，或者是有血缘关系的成员来控制。因为家庭成员不仅具有利益关系，更具有血缘关系，强烈的责任感和凝聚力，能够使他们迸发出无限的能量，产生1＋1＞2的合力。
温州商人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大多采用家庭作坊的形式。他们住在最便宜的房间里，里面不仅有设备，还有吃饭的桌子，睡觉的床。他们不在乎居住条件的简陋，不在乎办厂设备的简单，在他们的心中，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努力工作，把小作坊做大。
在这些温州商人中，有的是夫妻，有的是兄弟，有的是姐妹，也有的是同乡合伙。随着小作坊的不断壮大，他们的家族力量也不断增强。最终，小作坊成为了家族企业。
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乐清人周熙文从市场上了解到一种叫做稳压器的产品很畅销。由于当时各地的电网电压较低，居民家里使用空调时往往由于电压过低而不能开机使用，必须借助稳压器才行。
于是，周熙文立即从市场上买来几台稳压器进行解剖，把零件一个一个拆开后仔细研究，然后再根据相关的技术书籍，博采众长，画出更精致的电路图。
在确认产品可以生产后，周熙文回到家中，与几个兄弟商量经商的事情。
当时，周熙文的大哥周熙存刚到一家大型私营企业工作，弟弟周杨刚刚大学毕业，妹妹周晓燕也在家呆着。于是，兄妹几人一合计，决定以稳压器为龙头产品，创办一个公司。
于是，乐清科源稳压器厂诞生了。兄妹几人各司其职，生产出的样机也很快通过了上海权威部门的检测。
如今，乐清科源稳压器厂已经发展成为浙江三科电器有限公司。
正泰集团的董事长南存辉在1990年从“求精”电器厂出来准备再次创业的时候，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
怎样才能获得创业所需要的资金呢？
也许有人会说，向银行贷款呗！但是，对于白手起家的人来说，要向银行贷款是很不容易的。而且，银行的高额利息也会成为企业不小的负担。于是，南存辉想到了寻找合伙人，而最好的合伙人就是家族成员。于是，南存辉的弟弟南存飞，南存辉姐姐的儿子朱信敏、南存辉的妹夫吴炳池及林黎明等亲戚好友都相继加盟，成为了正泰的股东。
海外温州商人，巴黎飞天公司总经理张远亮说：
“我初创业时租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顶层小阁楼，30平方米，一台机器每天转，再加一张桌子，晚上用来睡觉，白天用来做工。工人是回乡找的亲戚朋友。我们来巴黎的温州人几乎都是这样：不断从家乡找来兄弟姐妹一起做，所以很多人出来的时候孑然一身，回乡探亲时已经是妻儿亲戚十几口人。我们起初甚至捡来犹太人扔掉的布头或碎皮，做成小钱包出售。同样一条皮包，别人卖25块，我卖20块。压低了成本和价格的货品，市场很快就光亮起来。”
创业于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挺宇集团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企业。
挺宇集团内的所有重要的职位都由挺宇家族占据着，它也是成功的家族企业经营的典范。一家之主潘挺宇是董事长，母亲徐文清为办公室主任，姨妈徐小 清为办公室总务，身为大女儿的潘佩聪为总经理，弟弟潘叶雷为副总经理，妹妹潘佩芳为财务经理，妹夫林肖为销售经理，就连表兄邵靖海都担任着采购主管。而潘 佩聪的丈夫吴楚帆因为是自己那家父子公司的总经理，而成为唯一没有在挺宇公司担任职务的主要家庭成员，除了家族成员，没有任何家族之外的人员加入公司的管理层。
当年，挺宇厂成为最早一批摘掉红帽子的企业，企业确定为私营性质。潘挺宇一直担心，生怕哪天成为改革的牺牲者。
1989年下半年，报纸相继出现“私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绊脚石”的论调，挺宇厂一度陷入被动的局面。潘挺宇为了躲避风头，把工厂交给两个主管管理，自己与妻子一起远走西班牙。
当时的潘佩聪18岁，当她看到父亲走后的两个月，工厂没有一张订单时，心里就非常着急。于是，她召开了管理层会议，表示要介入管理。她说：“给我一个机会，三个月时间，如果我管得没有起色，我就自动放弃。”
面对其他管理者的不信任，潘佩聪坚定地说：“我们这个厂是私营企业，我正式宣布，不论你们同意不同意，明天开始我接手管理。”
第二天，两位主管通知工人不上班了，想与潘佩聪对抗。结果，潘佩聪先找到两位主管，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干就必须好好干，如不干可以另谋高就，我还奉送一笔钱。”接着，潘佩聪又在工厂贴出通知：“如果还认为自己是这个工厂的员工，明天起必须到厂复工，否则作开除处理！”
第二天，所有的工人都复工了，唯独两位主管没来。这样，潘佩聪就把管理大权夺过来了。
一年后，父亲潘挺宇回来后，发现女儿不仅把管理权夺过来了，而且还做得有声有色。从此，更是放心地把管理权交给了女儿。
