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家寨子会议】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特委继续领导着地方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他们对根据地的武装力量进行整顿，在三原武字区将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率杨虎城部骑兵团千余人在耀县通电起义，陕甘边区特委将其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司令。为了统一指挥，8月中旬，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四团、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各路游击队，由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中共陕西省委于同年7月底遭到破坏，杜衡被捕叛变，由极“左”转向了极右。10月16日照金失陷。红军武装在无根据地可依、又遭敌大规模“围剿”的情况下，北向子午岭进发。18日在合水破城取胜，毙伤俘敌100余人，缴获枪100余支，处决了合水土豪“杜老爷”、盐税局长李德胜和谭世麟的招兵营营副梁邦栋。红军开仓分粮，赈济穷苦百姓；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打开监狱，解救出80多名“犯人”，其中有被折磨致残的原西北同盟军大队长杨培盛。合水战斗后，王泰吉、刘志丹所领导的红军就在子午岭山麓一带，牵着尾追不放的敌赵文治团800余人兜圈子，伺机歼敌。10月下旬，红军在城壕JII消灭了当地一个民团。26日，在庆阳三十里铺，又歼灭谭世麟民团40余人，缴枪30余支，打开天主教堂，没收了一些药品器械，拉了两个外国神甫，向东进发。28日，敌赵文治团突袭红军宿营地毛家沟门（今华池县李良子乡），王泰吉指挥红军迅速占领河东岸山头，300多名战士英勇反击，于山底毙俘敌200余名，缴获枪200余支、弹药许多。余敌狼狈逃窜，赵文治团从此一蹶不振。毛家沟门战斗后，红军即来到合水包家寨子休整。
照金根据地丧失后，在红军反“围剿”斗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会议，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和扩大以及今后行动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红二团南下失败先后回来的百余人与少年先锋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逐步改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配合作战的需要；确定今后红军的行动和战略方针是，开辟和巩固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三路游击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向南北发展。
包家寨子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走向新胜利的重要转折点。包家寨子会议的最大功绩，是明确决定了陕甘边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在此之前，根据地的中心已经两易其地点，一为正宁县的寺村原，一为耀县的照金，且都建立了革命的临时政权，但都被“左”倾路线一齐葬送了。包家寨子会议把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选择在南梁，这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解决陕甘边革命斗争实际问题所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摆脱了杜衡等人把持的中共陕西省委“左”的干扰，把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到了能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共产党人手里的结果。它对陕甘边未来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指明了前景。
【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 根据包家寨子会议决定，由刘志丹、王泰吉等主持，于1933年11月8日，在葫芦河川的莲花寺对红军进行了整编，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1934年元月，王泰吉去河南做兵运工作（不久牺牲），改由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红四十二师下辖红三团、红四团（后改为骑兵团）两个团。红三团由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红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两团人数500多人，战马五六十匹。为了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师、团、连层层建立党组织，师党委书记由杨森担任。
红军部队整编之后，派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到平定川一带组建地方游击队和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派习仲勋、张策以红军后方特派员身份到南梁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党组织。南梁地区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正当甘肃华池、合水，陕西富县、志丹4县之交，其范围在葫芦河上游及其支流各川道，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镇川、荔园堡川、玉皇庙川、白马川、二将川、大凤川等，以荔园堡为中心，周围达百余里。这里山峦起伏，梢林密布，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敌人统治薄弱，群众基础很好，是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区。由于这批干部的全力工作，11月至12月在南梁小河沟一带相继成立了由杨培盛任队长的庆阳游击队，由张振东任队长的合水游击队，由刘约三任队长的保安游击队，以及安塞游击队。1934年元月，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正式成立，杨琪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革命武装迅速发展，至1935年6月，庆北、定边、华池、环县、柔远游击队和华池保卫大队陆续建立。他们在第二路游击指挥部的领导下，或消灭地主民团武装，或为主力红军输送兵员，或参加反“围剿”战斗，为创建和保卫南梁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第三路游击指挥部于1934年2月成立，总指挥为张明吾（不久换为王安民），政委为黄子文（后换为张仲良）；秋季，陈学鼎任总指挥，张邦英兼政委。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统一指挥南区的平子游击队（何炳正、刘玉才历任队长，编为三路游击队第四支队，通称新正四支队）、回民游击队（王世平任队长，编为三路游击队十六支队，通称回民支队或正宁十六支队），以及宁县三支队、宁县一支队，新正县五支队、八支队、二支队、三支队、十七支队和警卫队、特务队等。宁县三支队是在平子半坡村贫苦农民刘永培、刘玉才、杨兴才、王占义等组织暴动的基础上组建的，王德宽（后叛变）任队长、李士新任政治指导员，刘永培任党支部书记。这支游击队曾大闹平子镇，处决了敌3名情报人员，摧毁了敌碉堡；与新正四支队配合，攻克梁掌堡，消灭敌民团60余人；在柴桥子、上畛子，鸭子梁一带，神出鬼没打击敌人，颇有影响。宁县一支队7任队长中有4人都先后牺牲，游击队损失惨重，只剩下13人。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党组织派19岁的新宁县委组织部长王秉祥出任队长，他与指导员乔占才领导这支队伍越战越强，一年内接连打胜仗，民团闻之胆寒；一支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于1936年底扩编为关中特区独立一团。南区的这些地方武装在第三路游击指挥部的领导下，曾参加过上百次战斗，比较有名的战斗，除上述外，有平子游击队捣毁国民党岘子联保处，宁县一支队胜敌九岘、盘克、金村原，新正四支队配合底庙、耀县游击队两次袭击湫头镇的宁夏马家军，回民游击队截击马鸿宾部骑兵连等。他们的战史，是陕甘革命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大力发展地方游击队的过程中，自身兵员得到很大补充，不断发展壮大。1934年后季，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先后决定以第三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的平子游击队和直属特务队为基础，组建红四十二师一团；以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的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重新组建红四十二师二团。红二团于11月初在南梁阎家洼子正式成立，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1935年2月，红一团正式成立，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第二路游击区遂发展为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
