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使陇东根据地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始了又一个新的起点。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一批专业文艺工作者来到陇东深入生活，同当地人民群众的文艺创造相结合。文艺普及运动使各种形式的群众文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热闹局面。在戏剧方面有陇东道情、秦腔、眉户、皮影戏；在民歌方面有小调、信天游、劳动号子和酒曲；在社火方面有新秧歌、地故事、云朵子、灯舞、跑旱船；在美术方面有剪纸、面塑和石兽雕刻。另外，还有民间传说、革命故事、高原唢呐、民间小戏、歌舞、快板等等，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在群众文艺的百花园里，突出的有两朵盛开的奇葩，那就是陇东民歌和陇东社火。经过民间艺人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加工创造，赋予了它们以革命的内容，其形式也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思想性和艺术性得到升华，使陇东民歌和社火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在大量的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十绣金匾》和《边区十唱》（即《军民大生产》）。著名的民间歌手有孙万福、汪庭有、刘志仁等。孙万福是环县曲子刘旗村人，从小喜欢作诗编歌，有出口成章的本领。1943年他因大生产运动中改良耕作技术成绩突出而出席了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他感情进发，当会编唱了许多民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就是其中一首。他的艺术创造才能一时轰动延安，周扬专门在《解放日报》上撰文介绍他，并对这首歌以高度评价，称赞孙万福“算得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贺敬之亲自修改润色，使《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民歌成为传世之作。汪庭有是新正县马栏川人，伴随他渡过艰辛的木匠生涯的就是民歌。解放区的新生活使他对革命领袖、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非常热爱和感激，他便利用陇东群众喜闻乐见的《绣荷包》曲调和表现手法，辛勤创作出了《十绣金匾》这支优秀民歌。原来的《绣荷包》是男女调情的歌子，汪庭有认为他今天唱的是政府、军队和领袖，绣一个荷包送去不合适，应该送去一个大金匾。因此，他就把调子的名子改为《十绣金匾》。他不识字，常常把后一节编好了，又把已经编好的前一节忘了，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编好一节，教给村里儿童唱会，再安心去编下一节，忘了的就找孩子们唱。这样用了一年时间，才编成了《十绣金匾》。这支歌以长达10段80句的容量描绘了一幅边区军民热爱革命领袖、同心同德抗敌保国、各项建设事业欣欣向荣的美好图景。抗战胜利后，专业文艺工作者将原来的十绣精炼为三绣，歌词也作了改动，成为今天流行的《绣金匾》。1944年边区文教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汪庭有获甲级艺术英雄称号。艾青专门在《解放日报》上撰写长文介绍他，称他“已成了马栏川三乡的文化生活的推动人和群众艺术活动的组织者”。刘志仁是新宁县盘克原南仓村人，他是这个村民主政权时期的第一任村长，被边区文教代表大会树为特等艺术英雄，获“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奖旗一面。新秧歌当时叫“新故事”，是在锣鼓伴奏下既歌又舞的一种社火的表演形式。陇东根据地时期，每逢新年春节或重大庆祝活动时都要扭秧歌。秧歌队的男女老少妆扮成工农商学兵或按情节妆扮成故事中的人物，人数不限，排成几路纵队，或原地或行进，在欢乐的锣鼓声中挥臂扭臀，载歌载舞，聚散分合，动静交错，看来让人眼花缭乱，乐不可支，一片欢腾景象。刘志仁对旧社火的形式大胆革新，把秧歌的唱和跑故事的舞结合起来，成为一种秧歌剧（即新故事），而且在内容上反映的都是当地群众经过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歌词和曲调都适合群众的要求，演得真，唱得顺，舞得欢，受到群众极大的欢迎。由他领导的五六十人的社火队几年间演出了20多个由他编排的新秧歌，如《新开荒》、《捉汉奸》、《放脚》、《保卫边区》、《交公粮》、《边区好政府》等，使群众百看不厌。民谣称赞他说：“南仓社火耍得红，区里县里真有名，里头有个刘志仁；离了刘志仁，新故事就耍不成！”周扬在文教代表大会的报告《开展群众新文艺运动》中指出：“刘志仁和他的南仓社火，堪称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毛泽东为此还赠给他一条毛毯。除了刘志仁外，当时陇东各县都涌现出了一批秧歌能手，其中庆阳县三十里铺乡社火头黄润领导的社火队也很有名，曾为文教代表大会演出，其秧歌剧《减租》大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文艺界名人的赞赏，毛泽东也亲切接见了黄润。