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国际格局即将被改写。在国内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的同时，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坚定信念打开国门，走向世界。
1984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在举行盛大的国庆阅兵和游行。中国神秘的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第一次出现在全世界面前，阅兵方阵中硕大的洲际弹道导弹向人们展示着一个大国的力量和国际地位。当国庆游行开始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仍然被这个庞大的导弹方阵所吸引。这个时候，一个由北京大学学生们自制的横幅突然出现在游行队伍中，横幅上面是几个略显粗糙的大字“小平您好”，它恰如其分地喊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心声。
“小平您好”这几个字，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在这一瞬间，中国人对改革开放实践的高度认同，永远地被定格在历史的记忆里。改革，使中国重新焕发活力，开放，使中国的色彩不再单调。这一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1984年因此成为改革历程中一个特殊的年份，而被长久地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这一年，改革开放的大潮在整个中国的大地上涌动，中国进入了一个对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各方面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从计划经济这道“雄关”中突围而出，则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中心环节。人们发现，尽管要撬动旧的经济体制并不是那么容易，但商品和市场不再是不可接触的禁区，中国人终于可以大胆释放他们对生活的诉求和热情。在思想的交锋和生活的风雨反复冲刷的过程中，“市场”一词将逐渐成为中国人的共识。
蛇口：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985年，邓小平被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这一年担任《时代周刊》驻北京分社社长的里查德·霍尔尼克后来回忆说：
“《时代周刊》的年度风云人物评选，因为影响巨大，一直颇为慎重。大家别忘了，邓小平刚刚获评1978年的年度风云人物。1985年度风云人物的遴选，经历了一个更加不同寻常的过程。最初的热门人选是原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但当年10月，《时代周刊》到中国实地考察后，这个次序发生了变化。”
1985年10月，由《时代周刊》高级主管和福特汽车公司总裁等美国大公司高层领导组成的40多人的参观团，先后参观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等地。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里查德·霍尔尼克在报道中这样描述：“仅隔几年又到中国故地重游的外国人，几乎难以相信自己来到的是同一个国家。”
参观团得出一致结论：邓小平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改革比1985年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其他所有事件都更有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事实的确如此。当历史车轮行进到20世纪80年代时，对于中国会有怎样的未来，还没有人能作出准确的历史预言。但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无法不关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正在悄然发生的变化。
然而，当我们把改革开放走过的每一步放回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时，我们就会体会哪怕一个今天看来很小的突破，当时都是那样的小心翼翼。
198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这一年的“一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要求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长途贩运、购买农机具或运输工具。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搞“长途贩运”还要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来“允许”？但是在当时，农民搞“长途贩运”曾经被看做是“投机倒把”，甚至是“经济犯罪”。搞“长途贩运”，得冒坐牢的风险，这在当时是有“司法实践”先例的。
在今天看来属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也需要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一号文件”反复予以肯定。
这一年，中国农业连续第六年取得好收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几乎全部中国农民的选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凤阳走到全国，用了6年时间。
这一年年底，人民公社制度无声无息地从中国大地上消失了，乡（镇）政府取代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成为中国最基层的一级政府组织。
这一年年初，中共中央发布四号文件，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目前，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超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显示出它特有的生命力。”
人们还记得，就在上一年，乡镇企业已经占据中国工业的半壁江山，超过了国企。
“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不仅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找到了一条重要出路，而且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距，为逐步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创造了条件。更重要的则是，乡镇企业构造了一种与计划经济不同的运行机制—市场机制，它为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突出重围”开辟了道路。
当农村改革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之时，中国的南海同样惊涛拍岸。在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主政广东的任仲夷以一系列大胆举措，以实际行动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
1984年1月1日，广深线东莞中堂大桥建成通车并投入使用，一举成为全国首个路桥收费站，闯出了通过“贷款修路、收费偿还”加快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路子，这一办法被形象地称为“借鸡生蛋”。
任仲夷一个更大的手笔，是给蛇口“放生”打造特区。原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后来回忆：1984年，中共广东省委下发31号文件，给蛇口4个行政特权：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自己就可以批；另外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号文件”，使蛇口真正成了“改革试管”。
然而，这些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备受指责与怀疑，尤其是作为对外开放试验场的特区更是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在1982年2月的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之后，对经济特区的质疑就一直不断。当时一篇发到全国各省市的文章《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使深圳备受指责和压力。
这时，对深圳的负面舆论开始在国内流行。有人说深圳“放羊”了，“精神污染严重”，“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猖獗进攻”。一些从内地到深圳参观的老干部甚至视特区为异端，认为“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