1934年11月26日，经过红军长时间的争取，特别是黄罗武、马锡五受刘志丹派遣，先后到黄龙山做收编工作，促使在土匪梁占魁部下任营长的黄龙山“大王”郭宝珊带领一个连在新堡宣布起义，投向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被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浪华任政委。郭宝珊以后入党，这支起义部队也屡建战功，至1935年9月与红二团一起被编为红十五军团二二四团，郭宝珊任团长，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革命军队。
革命解放了人民，人民向往着革命。陇东、陕北一带的贫苦农民纷纷投入到革命的怀抱，正如一首《信天游》唱的那样：“过了河来上山冈，一夜投奔到南梁。头包毛巾手拿枪，要和财主算细帐。”至此，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已拥有红一、二、三团、骑兵团、义勇军共5个团的建制，兵力千余人，游击队也发展到了1500余人，在以南梁为中心的苏区周围，形成了稳定的战略区域。
）第三节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和根据地的建设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立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恢复】 习仲勋、张策根据包家寨子会议的决定来到南梁后，发动和组织群众，于1934年初在荔园堡金岔沟成立了第一个临时乡政权——金岔沟农民联合会。接着又在白马庙、玉皇庙一带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团体，在南梁一带建立了5个农民赤卫军大队，共千余人。在群众团体和群众武装发展的基础上，党的组织建设也积极而又慎重地开展起来。春季，首先在白马庙建立了一个农村党支部，由张志德任支部书记。新的斗争形势迫切地需要建立红色政权，领导土地革命。
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作为根据地的最高临时政权机关。习仲勋当选为主席，白天章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同时还成立了保卫队，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与此同时，张秀山、惠子俊、强家珍、马仰西等率游击队到庆北（指今华池县的城壕、悦乐、柔远一带）活动，组织了3个农民联合总会和10多个分会。六、七月间，设立了庆北办事处，随后在办事处的基础上设立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边金山任主席，并建立了杜家河、武家河、城壕3个党支部，发展党员40多人，形成了陕甘边根据地的西区。
照金根据地失陷以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因组织不健全而处于停顿状态，此后一个时期党的领导实际由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代替。鉴于根据地的扩展和武装力量的壮大，恢复特委的工作已属当务之急。1934年5月28日，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根据会议决定，恢复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特委书记由张秀山担任，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杨森任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不久，又先后调张邦英任组织部长，张静元任宣传部长。继张秀山之后，惠子俊任特委书记。南梁苏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白马庙、杜家河、武家河、城壕支部的建立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的恢复，健全和加强了陕甘边根据地党的领导，为推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提供了保证。
【“七月决议”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恢复后，立即着手总结陕甘边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斗争的方向任务。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四十二师党委、陕北特委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干部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讨论扩大红军力量和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同时不正确地批评了红二十六军“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逃跑主义”、“梢山主义”等“错误”，刘志丹对此进行了说理和抵制。会后，特委作出了《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史称“七月决议”）。《决议》共3部分：第一部分概括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势，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猛烈的向前推进”，“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第二部分集中批评了陕甘边党的“严重错误”，指出其错误“主要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脱离群众与党内斗争的不深入”，指斥“党简直做群众的尾巴和空架子，不起核心作用”，“对游击队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土匪路线”。第三部分全面部署了边区党的任务。《决议》对任务提出了9个方面，即党的建设、政权问题、扩大巩固部队、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肃清右派、深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在政权问题上，《决议》确定：“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要求“各委员会应该马上颁布一切法令，规定施政方针，以巩固苏区”，“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即以此华池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外发展”等。显然，这个《决议》对红二十六军党的工作（实际是针对刘志丹等领导人）的指责是非常错误的，其实质是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陕甘边区的反映。但是，陕甘边区特委的《决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所提出的战略性措施，是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七月决议”，成为陕甘边乃至西北根据地全面建设的一个纲领。会后，刘志丹等人顶着巨大的压力，以革命者特有的胆略和气魄继续坚持斗争，积极创造中心苏区并向四周开拓，使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很快发展。至1934年秋冬之交，已在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宁县、正宁、合水、庆阳、保安（即志丹县）、安塞、靖边、鄜县（即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相继建立起了正式或临时的革命政权。
在陕甘北部革命形势高涨的同时，陕甘南区（即关中地区）的革命也蓬勃发展起来。1934年9月，边区特委决定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部地区。10月，中共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黄陵县的小石崖成立，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任。随后南区设立了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5个县的革命委员会。在南梁中心苏区四周，已建立起了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400里、南北约700里的战略区域。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