富有革命思想和浓郁乡土气息的陇东民歌和社火，成为不少专业文艺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他们因此而创作出了许多有名的诗篇和歌舞，堪称民族艺术的瑰宝。著名诗人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就是根植于陇东民歌这块沃土上的佳作。当时，在华池的乔河、乔川一带就流行着这样一首《信天游》：“三十里水来二十里河，五十里路上送哥哥。胶泥呀沟里胶泥多，和一堆胶泥捏你我。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捏一个妹来捏一个哥。捏成拌烂再来和，再捏个妹妹捏个哥。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这首《信天游》在《王贵与李香香》里得到了巧妙的运用，收到了强烈感人的艺术效果。另如：“天气越冷风越紧，人越有钱心越狠”，“羊肚子手巾包冰糖，哥哥人穷好心肠”等诗句，就是陇东民歌中的唱词，一字未改，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陇东社火中的云朵子（又叫地飘儿），其轻柔飘逸、婀娜多姿的舞蹈形象，在50年代被我国著名舞蹈家陈爱莲一眼看中，经过她的提炼加工，改编成了轰动国内外的《荷花舞》，她本人因此一举成名。还有以温台区四乡（今华池悦乐镇）封家原女青年封棒儿（即封芝琴）在马锡五专员帮助下争取婚姻自主为素材的陇东故事，解放后被专业文艺工作者改编成评剧《刘巧儿》，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因主演刘巧儿而获美誉。庆阳城胡仙川的剪纸1930年就在国外发表，1942年，边区政府派出专业文艺工作者深入到陇东搜集整理，古元、力群借鉴陇东剪纸创作了木刻剪纸，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还有在根据地时期广为流传的陇东道情，经甘肃省戏曲剧院改革，一本道情剧《枫洛池》名扬京华，周恩来、朱德、陈毅观看后非常称赞，与全体演职人员合影留念。由陇东道情而得名的陇剧，已成为我国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剧种。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的陇东群众文化活动，是那个火红年代里出现的一个火红的艺术景观，从而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在陇东的实践推向了一个高峰。它赋予各种古老的文艺体裁以无产阶级的思想内容，在实践中经过加工改造，又使这些表现形式趋于完善，实现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它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正确方向，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成为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它的繁荣和发展，不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其生命力将会一直体现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全过程，并且越来越会显示出它的宝贵价值。
【新闻事业及《陇东报》】在十分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群众团体在陇东先后创办了20多种报刊，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石。
陇东的新闻事业，始于1934年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创办的机关报刊《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根据地新闻事业的发展出现了高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民众团体创办的报刊先后达十五六种，如：《庆阳人民》、《老百姓的话》、《火焰报》、《民众先锋》、《群众生活》、《新宁报》、《抗大》、《救亡日报》、《救亡报》、《陇东报》等。这些刊物，是激励陇东人民克服困难，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建设，团结战斗，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是无产阶级新闻队伍成长的摇篮。
《陇东报》是陕甘宁边区创办最早、影响很大的地方党委机关报之一。它的前身是《救亡日报》、《救亡报》。1937年10月，在陇东特委的领导下，《救亡日报》以“陇东通讯社”的名义在庆城出刊，红军教导师政治教员张文华任社长兼主编，朱培屏、马子明等5人担任记者、编辑、缮写和发行工作。该报为8开2版，双面石印、油印交替出版，主要发行于陇东特委所辖各县，对象为统战区的部队官兵、农民群众、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同时也向国统区平凉、西安等地编发通讯稿，内容主要为抗日前线消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动态、统战区减租减息和改善民生的报道、民众的呼声言论以及针对国民党驻西峰专署的态度、言论所发表的社论、评论等。1938年3月，陇东特委改《救亡日报》为《救亡报》，为特委机关报，3月28日第一期出刊，为3日刊，版面扩大为4开4版，双面石印（后改为4开2版，单面油印）。在陇东特委归并庆环分区党委后，《救亡报》即作为庆环分区党委机关报。1939年秋，新华通讯社陇东分社在《救亡报》社设立，为进一步办好报纸创造了有利条件。1940年庆环分区党委改为陇东特委后，《救亡报》继续为特委机关报，并从延安调蓝钰任社长和主编，加强了《救亡报》的领导力量。内容上除继续保持《救亡日报》的编辑风格外，加大了陇东地区消息报道的分量，对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和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行与经济、文化建设以及重大事件，都能及时报道，并刊载文艺作品，增强了报纸的感染力。