可见，潘佩聪对家族资产的责任感，促使她在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努力经营企业。潘佩聪说：“家族企业的优势：一是决策速度快。一旦董事长做出战略决策，能很快付诸实施。二是管理成本低。工作与生活的重合，使成员之间比较容易沟通。”潘佩聪还说，潘家人很齐心，很合力，他们每一天的努力都可以与万元、十万元、百万元、千万元联系起来。
如今，仅靠2000元起家的挺宇集团，已经做到了几亿元的规模。
可见，在企业创立早期，家族式管理在企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家庭成员的自我约束、自我牺牲精神，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同时，由于管理层和产权拥有层是同一个家族，在管理上能够做到上下一致，决策起来非常简单。只要家长一拍板，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这为企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温州人的致富经：家人是最好的创业搭档！利益关系可以把我们紧紧拧在一起，力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没有不成功的。
★建立广泛的人脉网络
人脉是金，却贵甚黄金；因为黄金有价，人脉无价。人脉资源是一种潜在的无形资产，是一种潜在的财富。
创业不是引“无源之水”，栽“无本之木”。每一个人创业，总得凭借一定的资源，或是有一技之长。或是有关系门路，或是有独门秘方等等。许多创业者大多都是技术很好，知识很丰富，但就是路走起来很艰难。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资源不够。
在创业的资源中，最重要的就是人际关系，所以想创业。就得广交朋友，积累各方面的资源。遇到困难时，可以利用这些资源来解决人际关系很重要，有人统计过，成功创业70％靠人际关系资源，30％靠知识。
创业阶段本身就是在夹缝里求生存，尤其是像现在这种社会转轨时期。各项法律制度都不是很完善，法律环境也不是十分尽如人意。所以商人只有先顺应社会，才能避免在人际关系上出问题，总不可能叫社会来适应你吧？所以，多结交朋友是一种另类、隐性的投资方式。
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一般由这么几个板块组成：
同学：同学之间因为从小就接触，彼此了解很深，而且学生时代的交往没有功利色彩。所以同学友谊的含金量是最高的。对于商人来说，能有几个成功人士的昔日同学，会方便很多。在北大、清华等高校，许多成人是花了大价钱来参加诸如企业家班、金融家班等各种培训。对他们而言。学知识是次，交朋友才是主。一些高校也从中找到了卖点，招生简章上的广告就是：拥有某某学校的同学资源，将是你一生最宝贵的财富。
老乡：共同的人文背景、地理位置、风俗习惯，使老乡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中国历史上曾经最成功两大商帮，徽商和晋商不管走到哪里，都是老乡成群结队的。现在各地的“浙江村”、“温州商会”可以说是这种传统的延续。正是同乡之间互为犄角，互为支援，才成就了他们的辉煌。
朋友：朋友是一个总称。前而的同学、老乡也可以说是朋友，此外还包括同事、战友、亲戚以及他们的朋友也是自己的朋友。一个商人。二教九流的朋友都要交，谈得来，交得上，就好像十八般兵器，指不定什么时候就需要某般兵器。所以朋友是多多益善，一个商人如果不善交朋友，肯定只有死路一条。温州人善于交际，这一特点往往使他们很快获取市场信息、商业机会。南方人足智多谋、灵活圆滑，在人际交往中，他们为做生意不轻易得罪人。何时该进，何时该退，他们心里清清楚楚。温州人善于见风使舵，能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来历、目的及时来调整自己的策略。他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人鬼都在说狐话。
温州人的致富经：温州人做生意善于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拍马屁时常拍得恰到好处，拒绝别人时也会委婉动听，不会伤别人的自尊。
★搭好人情网再走天下
传统的人际关系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便捷、最经济、也是最可靠的资源。温州人就是这样依靠亲戚朋友，亲帮亲，戚帮戚，积少成多，逐渐富裕起来。
每个人都想创造人生，每个人也都想改变世界。我们的传统教育一直在向人们灌输一种思想，改变人生或者改变世界的含义就是干大事，就是创造历史，就是流芳百世。这样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思想培养的会是什么人？我们很少意识到，对于世界的改变其实就是对于自我的改变，这种改变很可能是极其细微的一件事，也可能只是一种态度、一种做法。
