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中国，有4件事进入了人们的集体记忆，这一年也因此走进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记忆。
这一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9月19日，中共十五大召开，为跨世纪的中国奠定了领导层；11月8日，三峡工程顺利截流。
1997年2月19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联合国为这位没有任何官方职务的老人降半旗志哀。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自发地聚集到北京西长安街，为这位老人送行，感谢他带领国家和人民走上富裕的道路。
对于未来，人们并没有多少疑问，但邓小平之后的中国该向何处去，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国际社会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这个疑问。这一年3月3日，邓小平第八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这一期的《时代周刊》用这样一句话作为封面文章的标题：《下一个中国：邓的继任者能否把中国变成一个为世界所接受或喜欢的超级大国？》。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天平上的中国砝码变得越来越重。国际社会出现了一个新的声音：“中国威胁论”。有人认为，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会打破世界现有的秩序，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造成威胁。这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一些深层次矛盾开始凸显，国内经济学家告诫人们：改革正在过大关。面对种种不确定性，人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第三代领导人，但是，他们能够引导中国这艘巨轮平稳地穿越历史三峡的惊涛骇浪吗？
1993年1月3日，邓小平说：“对中国的责任，我已经交卷了，就看你们的了。”
这个问题的答案，将由第三代领导人来书写。
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三步走”走完了第二步。2001年，经过15年的艰难跋涉，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历史三峡的惊涛骇浪中，中国举重若轻，谈笑间，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需要等很长时间，答案就出来了。这种轻松和迅捷的背后，是20年改革开放积蓄起来的强大国力。
送别小平：从“伟人政治”到“常人政治”
1997年是在平静中开始的。
1997年的第一天，北京天气晴朗，前一天的一场小雪，使冬天里被严重污染的空气变得清新起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中宣布：
“刚刚到来的1997年，是实施‘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第二年，是我们国家发展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我党将召开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举世瞩目的两件大事，是对祖国振兴、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有重大意义的两件大事。”
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在头版显著位置宣布，1996年中国钢产量突破1亿吨，跃居世界第一位。不过，这条消息并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注意，在社会上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相比较而言，这一天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倒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并迅速被海内外多家电视媒体反复播出。
这一年，电视里反复地播放着一首由众多歌星演唱的MTV：
沧海变桑田，抹不去我对你的思念。一次次呼唤你，我的1997年。1997年，我悄悄地走近你。让这永恒的时间和我们共度，让空气和阳光充满着真爱。1997年，我深情地呼唤你。让这世界都在为你跳跃，让这昂贵的名字永驻心里。
这首精心打造的MTV引起了这些歌星的粉丝们狂热的追捧。这首名为《我的1997》的MTV，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前的“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倒计时牌”一道，走进了这一年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在1997年初，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着这些事情：国有企业改革的出路，城市下岗失业问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香港回归问题，台湾海峡的军事演习，北京西客站的建筑质量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朝鲜劳动党的要员黄长烨在北京走进韩国大使馆引发的外交问题，十五大的人事安排问题……甚至连广西兴安发现二战期间美军B-24轰炸机残骸的新闻也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
不过，这一年春节后不久，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年初的一场小雪对北方人来说，意味着吉祥和丰年。可是在五棵松的解放军总医院，人们却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在上一年的12月12日，邓小平的帕金森病加重，被送到了这里。
在解放军总医院的一栋小楼里，邓小平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元旦和春节。从邓小平病重到逝世，中间有两个多月。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邓小平的思维依然清晰，但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对邓小平来说，南方谈话就是他最后的政治嘱托。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溘然长逝。
5个小时之后，2月20日凌晨2点44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送了这条爆炸性消息。
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2月20日知道邓小平逝世的消息的。这天早上，人们一起来打开电视机，发现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身着深色西装、佩戴黑色领带，用缓慢、沉重的语气播报着一则新闻：“我们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因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这一天，电台和电视台反复播送着《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哀乐回荡在全国数百个城市上空。在香港，全港几十个地铁站的哀乐持续了10分钟。在北京，人们聚集在解放军总医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准备与邓小平作最后的告别。
国际社会对邓小平的逝世迅速作出了反应。联合国为邓小平降半旗志哀，联合国发言人办公室同时宣布，在近期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与会者将以默哀一分钟的形式悼念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在国际社会，他将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波士顿的一家餐馆里得知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后，他的第一句话是：“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
在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设计师。”
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发表悼念谈话。戈尔巴乔夫称邓小平为“中国的改革之父”。
