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敦煌”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是张骞于公元前126年从西域返回长安后给汉武帝报告有关西域见闻时提到的。东汉应劭在注释这两个字的意义时说：“敦，大也。煌，盛也。”唐朝人李吉甫在其所著《元和郡县志》中对应邵的解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敦煌对开发西域的作用方面来解释它的涵义，指出“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这一解释对后世影响很大，以至于在现在的许多关于敦煌的解说词中，也沿用这一解释。事实上，敦煌一名并非是汉武帝设敦煌郡时才有的，而在此之前早已出现，并且和敦煌地区的上古历史有密切的联系。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敦煌”一词最早为少数民族语的译音，但究竟是哪个少数民族语的音译，目前学术界尚无一致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敦煌”一名在汉代出现，和张骞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最早出现于张骞出使西域后给汉武帝的报告。即使我们将张骞所上报告的时间定在他第二次出使西域以前的匈奴王归降的元狩二年（前121年），《史记》、《汉书》中所记的“敦煌”都和后来的敦煌县、敦煌郡无关，因为它反映的事实发生在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这说明在汉朝建置敦煌县、敦煌郡以前，就已有了“敦煌”一名。且在张骞的报告中，“敦煌”常与“祁连”连用，“祁连”为少数民族语，而与“祁连”连用的“敦煌”一名，应是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这个汉音写名的发明权或者就是属于张骞的。至于“敦煌”一词的原意，早在东汉就无法知道了。另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敦煌郡在河西诸郡中，既不大，也不盛，人口最少，所以应邵所注“敦，大也。煌，盛也”云云，乃是对原来土名之汉音写名的附会之辞。且“敦煌”这一土名，后来虽为汉朝郡县所沿用，但其所指应是一个地区，其范围可能比日后的敦煌郡要大。①
也有学者认为，“敦煌”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而可能与希腊人有关。因为文献中记载的大夏国，即希腊·巴克特里亚，在公元前3世纪其国境已达帕米尔高原。其中的塞种人或塞人世居于敦煌。据此可知“希腊人是早于匈奴人在敦煌驻足的。因此，这个地名的由来或与希腊人有关，而很难说是匈奴语的译音”②。但是，这种说法有一个关键性的错误，即将Soythians人当作希腊人的一支。Soythians是从公
①参阅刘光华：《敦煌上古历史的几个问题》，《敦煌学辑刊》1983 年第3期，第33页、34页。
②海风：《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10月215日。元前7世纪以来活动于里海、咸海、锡尔河以北的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我国译作西徐亚人、塞西安人、斯基泰人等，相当于古波斯文献中的Saka人和我国古籍中记载的“塞种”或“塞人”。这个游牧民族实际上是操印欧语系东伊朗语的许多游牧部落的联合体，西起地中海，东至我国西北地区，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建立后，以锡尔河为界与西徐亚人相邻。西徐亚人既不和希腊人同族，又不是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臣民，二者之间不能划等号。正由于此，汉代以前曾世居敦煌的塞种（即西徐亚人）绝不是希腊人，“敦煌”一名的来源肯定与希腊人无关。①
还有的学者指出，“敦煌”是我国上古民族吐火罗的简译，“敦煌”是一族名。《山海经·北山经》中所记载的“敦薨”一地，其范围约在当今巴龙台以南，包括焉耆、库尔勒，再向东直至罗布泊方圆数千里的地方。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山名、水名、泽名均以敦薨一词命名，根据我国西北地区往往有地从族名的习惯，说明在这个地方曾经有个很大的民族——敦煌人在此活动，时间从《山海经》一书成书的年代推测，约在中原战国时期。那么，敦薨族相当于后来史书记载中的什么族？有的学者如王国维认为是大夏，有的学者如日人白鸟库吉、藤田丰八等认为是大月氏。实际上，敦煌族应是后来史书中所说的吐火罗。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曾是吐火罗人的根据地，当时吐火罗人就生活在这里。根据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人译边疆地区人名、地名、族名的习惯，往往取两个字简译，省去其它音节，这样，吐火罗就在《山海经》中译作“敦薨”，《大宛列传》中译为“敦煌”。因此，敦煌一名在汉代以前作敦薨，都