1942年7月7日，出版至474号的《救亡报》改名为《陇东报》，毛泽东题写了报名，为陇东特委机关报，期号新计，每周一刊，4开2版。此后，《解放日报》陇东分区通讯社、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陇东分区支会先后在《陇东报》社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办报工作。1943年陇东特委更名为陇东地委后，《陇东报》即作为陇东地委机关报。年底，蓝钰调回延安，王作易调任社长兼主编，景昌之任副社长兼副主编。1948年，王作易调离，景昌之任社长兼主编。1949年7月庆阳地委成立后，《陇东报》即为庆阳地委机关报，薛剑英任主编，刘金绶任副主编。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陇东报》，不断发扬光大《救亡日报》、《救亡报》全党办报、全民办报的传统，以它鲜明的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特色，成为党和人民的忠实喉舌。它坚持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紧密配合各个阶段党的中心任务，以消息、通讯、特写、社论、短评等各种形式，及时报道宣传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陇东军民的抗敌斗争，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及重大纪念活动和农业技术知识等，充分发挥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战斗作用。《陇东报》的稿件特别注意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经常以快板、歌谣等形式开展宣传，为群众喜闻乐见。自创刊至陇东全境解放后的1949年8月3日，《陇东报》共出版408期，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43年至1946年之内，女记者姚文采写的《合水群众劳军》消息获“青记”延安分会设立的记者学术奖金；华池县通讯于事何发兴采写的《华池县长白国民领导变工坚持四年》、234期刊登的《曲子县长县书自背行李联袂下乡亲授务棉法》均获优秀新闻通讯作品评选甲等奖，《环县甜水区谢区长亲自领导一个村》等5篇报道获乙等奖。1945年8月24日《解放日报》刊登胡绩伟的《从宣传备荒运动谈地方报对一个运动的宣传》一文，肯定了《陇东报》的成绩，并赞扬《用新方法开备荒会》的报道，“是很好地反映工作方法的新闻”。《陇东报》的言论、消息等，经常被《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摘要或转载，受到广大读者和边区新闻界的好评。
《陇东报》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成长起来的一种党报·一批党的新闻工作者为它付出了心血。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进犯陇东后，报社随党政机关转移山区，人员也由10多人精减到五六人，但出刊从未中断。在华池悦乐，《陇东报》以专论发表了正在那里领导土改的胡乔木的文章《论时局》。6月转移华池坪庄、柔远、二将川一带后，继续出刊，冬天参加了刘坪整风会议。1948年移住华池元城，1949年转移到华池乔川，5月下旬迁至悦乐张湾村，8月初回到庆阳城。9月16日，社址迁到西峰南大街一家骡马店。这期间，报社的收报机、印刷机、油墨、纸张等全靠人背畜驮，频繁转移；石印有困难，就油印出版；油光纸买不到，就用马莲纸印刷；来不及出报，就出《新闻》简报，发行《号外》、《捷报》，及时报道全国各个解放战场歼敌取胜的消息，并通过甘工委的同志带往平凉、兰州散发，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1948年印发的《捷报》、《新闻》简报有160多期，所刊登的都是前一天全国各解放区战场的消息、急电，其时效性之强，于此可见。在频繁转移的困难岁月里，《群众日报》记者叶滨、张继成、秦时（日韦）、马谦卿、王炎、汪星、薛芝荣、宋新民等曾兼《陇东报》记者或编辑、译电员。报社迁西峰后，潘涣杰、范师蠡、杜锡英曾分别任通采组长、缮写兼记者、编辑组长；编辑、记者尚有苏联珍、季敏、郑仁泉、林宁、肖敬志，印刷工有田沃沛、牟天寿等。当年，他们成长于这个新闻摇篮，解放后相继走向省内外的新闻单位或其它战线。他们是我国第一批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1955年10月，出版至1029期的《陇东报》与《平凉农民报》合刊。1985年5月，《陇东报》在西峰复刊，为庆阳地委机关报，报名仍沿用毛泽东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