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则是关于陕甘宁边区所属陇东县份的问题。对初版本边区所属陇东仅含正宁、宁县、庆阳、合水4县的观点，看法不一。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早已众说纷纭。不仅在陇东这一块，有4县、5县、6县之说，连陕甘宁边区辖治，也有18县、23县、26县之说。吴志渊先生的《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一书认为在陇东是4县，本书初版本的依据在于此。但庆阳地委党史办编的《陕甘宁边区党的建设·概述》说：“国民党政府确认庆、合、镇、正、宁划归陕甘宁边区管辖。”这是含5县的观点。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甘肃近现代史》（第421页），庆阳地委党史办编的《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第775页）、《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第383页）和《陇东党的统战工作》（第21页），都说陇东的庆阳、合水、正宁、宁县、环县、镇原6县均被国民党承认划归在陕甘宁边区所管辖的23县之中。另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陕甘宁边区概述》和西北五省区编篡领导小组与中央档案馆合编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两本书，都提出了陕甘宁边区经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通过辖治26县的观点，其中，含陇东6县、宁夏两县、陕西18县。同一问题答案何以差别若此？经过系统分析研究，我们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国共两党在边区辖治问题上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所决定，或者说，这些观点并非都是空穴来风，它们正好反映了这一相互斗争的过程。1937年7月17日，国共两党在庐山谈判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于10月12日召开第333次会议，其中关于陕甘宁边区辖治只确认了18个县，即陕西的肤施（延安）、甘泉、廊（富）县、延长、安塞、安定（子长）、保安（志丹）、定边、靖边、淳化、枸（旬）邑、神府，甘肃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宁夏的盐池。1937年12月（又一说为1938年2月），我党给国民党的签呈文件中，又提出将陕西的清涧、米脂、绥德、吴堡、葭（佳）县5县划归边区管辖，这样陕甘宁边区就辖治23县。后来，经边区政府呈请、蒋介石指定，又划出3个县为八路军“募补区”，实际上归属边区管辖。至此，陕甘宁边区辖治26县，即在原23县的基础上，增加了镇原、环县和豫旺县，陇东6县全包括在边区辖治之内。当然，以上这个演变过程是就大的线索而言的，有资料显示，其间尚有些小的调整，个别县的隶属关系几经变动。但是，总体上，边区26县、陇东6县的观点是不会错的。富有权威性的《文献卷上》那本书，尽管对边区所辖陕西县份的记述与其它史料略有不同，但还是边区26县、陇东6县。著者新近看到一份材料，其权威性更是不容置疑的。这份材料就是1944年6月由李维汉执笔，经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后发给中外记者的情况介绍《陕甘宁边区建设简述》。该文有这样一段话：“1937年，苏区自动改为特区，旋改名陕甘宁边区，……此时，边区所辖地区为：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佳县、吴堡、神府（即神木、府谷两县各大部）、子长（即安定）、安塞、靖边、定边、志丹（即保安）、甘泉、富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豫旺、盐池等26县，面积129000余平方公里，人口2000000。经蒋委员长指定与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为边区政府辖治及八路军募补区。”文中的“此时”，当指1937年及稍后一点时间，并非指介绍情况的1944年。因为，该文接着介绍了国民党对边区封锁包围和军事袭击情况，夺城占地之后，“边区现有人口1480000，面积99000平方公里。为行政实施便利计，划为二市30县，5个分区。”其中，“陇东分区，辖：庆阳、合水、环县、镇原、曲子、华池等六个县”，“关中分区，辖：淳耀、赤水、新正、新宁等四个县”，陇东境内即有8个县。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复杂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边区辖治的变化情况。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陕甘宁边区的辖治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每次变化的结果当以届时的时间和条件为依据；其二，经蒋介石指定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通过，在1937年10月到1938年这一段时间（即1939年春国民党对边区进行军事“围剿”之前），边区辖治26县，所属陇东含6县的观点，不仅有充分的事实依据，而且为多数材料所证明，显然是基本一致的看法。