①参阅王冀青：《敦煌地名与希腊人无关》，《地名知识》：1987年第4期。源于吐火罗一词的第一音组，也就是说，敦煌一名是吐火罗的简译。
敦薨在今焉耆至罗布泊之间，敦煌在今河西走廊西段，吐火罗故国地在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东南，此三者之间关系又是如何呢？这就要用战国至西汉前期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民族大迁徙的情况来说明问题。从战国至西汉中期（前474年—前110年），河西走廊和西域曾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迁徙。秦国、匈奴、汉朝向西方扩展，促使中原西部民族如乌孙、月氏等向更西移动。在西方，希腊帝国向东扩张，侵入中亚及印度半岛，战国末这个帝国瓦解，在扩张到瓦解的过程中，一部分塞种人进入中亚及葱岭以东地区，还有少量进入河西走廊西部。这部分人直到月氏人大批西迁时才从河西退出。东西方民族大规模频繁迁移，无疑对今新疆地区的各民族发生重大影响，尤其对处在交通线上的民族，影响则更大。新疆考古工作者曾在天山东部阿拉沟发掘了一批墓葬，这批墓葬被认为是塞种人的文化遗存。这说明塞种人当时在这里生活过。而阿拉沟正处在吐鲁番至焉耆的通道上，塞种人生活在这里，必然影响敦煌之水流域居住的敦薨民族，迫使其经过罗布泊，进入今敦煌地区；或南下至且末尼雅一带。张骞经过河西西部时，可能是从小月氏那里得知小月氏西接敦煌地，不过此时的敦煌人已大批西迁，遗留的零散帐落很少，或隐于山谷间，所以张骞的报告中不曾提出敦煌人，而仅仅说有敦煌这个名称。敦煌之得名，无疑是敦薨人居此后的称号，经过小月氏人的口译，张骞就以“敦煌”二字记录下来，流传至今。①
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的学者认为敦煌为羌语译音。李
①参阅王宗维：《“敦煌”释名—兼论中国吐火罗人》，《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61页—65页。得贤先生在《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它》一文中，认为河西走廊的庄浪（今甘肃永登县），今藏语意为野牛沟，由此得知张掖的原意是野牛之乡。今藏语原本自羌语，只是汉文或译为“庄”、或译为“张”而已。敦煌之为羌语译音，盖与庄浪、张掖、删丹等相同。李先生还说：“我为此遍寻深通藏语文的专家，他们根据我的提示和设想，最终由索南杰同志提出‘朵航’的对音来，这在现代藏语中是‘诵经地’或‘诵经处’的含意。”敦煌的名称，既在汉武帝通西域时早已存在，那么，佛法东传河西走廊西端，当在汉武帝以前，只是由于当时汉廷的州郡建置尚未及于这个地区，故一般都以佛法传人中国，当始自东汉。因佛法在东汉初即已在天竺西北部盛行，大月氏西迁，早蒙佛化，而小月氏则仍留河西走廊。张骞初通西域，即远至大夏，大月氏虽未再东返，但佛法却因其传播于河西走廊，不难从敦煌的得名窥其梗概了。①
上述观点均为一家之言，难为定论，但有一点则为大家所共识，即“敦煌”一词为少数民族语。因此，要考察敦煌一名的由来，就有必要对敦煌的上古历史作一概述。
《尚书·舜典》记载，在虞舜时曾“窜三苗于三危”，《尚书·禹贡》篇亦载“导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对《尚书》中的这一记载，许多学者都认为“三危”就是现在敦煌南面的三危山，“三苗”是敦煌地区最早的居民。但据今人研究，史书记载三苗活动范围在“江、淮、荆州”一带，华夏族曾对其多次征战，因此，在战争中，三苗人被放逐也并非不可能。上古时期，敦煌与中原、江、淮地区也可能互有往来，但若将《尚书》中的“三危”确定在敦煌，却未必妥当。因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三危”、“黑水”的地望，仍然莫衷一是，没有一个
①载《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86页、87页。统一的说法，且传说中尧舜禹的活动地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其影响所及似不能到达敦煌一带。因此，对上古传说，只能采取阙疑的态度。