在普遍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温州金乡镇，陈加枢却读到了高中毕业，毕业之后便进入了部队。这一切似乎是命中注定。陈加枢看看自己周围，这些年外出当兵的人不少，回来后被好好安置的并不多，极少数运气好的进入了乡镇企业或者乡镇养路段、农场、渔场一类的单位工作，更多的人回到家乡当农民。汽车兵、文艺兵，被安置的可能性相比较会更大。陈加枢权衡再三，最终决定向文艺发展。
无数的事实证明，一个对自己的人生有着较早计划的人，其成功的可能性比没有计划的人要大许多倍。陈加枢就是较早计划的一个，后来的人生道路也基本按照这个计划在进行。
1975年，高中毕业的他顺利地穿上了军装。新兵连生活结束后，部队又根据他的特长将他分到了师文工团，他如愿以偿地当了一名文艺兵。部队的4年让他增长了知识、扩大了见识。1979年，他完成了服役，回到家乡苍南县，等待分配工作。
在一个偏远的小县，文艺人员是极其缺乏的，中国的机制十分重视文艺，一个经济再不发达的县城也要建立好几个剧团，还有文化馆、文化站一类的机构。按常理推测，退役后的陈加枢要进入剧团或者文化馆之类的地方，原本是小事一桩。
可陈加枢去文化馆报名，人家竟没有录用。后来，县里的各文艺团队统一招干考试，他也都去考了，结果名落孙山。他得到小道消息是，某些领导的子女被安排进去了，尽管他们是连简谱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极容易让人气馁的遭遇。
陈加枢从复员安置费中拿了点钱，带着订单便出门跑推销。当时金乡的推销员主要跑一些大城市，那里经济条件好，用一个校徽什么的，没有几个钱，能承受。他选中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那里是中国的经济之都，从温州去上海又最方便。
万事开头难，当推销员，开头更难。一个一个单位上门，逐户逐户推销。上海人对温州人有偏见，对推销员更是没有好态度，许多单位连门都不给开，听说他是来推销的，再不问第二句话便拒之门外。在上海跑了整整一周，走了无数个单位，他连一单生意都没有签下。此时，陈加枢开始考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行业？转而又想，为什么不适合？为什么那些学历不如自己、脑子没自己灵活、阅历没有自己广的人，他们能够干？会不会是自己没有找到方法？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这几天的经历，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是搞推销这种事，仅仅靠努力、吃苦或者陌生拜访是不够的。中国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有人情走遍天下，没有人情寸步难行。既然如此，自己何不在这上面动点脑筋？他当文艺兵期间曾跑过全国很多地方，有些单位对自己印象还不错，何不动用这些社会资源？
第二天，他买了一张去太原的火车票，下车后直奔太原矿务局。陈加枢当兵时曾多次到太原矿务局演出，和他们有较好的关系。这个矿务局管着很多煤矿，辖下有很多学校，他和分管教育的负责人关系不错。他先是打通了矿务局的关系，由矿务局主管教育的部门发了一个文，陈加枢拿着这份文件一间学校一间学校地跑，一个星期里他签下了价值7000元的校徽合同，他从中可赚到3000元钱。这笔钱对于陈加枢的激励作用是巨大的，从此开始，他打开了推销之门。尽管辛苦，回报却也算丰厚，至少比当一名文化干部要强得多。
手里有了一定的业务往来单位，生意就好做得多。比如在太原矿务局属下学校推销了校徽之后，他又推销其他一些产品，这些学校每年都会给他一些订货合同，他便有了相当稳定的销售收入。
对于推销员来说，一旦有了固定的业务客户，他们就会思考下一个问题：与其将生产环节的利润让给别人，不如自己来干。制作校徽的工艺并不复杂，技术含量不高，一般人只要训练几个小时便可以上机。此外，金乡的徽章推销员队伍非常庞大，而徽章生产水平却很低下，厂家虽多，质量却难以保证。陈加枢想，自己何不办一间厂，用质量、规模以及管理来和其他厂家竞争？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更大的厂出现。与其让别人来创建这样的厂，不如自己来。1983年，陈加枢找到另外4位朋友，共同出资2万元，购买了一套旧设备，开办了自己的徽章厂。
陈加枢虽然看到了这个行业的前景，可他并没有一开始便投入大笔资金建一间上规模的厂。可见其做事深思熟虑。他毕竟没有办过厂，没有搞过管理，一下子将摊子铺开，万一驾驭不了，后患无穷。他办的这间小厂可以说是一次练兵，带有很强的实验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