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人能伸而不能屈，觉得要退让低头是比杀头还难办的事。其实，有时候低头不只是表面上看来那么简单，它甚至会比抬头更有力量，更有杀伤力。
我们不论做什么事，该罢手不干时，就要下定决心结束，该婉转退让时，就要痛快地退让。以退让开始，以胜利告终，是柔与忍的做人哲学中的一条锦囊妙计。
曾国藩曾任钦差大臣镇压捻军，当时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献防守运河之策，于是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渡过，试图把他们围在一个角落里聚而歼之。李鸿章在江督行署，力争不可，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古代有万里长城，现在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一千多年后遇到公等为知音。”
显然带有嘲讽的味道。刘秉璋率万人渡运河，接到李鸿章的公文，说粮饷缺乏不能够增兵。
李鸿章事事进行干涉，并且时常上报情况，条陈军务，曾国藩很不满意李鸿章的这种做法。等到时间一久，清政府见曾国藩军无战功，便想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不忍心离去，便请求留在军营中继续效力。李鸿章接任后，急忙派人到曾国藩驻所领取钦差大臣的“关防”。曾国藩说：“关防，是重要的东西；将帅交接，是大事，他不自重，急着要拿去，弄没了怎么办？况且我还留在这里。”李鸿章派客人百般劝说，让他回到两江总督之任上，曾国藩也没有答应。
有人给李出主意，并调停说乾隆时西征的军队用大学士为管粮草的官，地位也与钦差大臣相等。曾国藩故意装作不懂，问道：“说的是什么？”刘秉璋说：“现在您回到两江总督之任，就是大学士管粮草的官职呀。”李鸿章又私下告诉他说：“以公的声望，虽违旨不行，也是可以的。但军队屡屡失利，难道不惧怕朝廷的谴责吗？”曾国藩于是东归，从此绝口不谈剿捻的事。李鸿章接替为统帅，也没有改变曾国藩扼制运河而防守的策略。后来，大功告成，李鸿章上疏请求给从前的领兵大臣加恩，曾国藩仅仅得到了一个“世袭轻车都尉”，因此大为恼怒，对江宁知府涂朗轩说：“他日李鸿章到来，我当在他之下，真是今非昔比了！”因此，曾国藩在处理进退关系问题上，则是该进时进，当退时退。在曾国藩不得已启程赴两江总督任之时，途中观者如潮，家家香烛、爆竹拜送，满城文武士友皆送至下关。1869年1月9日，曾国藩行至泰安府，忽然接到新的寄谕，所奏报销折奉旨“着照所请”，只在户部备案，无须核议。这等于说，一些人原抓住曾国藩军费开销巨大，要审计查账，现在一纸圣旨就将此事一笔勾销，不再查他的账了。曾国藩为此大受鼓舞，认为这是清政府对他的特别信任、空前恩典。谕旨使他“感激涕零，较之得高爵穹官，其感百倍过之”。因而便又有点心回意转，虽虑“久宦不休，将来恐难善始善终”，但不再要求辞职了。这样一来，曾国藩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而且看书的劲头更足了，轿中、宿店的旅途之中，他将《国策》、《佐传》反复阅读，目的是在进见皇上、皇太后之时，陈述自己的中兴大业之策。
曾国藩一生中几进几退，但每次面对困境时他都能冷静面对，从容地找到出路，这大概就是他之所以能在官场中纵横数十年的资本吧！
有一次，世界着名滑稽演员侯波在表演时说：“我住的旅馆，房间又小又矮，连老鼠都是驼背的。”那家旅馆的老板知道后十分生气，认为侯波诋毁了旅馆的声誉，如果不公开道歉的话就要控告他。
于是侯波在电视台发表了一个声明，向对方表示歉意：“我曾经说过，我住的旅馆房间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这句话说错了。我现在郑重更正，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
“连那里的老鼠都是驼背的”，意在说明旅馆小而矮。“那里的老鼠没有一只是驼背的”，虽然否定了旅馆的小和矮，但还是肯定了旅馆里有老鼠，而且很多。
侯波的道歉，明是更正，实则是批评旅馆的卫生情况，不但坚持了以前的所有看法，讽刺程度更深刻有力。
再来看个故事，英国牛津大学有个名叫艾尔弗雷特的学生，因能写点诗而在学校小有名气。一天，他在同学面前朗诵自己的诗。有个叫查尔斯的同学说：
“艾尔弗雷特的诗我非常感兴趣，它是从一本书里偷来的。”艾尔弗雷特勃然大怒，非要查尔斯当众向他道歉不可。
查尔斯想了想，答应了。他说：“我以前很少收回自己讲过的话。但这一次，我认错了。我本来以为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曾读过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但我找到那本书翻开一看，发现那首诗仍然在那里。”
两句话表面上不同，“艾尔弗雷特的诗是从我读的一本书里偷来的”，也就是指艾尔弗雷特抄袭了那首诗。“那首诗仍然在那里”，指的是被艾尔弗雷特抄袭的那首诗还在书中。意思没有变，而且进一步肯定了那首诗是抄袭的，这种退让却达到了嘲讽的目的，令人猝不及防，伤得更重。
“人若知进不知退，知欲不知足，必有困辱之累，悔吝之咎。”所以，做人处世若能以弱胜强、以退为进，就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当我们在人生之路上前行的时候，有时也不防停下来歇歇脚，也许路会更好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