英国首相梅杰就邓小平的逝世发表讲话，认为“一国两制”的构想“充满想象力”。
法国总统希拉克说，邓小平是“他的国家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邓小平逝世的时候，中国入世谈判代表团正在日内瓦谈判分歧较大的外贸经营权问题，听到小平逝世的消息后，谈判代表团成员都非常难过。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说，不仅代表团成员，国外的谈判代表也对小平同志怀有深深敬意。第二天，中国代表团就感觉外国谈判代表的神情不一样，很客气。龙永图还记得当时的细节：“不像以往那样剑拔弩张，这也可以看出外国人对小平同志的尊重和敬意。”
路透社在这一天的评论中说：“他真正改变了中国。”
新华社香港分社为邓小平设立了灵堂，许多香港市民自发前来送花圈和吊唁。
这一天，《大公报》的一个记者在香港中环地铁站随机采访了大约100个港人。他向路过的香港市民问了三个问题：你知道今天中国发生什么重要的事吗？你认为邓小平的逝世对中国内地或香港未来走向影响大不大？你觉得邓小平的逝世会影响香港回归吗？
事后统计，86%的人知道邓小平逝世；多数人认为这是件大事，但不认为会影响中国内地或香港社会的未来走向；多数人也不认为会影响香港回归。
相对于国际社会，中国民间对邓小平逝世的反应似乎很平静。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详细描写了邓小平逝世时中国社会的细节：“我下楼去上班时，电梯服务员很平静地说：‘邓小平去世了。’她没有悲伤，还是平日的那种神情。
“上班的路上很平静。我用从业30年记者的眼光和敏感在沿途搜索着，想寻找21年前毛泽东逝世时铺天盖地的悲痛情景，然而却是徒劳的。”
当天，新华社发表了《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和《邓小平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这与毛泽东逝世时的形式级别同格。但是，与21年前相比，这一次，人们却用成熟的平静来送别邓小平。邓小平逝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动，比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要小得多。这个时候，中国军队并没有进入一级战备，人们的生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但是，中国社会对邓小平逝世的平静反应，并不表示邓小平的分量不重。从社会的深层心理来讲，人们也许永远不能习惯伟大人物的逝世。尽管邓小平早已退了下来，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一个使中国发生了长远而巨大变化的人，其影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在邓小平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个老人几乎完全离开了公众的视野，但是，关于他健康状况的流言仍然影响着香港和台湾的股票市场。
这一天，观察家们发现，邓小平让中国人平静地接受了他的离去，而这也是邓小平生前所希望的。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希望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1985年，邓小平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说：“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江泽民、李鹏等人说：“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1989年11月9日，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第二年3月，邓小平又辞去了国家军委主席职务，这是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
在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几天后，1989年11月9日、13日，邓小平在会见一个日本经济访华团的时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来”。
邓小平希望，他身后的中国能够平静如常。但是，中国能够习惯没有伟人的日子吗？在中国历史上，领袖的病逝总是带来某种变化，它既有可能朝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导致动荡。在1997年这个乍暖还寒的早春，人们平静地送走了邓小平。从1997年2月19日开始，不论人们是否习惯，中国政坛已经告别了“伟人政治”，“常人政治”的时代开始了。但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仍然有些担心，在彻底告别伟人之后，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能够解决未来中国面临的问题吗？
“五二九”讲话和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在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时候，邓小平留给新一代领导集体去解决的难题很多，诸如国有企业改革、城市下岗失业问题、三农问题、腐败问题、人口和就业问题、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金融安全问题、台湾问题、中美关系问题、中国入世问题等等，还有需要更长时间去解决的人口问题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等。这个时候，人们的这些担心并不奇怪。
在1997年这个时间节点上，人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新时代的开端并不轻松。邓小平留下的这些问题只是当时能看到的，人们没有想到的是，不久之后，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将会一次次面临来自自然界和国内外社会的“大考”。
面对邓小平留给中国的遗产和问题，新一代领导集体将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1997年4月1日，中国铁路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提速。京广、京沪、京哈三大干线全面提速。以北京、上海、广州、沈阳、武汉等大城市为中心，开行了最高时速达140公里、平均运行时速90公里的40对快速列车和78列夕发朝至列车。这次提速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乘车体验，人们发现，晚上从广州出发，第二天一大早就可以到北京。
在提速前的3月31日，人民日报社记者汪波来到长春，准备体验中国铁路第一次提速。晚上18时47分，汪波乘坐的K59/60次列车从长春火车站出发驶向北京。他在报道中写道：
“坐在舒适明亮车厢里的乘客们脸露惊喜。他们对电子显示屏格外注意，只见那里不时地报出车厢内外的温度、列车到站的距离、时间等信息。4月1日晨6时18分，运行了11小时31分的K59/60次列车安全正点到达北京站。不少旅客对着自己的手表说：‘比原来的列车缩短了2小时51分。真是夕发朝至’。”
此时的中国，犹如一列提速的火车，正行驶在发展的快车道上。火车提速，不仅仅是数字上的简单变化，而是需要机车、车辆、道路、桥涵、道岔、信号以及管理等多方面的改进。中国的提速，也绝不是GDP每年增长8%还是9%这么简单。在邓小平之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已经成为摆在新一代领导集体面前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来到中共中央党校。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发表了他准备了好几个月的讲话。这已经成为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的惯例。在毕业典礼会场，除了这一期毕业学员之外，还有各省市区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的负责人。在党内外的关注和期待中，江泽民说：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
“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后来，人们把这次讲话称做“五二九”讲话。有人甚至认为，江泽民“五二九”讲话是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的起点。
几个月后，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消除了人们心中的疑问。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
在报告的开始，江泽民就开宗明义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