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省存在的一年多时间内，省、县党政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8月，省委、省政府在河连湾召开各县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准备物资迎接红二、四方面军长征到陕北三件大事。各县组织流动宣传站深入山区广泛宣传抗日道理，开展各种革命活动。省委军事部组建了独立师（师长姚喆），各县成立了游击队，人数达1700名。地方和军队一齐行动，筹粮3．3万石，保证了以后山城堡战斗的后勤供应。1936年冬，组建了两个省委工作团，分别由朱开铨、蔡畅带领，到豫旺、下马关、庆阳、合水等地筹集粮食，搞社会调查，开展统战区工作。蔡畅在庆阳一带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在此期间，陇东各县党的领导组织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到1937年底，共建立了中共合水、庆阳、固原、驿马关、镇原、宁县6个县委和西峰工委。1937年2月，中共合水县工委成立，赖传珠任书记；3月，改为合水县委，邹群峰任书记；下辖城关、板桥、西华池、店子、太白5个区委、29个支部，共有党员407名。中共庆阳县工委也于1937年2月成立，蔡畅任书记；4月初，改为庆阳县委，李国斌任书记；下辖城关、三十里铺、高迎、王原、鸭西、赤城、白马7个区委。同年5月1日，中共驿马关县委成立，史梓铭任书记，下辖义门、马原、王原、桐川、什社、驿马6个区委；7月改为驿马关工委，12月并入西峰工委。6月，成立中共镇原县委，李廷序任县委书记，并先后成立了屯字、开边、临泾、马渠、孟坝、平泉、中原、新城等区委和南三镇中心区委。7月，中共合水秘密县委成立，王笃仁（后为李玉龙）任书记，直接受边区党委领导，不与中共合水县委发生横的关系。8月，西峰工委成立，段德彰任书记。固原工委对外称“三岔人民抗日救国委员会”，书记李廷序兼任，辖三岔、马渠两个区委和麻子沟圈秘密区委，8月改为固原县委。12月在国统区宁县成立中共宁县县委（宁工委前身），书记冯治国，公开身份为陇东办事处驻宁代表。陕甘宁省政府还十分注意开展争取“哥老会”的工作，于1936年8月26日在河连湾召开“哥老会”大爷会议，设立“哥老会”招待所，动员“哥老会”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收到很大成效。省独立师在剿匪和游击战争中也屡建战功。陕甘宁省的成立，稳固了苏区西南大门，为奠定陕甘宁边区的格局和地位作出了贡献。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应付紧急时势，加强对关中特区的领导，并伺机把苏区向南推进，中央决定于12月17日重建了陕甘省，李维汉任省委书记，张邦英任组织部长，李华生任宣传部长，杨一木任统战部长（白区工作部），申力生为秘书长，白向银任共青团省委书记；刘景范、霍维德为省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艾楚南为财政部长，李惠友为国民经济部长，李之钦为教育部长，郭志清为粮食部长，张仲良为军事部副部长（部长刘景范兼）。陕甘省的工作重点在关中特区，下辖延安、鄜县、甘洛、红泉、宜川等县。省址初设甘泉县高家哨，后移至黄陵县店头镇。到1937年，由于国共两党谈判取得新的进展，和平局面已经形成，4月，陕甘省撤销。9月，陕甘宁省正式撤销，另划分为三边分区和庆环分区，华池、曲子、环县、固北、定环5县划归庆环分区，其余各县划归三边分区。10月，定环县撤并，所属山城、耿湾划归环县，姬原、罗儿崾岘划归定边。1938年4月，固北县撤并，所属车道、毛井、庙耳掌划归环县，二龙山、草庙子划归固原县，同时，将盐池、定边划归三边分区。至此，庆环分区只辖环县、华池、曲子3县。
中共庆环分区党委由马文瑞任书记，李景膺任组织部长，孙君一任秘书长，李华生任宣传部长，李瑞山任青年部长。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马锡五担任，王世泰任保安司令。庆环分区管辖的5个县有27个区、133个乡、471个行政村，人口约10万，党员2740人。在庆环分区设立的同时，关中特区改为关中分区，书记习仲勋，专员霍维德，保安司令张仲良；下辖淳耀、赤水和新正、新宁4县，19个区、89个乡，共有党员1676人，分区机关驻新正县马家堡，后移驻马栏。
【三军大会师和山城堡战斗】在毛泽东等率领陕甘支队奔赴陕北之际，张国焘却带左路军和右路军的四军、三十军与党中央背道而驰南下。1935年10月5日，在今四川金川县的绰木碉，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自封为“中央主席”，公开打出叛党旗帜。对此，朱德、刘伯承等坚决反对。南下红军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4个多月时间，8万多部队损失过半，走上了一条绝路。对于张国焘的错误，中央进行了耐心教育和斗争。1936年元月22日，党中央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伪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立即北上。张国焘拒不服从，至6月初虽然被迫撤销伪中央，但意欲带军在青海、甘肃、新疆等边陲地区建立根据地，与中央分庭抗礼。结果，使红四方面军继续遭受严重损失，退到西康甘孜一带。1936年7月，由贺龙等领导的在湘鄂西根据地活动的红二军团和由肖克、王震领导的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六军团经过长途转战，到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二、六军团按党中央命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在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任弼时以及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坚决抵制下，张国焘陷于孤立，不得不放弃西进企图，同意二、四方面军北上。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西进直插西兰公路的静宁、会宁地区。于是，红一方面军由聂荣臻、左权率领从陕北西进，于1936年10月3日攻克会宁。10月9日、22日红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先后到来，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城和静宁的将台堡、兴隆镇胜利会师，宣布了长征的胜利结束。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合，使蒋介石惊恐不安，慌忙调集26个团的兵力，企图趁红军长途疲劳、补给困难、立足未稳之机，在黄河以东的靖远、海原地区一举予以消灭。为了抓住战机，争取主动，1936年10月底红军主力北移到宁夏的海原、打拉池地区，继续向豫旺堡、同心城地区转移。11月，红军消灭了海原北何家堡一带拦截的马鸿宾三十五师、东北军的两个骑兵团，俘敌千余。由于左右两侧均有敌迂回包抄而来，红军不得不继续向东转移，11月14日，秘密向环县北部的山城堡集结。山城堡，沟梁交错，地势险要，便于隐蔽出击，红军决心在这里设伏待战，给敌人致命一击。11月15日，红军前方总指挥兼政委彭德怀下达《关于敌情及我各军团分途向指定地区集中及其部署的指示》，命令各部务于18日在山城堡集结完毕。18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命令》，号召红军英勇作战，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还从保安到达河连湾，与彭德怀、朱德共商山城堡作战计划。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下达了作战部署：红军以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十五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一军为主力隐蔽在山城堡的正南、西北、正北三面，等待来犯之敌；红军其他各部则担负策应主力和牵制敌人的任务。