面对各种责难，任仲夷针锋相对地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在蛇口，袁庚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话源于他在香港工作时的一次体验。1978年，袁庚到香港主政招商局。当时袁庚拍板让招商局买了一座大楼，第一次交定金定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两点，卖楼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一定要按时把支票交给他。下午，袁庚带着2000万元的支票去签合同，签完后卖楼方拿着支票，派人以最快的速度开车赶到银行，将支票存了进去。
原来，这天下午3点银行就要下班，一旦赶不上就得等到下个星期，这样会损失好几万元的利息。袁庚后来很感慨地说：“如果是我们内地的同志，那就无所谓，这个支票就放到家里去了，因为他没有这个观念！这一课对我是个很大的教育，原来钱是这么重要。”
袁庚主政蛇口后，不仅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样的口号，还在蛇口工业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如劳动人事制度实行了招聘制和合同制，工业区领导班子实行民主选举和企业经理聘用制，还要求蛇口的报纸对他进行监督。袁庚最大胆的设想是在深圳发行特区货币，但后来被邓小平和陈云否定。
蛇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久，就被说成是“要钱要命”的地方。
作为解放思想的产物，特区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一个新事物的产生总是伴随着非议声。特区姓“资”不姓“社”的指责，不绝于耳。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小平脑子里也装着一个大问号。
1984年1月24日，年已80高龄的邓小平抵达深圳，他想亲眼看看5年前自己画的那个“圈”到底发展得怎样。他一路上认真听、仔细看、不说话、不表态。即使得知深圳在没有得到中央财政特别扶持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在4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0倍，他也没有表态。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专门来到原来作逃港通道的贫困渔民村。不到5年，村里家家都有了两层小洋楼和一应俱全的电器，已是富甲全国。多年后，当时的渔民村党支部书记吴柏森还记得邓小平这次参观的细节。
“我们在1981年就统一建了住宅新区。邓伯伯问我是不是什么都有了，我说都有了，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近6000元，全靠邓伯伯。旁边有人说比邓伯伯的工资还高。邓伯伯说，全国要达到这个水平至少也要70年，因为中国人口多。”
在深圳湾滨海的蛇口工业区，袁庚向邓小平介绍说：“我们有句口号，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陪同父亲南方视察的邓榕后来说：“1984年去广东时，父亲思考的问题集中在如何应对建设经济特区的质疑之声，一路上只看不说。”
1月28日上午，邓小平登上珠海罗三妹山。有人建议原路返回，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从来不走回头路。”对建设经济特区的思考，邓小平已经有了答案。
这天晚上，邓小平在会见霍英东、马万祺等人时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
8天后，邓小平在广州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最后的落款上，他特意把时间注为1月26日，表示在深圳的最后一天就已经有了这个评价。
邓小平的话很朴实，却一字千金。从“杀出一条血路”到“不走回头路”，这不仅是对特区的肯定，也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步鉴定，更是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根本态度。
历史，在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选择了深圳，而此后深圳创造的奇迹同样无愧于历史。很多年以后，“春天的故事”成为“深圳奇迹”的代名词。这个魔戒般神奇的“圈”，点燃了一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的激情，不断地推动中国巨轮向前滚动。深圳没有让小平失望，也进一步坚定了他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心。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召集7位中央负责人开会。邓小平说：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三个月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开放大连、青岛、烟台、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
一年之后，中央决定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随后又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由线到片，中国对外开放格局向纵深挺进。
这一年有一首流行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唱得颇为红火，许多打扮时尚的女孩无意中都会哼唱两句，似乎歌声营造的“天涯海角”这个代表“南方”和开放的意象能够满足人们的一切想象和欲望。
“南方”开始撩拨人们躁动不安的欲望，时代使这个原本普通的名词成为一个意蕴深刻、富有吸引力的名词。
四年之后，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经济特区成立。
1984年，24岁的孙玉胜从吉林大学毕业，他的专业不是新闻而是国际政治经济。这位《东方时空》的创办人、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后来回忆说：“我毕业时刚好赶上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年，加强经济方面的宣传是当时的一大趋势。当时中央电视台成立不久，派人到吉林大学招聘，条件是‘男、党员、学经济的’，三个条件一摆，我刚好吻合，于是我就去了中央电视台。”
与孙玉胜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欣喜与兴奋一样，这一年的中国处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1984年，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留给中国百姓的记忆，就是这样一种令人欣喜的情绪。
这一年的4月8日，中国成功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标志着我国的航天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这一年夏季，第一次参加世界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在第一项比赛中就夺得了金牌，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在整个比赛中，他们共摘得15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令举国沸腾的是，中国女排第三次夺得世界冠军。
台湾媒体对大陆运动员的出色表现进行了详尽的报道，对大陆的成绩表示“乐观其成”。大陆运动员陈伟强与台湾运动员蔡温义携手登上领奖台的场面更是令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为之动容。台湾《自立晚报》发表社论说：“台湾选手在奥运会上扬眉吐气，是中国人的光荣；大陆选手在奥运会上榜上挂名，亦是中国人的光荣。”
《人民日报》发表短评《历史性的突破》：“诚然，我国的经济文化还比较落后，但是我们从体育健儿们的身上可以得到启示，只要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埋头苦干，勇于进取，我们就能够克服各种困难，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
这一年的9月26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港恢复行使主权。从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这一天，中英双方经过两年的谈判终于达成一致，“一国两制”成功地使祖国统一的进程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撒切尔夫人称赞这一构想是“天才的创造”。
改革开放聚集起来的势能，在1984年这一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整个中国都处在一场现代化的狂飙突进中，全世界都听到了中国成长的声音。
十二届三中全会：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就在整个中国以夸父逐日的精神向时间要金钱的时候，1984年这一年的世界局势也在美苏剑拔弩张的对抗中悄悄发生着变化。这一年9月28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美国，同里根总统进行了会晤，这在里根就职总统以来还是第一次。人们还记得，以对苏联强硬著称的里根，一年多以前还指责苏联是“世界罪恶之源”，而苏联领导人也一再抨击里根政府为“军国主义”、“好战”，表示无法同里根政府打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