根据考古资料，敦煌地区的最早居民，当属发现于今玉门市火烧沟的火烧沟人。1978年，甘肃考古工作者在今疏勒河流域的玉门市火烧沟发现了一个古文化遗址，内容十分丰富。遗址中有许多彩陶、石器、铜器和金银器。其中仅铜器就有200多件，它表明火烧沟人已进入了青铜器时代。我国古文献中，对古代西北地区的居民统称为氐羌、羌戎或西戎。《说文解字》在解释羌字时说：“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火烧沟遗址中，发现了马、牛、羊、猪等动物骨骼，而以羊骨最多，这和古文献所记载的羌人特征基本吻合。火烧沟文化的年代，大致与夏代相当。从出土遗物来看，火烧沟人的社会生活同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如遗物中有石锄、石磨盘、铜铲、酒器和贮藏的粟粒，说明他们不仅经营畜牧业，而且农业也具有一定的水平；从石器、陶器、青铜器、金银器等种类来看，他们已有了分工较细的手工业；从遗物发现的玛瑙珠、海贝和蚌饰来看，他们同外界已发生交换关系。火烧沟墓葬能看出当时贫富和等级差别已非常明显。随葬品少则仅有陶器一二件，多的达十二三件，还伴有铜器以及金、银、玉器等。人殉或人祭牲的墓共20多座，并大量用牲畜随葬。这表明火烧沟人已进人早期奴隶制社会。
战国至秦，文献记载中敦煌地区的居民有乌孙和月氏。据记载，乌孙和月氏同是居住在河西地区的古老民族。至于乌孙居住的具体地区，经唐朝张守节和李吉甫的论证，认为乌孙的游牧地在今酒泉以西的地区。近些年来，在酒泉、玉门一带发现的骟马型文化遗存，可能就是乌孙人在河西地区的文化遗留。乌孙在敦煌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由于古籍记载十分缺乏，难知其详。大约到秦朝末年，乌孙受到近邻月氏的攻击，其首领难兜靡被月氏杀死，难兜靡之子昆莫逃到匈奴，被冒顿单于收养，敦煌地区遂为月氏所占据，于是造成月氏独霸河西的局面。
秦代，居住于河西东部的月氏，不仅是当地最强大的民族，而且也是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控弦者可一二十万”①，当时，月氏人在河西地区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秦汉之际已进入奴隶社会。然而，月氏在占据河西地区的同时，又受到北方另一强大民族——匈奴的威胁。约在公元前205年至公元前202年间，匈奴冒顿单于进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弃河西地区而向西迁徙。公元前178年，冒顿再次击败月氏，月氏被迫向更西迁至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前174年一前161年），匈奴又破月氏，月氏向更西迁徙到伊犁河流域。月氏西迁时，有一小部分未能西行，遂南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②这部分月氏人日后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历史上称其为“湟中月氏胡”。
匈奴占据河西后，将今武威一带划归休屠王所辖，张掖及其以西的酒泉、敦煌划归浑邪王统辖。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深入河西，击败河西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降汉。从公元前121年起，汉朝先后在河西地区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河西地区从此归入汉朝版图。
由上面的叙述可知，在汉朝统一河西之前，河西地区一直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地方，那么，“敦煌”一名的由来，很可能是河西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因为在最早记载河西少数民族的有关著作中，敦煌常常与祁连一同出现，而祁连则是少数民族
①② 《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语。《史记·大宛列传》载：“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汉书·张骞传》说“昆莫父难兜靡与大月氏具在祁连、敦煌间”。“祁连”一词，颜师古注《汉书》曰：“祁连山即天山也。”司马贞《史记索引》引：“小颜云：‘即天山也。匈奴谓天为祁连。’”由此可推知，即便“敦煌”一词非匈奴语，但至少可以说明，敦煌一词是少数民族语言。至于“敦煌”一词究竟是那一个少数民族的语言，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①
①参阅施萍亭：《敦煌随笔之一》，《敦煌研究》第3期，第71页、7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