20日，敌胡宗南第一军第七十八师二三二、二三四两个旅进入山城堡，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军在迅速截断敌人西逃退路、完成了对敌人的包围之后，于21日黄昏由红一军团、三十一军从南北向敌人发起夹击。整个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红军指战员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副连长赖保生反复三四次同敌人肉搏，面部负伤，鲜血直淌，仍带领战士夺取了敌人的第一个阵地。排长朱玉光带一个班，发挥夜战威力，歼敌一个排。副排长许铁永，以两枚手榴弹命中敌人密集部队，缴获步枪30余支，重机关枪一挺，子弹万余发，俘敌数十名及连长一人。连部通讯员高其秀一只左手被敌打断，还继续冲锋，被敌俘去后，又被战友救回，全副武装和背包行李无一遗弃。在夜战中，敌我混在一起，相互不辨，我部战士便伸手摸帽子，摸到帽子不同于红军帽的，便用刀砍，用手榴弹砸，使敌四散逃奔，不少人掉入深沟摔伤摔死。经过一夜激战，至22日上午9时，歼敌二三二旅全部和二三四旅的两个团。与此同时，担负阻击牵制任务的红二十八军也击溃了向盐池、定边进犯的胡宗南一个旅。山城堡战斗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这次战斗的胜利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部署和红军的英勇作战下取得的。同时，也跟苏区政府和人民的支援分不开。早在11月16日，中央军委就指示陕甘宁省委，要求发动群众，紧急动员，坚壁清野，支援红军消灭敌人。遵照中央的指示，苏区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前工作。他们为红军筹粮筹款，赶做担架，争当向导。甜水堡附近群众为红军运送了大批粮食、羊只。环县、固北县派出100多人为红军当向导。相反，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群众则封闭了水源，埋藏了粮食，敌人饱受干渴、饥饿之苦，以至于当战斗结束后红军返回途中，不少被打散的敌兵跟着跑来要饭吃，要水喝。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援很好地配合了这次战斗。
山城堡战斗，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进行的长征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这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的嚣张气焰，制止了敌人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又一次进攻。同时，由于重点给蒋介石嫡系部队以歼灭性打击，对东北军的王以哲部则积极搞好统战关系，从而加速了国民党营垒内部的分化，对国共两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2月7日，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组成军委主席团，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节 红军驻防陇东和庆城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
【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和西北大联合的实现】 日本帝国主义在短短3个月内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后，于1932年1月大举进攻上海。1933年又攻占山海关，占领原热河全省和察哈尔一部。1935年5月，正当蒋介石在西南追击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华北事变”，极力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妄图变华北为第二个东北。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军事经济扩张和华北主权的名存实亡，造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空前深重的危机，促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猛醒过来，加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之中。于是，全国范围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推动了正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勇敢地行动起来，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二·九”运动冲破了国民党的恐怖统治，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主权完整、民族尊严的坚强信念，使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成为全国抗日救亡斗争新高潮的起点。为了实现党在新形势下政治策略的转变，1935年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为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斗争指明了方向。
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共中央首先致力于西北大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于1935年秋冬之际在攻打红军中已屡遭失败，而红军则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并进行抗日救国教育，使他们心有所动。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被红军俘虏释放后，见到张学良极力陈述共产党的愿望和主张，恳望张学良联共抗日。张学良本是一位爱国将领，对内战亦生厌倦，遂派高福源赴苏区请中共代表会谈。1936年2月，双方在洛川会谈，达成了互不侵犯、一致抗日、恢复通商的口头协议。4月，张学良在延安与周恩来彻夜相谈，张学良提出联蒋抗日主张，红军与东北军正式达成停战协议。西北军将领杨虎城于1935年11月开始，已多次与中共商谈抗日事宜，12月5日，双方联合抗日的原则确立。1936年2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准备抗日等项协议。此后，中共在杨虎城处设立秘密交通站，叶剑英作为中共正式代表进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至此，西北大联合局面形成，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已随之确立，这就为推动蒋介石政府走向抗日，建立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统一战线创造了充分条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由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和多方调解努力，在蒋介石接受双方停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