由此，在修订本书时我们采用了这个观点。也就是说，现在的庆阳地区各县（市），当年都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读者不曾提出意见的史实的修订，我们主要是对有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某些情节或细节进一步校核，以使其更符合历史实际。这方面的改动最突出的要算王孝锡烈士就义时的一个细节和他的入党时间、入党介绍人这个情节了。关于王孝锡在刑车上一节，许多书籍、资料以至有相当权威的刊物，都记述为因王孝锡不断高呼口号，被“刽子手用刀砍其臂，血溅丈余”云云。本书初版本采用了这个细节。但王干城编、王蓉生整理于1997年出版的《不废江河万古流——考证与辨析》一书，对此说提供了不同的资料。王老先生援引《甘肃文史资料》第13辑载张慎微《关于王孝锡烈士就义时一段细节的订正》一文的说法，以示读者。张文说：“当日早晨戒严，我正在三圣庙前（现在兰州武都路西段——著者）牛肉泡馍摊旁（距马路不过二、三步），从炉后看见王孝锡囚车过国民党甘肃省党部门口，挣扎高呼‘共产党万岁’不止，囚车上的法警数人压不住，以带皮鞘鬼头刀平面甩在王的臂上（五花大绑），王呼口号遭打是实，法警并在王口中塞东西，这是当时实况。”王老先生还另举了清拔贡、时在兰州中学教书的宁县早胜人曹枢丞的所见，其情节和张慎微先生说法一致，是“王孝锡周围几个兵用龟（鬼）头刀打他，……王孝锡奋力怒呼口号，头上冒气，大骂不止”。王干城老先生是王孝锡烈士之弟，他不以亲情而默认那个能展示敌人残暴、烈士不屈的众说细节，而另举事例以辨析，他的这种求实精神使我们相信被订正的细节的真实性，所以这次修订时我们更改了原文。关于王孝锡烈士的入党时间和入党介绍人，王干城老先生在他的那本书中，以五大理由长篇幅地说明是1925年而非1926年，是刘含初而非吕佑乾。限于文字，我们只略述其“理由之五”：据当时西安学生联合会主席兼陕西学生联合会主席王林（现名王芾南）回忆说：“1925年我去西北大学开党的会议时认识王孝锡的，那时王孝锡就是共产党员。”其入党介绍人，“不可能是吕佑乾，应是刘含初”。王老先生辨析道：“1924年王孝锡考入西北大学，在理科学习，这年秋共产党员刘含初来西北大学主持文科并任教授后，王孝锡即转入文科，申请理由是视力不好，学理科吃力，实际是为了更接近刘含初。在王孝锡的遗物家信中，从1925年起就不再称刘含初为刘教授或刘含初先生，而改称含初同志或含初，不是党内同志不会这么亲切。”“吕佑乾是1925年10月吴化之（共产党员，当时负责团的工作——著者注）来西安后入党的，他（指王孝锡——著者注）入党当比吕佑乾早。”王老先生列举许多事实赞同王林观点后，反问道：“王孝锡入党介绍人为什么不由朝夕相处、了解最多最深的他的老师陕西人共产党员刘含初介绍，而由相距七、八里路的省立‘第一中学校教员’河北人吕佑乾介绍呢？”这句话引号内“第一中学校教员”几个字，是王老先生引用所谓王孝锡《口供》中的原话，以挖苦《口供》伪造者‘的拙劣，其实吕佑乾当时是省立一中的训育主任。原来，王老先生写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穿一个弥天大谎——王孝锡《口供》。他指出，由于刘含初、吕佑乾及陕西早期党的负责人魏野畴早已牺牲，而王孝锡又严守党的秘密，所以其入党耐间和入党介绍人是由满清举人、民国初年曾任甘肃省临时议会副议长的慕少堂著《甘宁青史略》所载王孝锡《口供》提供的，原话为：“十五年（指民国十五年——著者注）在西安由陕西第一中学校教员吕佑乾等介绍加入共产党在西安活动。”王老先生颇费周折在甘肃省图书馆找到了这本野史（1936年由兰州俊华印书馆印）的原稿，发现作者对附录的所谓王孝锡《口供》涂、删、添、改竟达15处之多，由此写书予以驳斥，以正视听，还烈士以清白。书后还附了被涂改过的《口供》的复印件及许多证明材料。我们对此书作了反复研究，赞成王干城老先生的观点，据此也对本书初版本有关情节给予变更。
这次修订，我们还适当增补了一些内容。有增亦有删，但删的不多，删也是为了避免重复和更顺畅地增。陇东革命斗争的历史，完全可以写成一部三五十万言的巨著，但是，为拉长篇幅而增加文字，这不是我们编写此书的初衷。这次的增补主要是对不该太简或疏漏的重大事实的充实和弥补。例如，关于有重要影响的陕甘边区特委的“七月决议”、在援西军中肃清张国焘的错误影响、陇东各县辖区及沿革、陇东军分区部队的成长壮大及战绩等部分，都是如此。其中，有的在小节题目中给予另设，有的在内容中增添。另外，此次修订还增附了数幅地图，以便于读者阅读。应该说，修订本比初版本更充实一些了。
本书所采用的度量衡单位，凡属史料所载的都保留原旧制单位不变，如：丈、亩、石、驮、斤、匹、里等；个别地方以新制（如公斤）为单位的，属编者的综合统计，特此说明。
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地感谢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的全体同志、庆阳地区各县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写组的所有成员、各种参考书籍的作者们以及热心帮助本书修订工作的朋友们。继续欢迎大家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不管本书会不会第三次印刷。如果初版本的读者们能读到这个修订本，我们该是多么高兴啊！
这个比较详细的说明可以使读者知道修订的原委，有助于阅读。请先看说明，再读正文——是为建议。
著 者
二○○一年三月于西峰·兰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