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生会议久拖不决，与会者越来越担心。邓小平急切地对刘西尧说：“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的这次谈话成为招生工作会议的转折点。在邓小平的亲自推动下，一直犹豫不决的招生会议终于作出了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决定。邓小平一锤定音，中断11年的高校招生制度得以恢复。这一拨乱反正的政策，改变了整整一代人和整个中国的命运。
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布了这条几千万青年焦急等待的消息，配发的社论是：《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这一年的冬天，周孝正和他的学生同全国57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考场。通过考试，31岁的周孝正考上了北京师范学院。几个月之后，当这些曾经的中学生踏入大学校园时，很多人早已不再年轻，他们和整个中国一样，没有时间再等下去了。
拨乱反正就这样首先从教育和科学战线开始了。恢复高考，成为打破“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突破口。
中国人素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一年上海市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先进人物二三事》。“抓纲治国”成为高考作文的命题，折射出了当年的政治光谱。
就在恢复高考的同时，北京一位叫刘心武的中学教师在《人民文学》发表了一部短篇小说《班主任》。不久，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被贴在宿舍楼的墙报栏里，随后被《文汇报》转载。
这些反思“文革”的作品在当时被统称为“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学的发端，而刘心武的《班主任》则成为“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思想解放的大潮从文学领域开始了。其实，这是有迹可寻的，一批文艺作品在“文革”后被解禁就是一个征兆。
科学的春天
就在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的时候，作家徐迟接到《人民文学》负责人周明的电话，邀请他去北京写关于科学家的报告文学。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社得到一个消息，党中央决定召开“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人民文学》负责人周明和编辑们决定，组织一篇写科学家的报告文学，呼吁人们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
陈景润成为他们选择的对象。
在电话里，徐迟听说邀请他去北京写报告文学时非常高兴，但是得知邀请他去写数学家陈景润时，他沉默了一会儿，说：“试试看。”
徐迟的犹豫并非没有道理，“文革”时期，中国文艺作品的主角都是“高大全”的“工农兵”形象，知识分子一直是“限制、改造”的对象，正面描写知识分子，是要冒风险的。
几天后，徐迟来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见到了这位性格敏感、善良、内向的知识分子。埋头于理论数学研究的陈景润，在“文革”中曾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遭受了许多难以想象的打击，甚至一度想到了自杀。在这种环境下，陈景润冒着风险埋头论证“哥德巴赫猜想”，终于在“文革”中取得了重大突破，研究成果在国外引起轰动。
收集到的素材逐渐增多，徐迟被陈景润打动了。徐迟觉得，这是一篇将会引起整个时代和民族强烈共鸣的文章。
《人民文学》1978年1月号发表了徐迟的长篇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和各省市报纸、电台相继转载转播。
一时间，中国大地刮起了“陈景润旋风”，陈景润像一颗耀眼的新星突然出现在中国的上空。从10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中国人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人们纷纷阅读这位传奇人物的事迹，有的人甚至将《哥德巴赫猜想》全文抄写下来珍藏。陈景润成为科学与献身的代名词，成为人们迈步???长征的精神动力。在经历了10年浩劫之后，科学和科学家终于获得了应有的尊严。
后来有人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陈景润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他影响了一个民族、一代人和一个时代。《哥德巴赫猜想》也成为感动一代中国人的作品。
1978年的春天，被称为“科学的春天”。
这一年3月18日，陈景润和他的老师华罗庚，以及6000多名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一起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在开幕式上，邓小平说：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
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总的来说，“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
摘掉了“白专”帽子的陈景润被请到台上作典型发言，又作为著名科学家代表受到党中央领导接见，陈景润和邓小平握手的照片也成为那个时代的见证。陈景润的同事、数学家杨乐也在大会现场，邓小平的讲话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长期以来知识分子被看做是改造的对象，看做是跟资产阶级要画等号的。现在不仅把知识分子看成是劳动人民了，而且说知识分子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现在地位完全改变了，感到这是精神上的一个彻底解放，感觉到科学春天的到来。”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一个观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对还没有走出“文革”阴影的中国人来说，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科学技术开始与生产力相联系，这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思想革命。人们感到，科学的春天到来了，知识的力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思想解放的第二个冲击波开始震撼人们的心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禁锢的闸门一旦被历史的洪流冲开，思想的自由将赋予这个民族新的活力。
全局性的转折正在到来。历史的合力汇成汹涌的时代大潮，推动中国加速突破浅滩暗流，驶向新时代的航道。思想的闪电终于撕开了僵化的格局。
就在人们欢呼科学春天到来的时候，胡福明正在南京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行修改。原来，负责这篇文章的编辑王强华去上海出差了3个月，当他回到北京读完稿子后，将修改意见寄给胡福明，希望他继续完善。
其实，就在胡福明紧锣密鼓地修改文章的时候，《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的3月26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标准只有一个》，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地指出：
“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这个科学的结论，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探讨，才得到的。
“如果把理论也当做检验真理的标准，那就有两个标准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
《标准只有一个》的发表，比那篇影响历史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要早一个半月。在这篇文章的旁边，是胡福明的一篇文章《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反对历史唯物论》。尽管《标准只有一个》的论点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一致，《人民日报》的影响也远比《光明日报》大，但是，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却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大概与编辑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和编排有关。3月26日是星期日，而《标准只有一个》被安排在这一天《人民日报》的第三版《思想评论》栏目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落发表，这与《光明日报》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编排完全不同。
胡福明后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本身是时代的要求，当时考虑批判“两个凡是”的同志很多，很多人已经意识到，要用实践标准来批判“两个凡是”。胡福明认为：“这篇文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张三，李四，早晚有人来写。”
当《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看到胡福明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后，立刻意识到这篇文章的分量。杨西光决定对这篇文章进行修改放在头版，作为重要文章发表。他知道中央党校的一批理论工作者根据胡耀邦的指示，正在撰写一篇题目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杨西光决定，邀请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光明日报》社一起对文章进行修改。
经过20多天的修改，5月6日，胡耀邦对文章进行了最后审定，文章的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0日，这篇被胡耀邦预言“将载入历史”的文章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
1978年5月11日出版的《光明日报》用了头版一半左右的篇幅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针对“两个凡是”对人们的思想束缚，文章含蓄地说道：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胡诌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实践证明，他们所说的绝不是毛泽东思想的真理，而是他们冒充毛泽东思想的谬论。
“现在，‘四人帮’及其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已被摧毁，但是，‘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批评过的‘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种倾向依然存在。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工作中，‘四人帮’都设置了不少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对于这些‘禁区’，我们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科学无禁区。凡有超越于实践并自奉为绝对的‘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就没有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只有蒙昧主义、唯心主义、文化专制主义。”
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光明日报》用了两个半版才把它登完。这篇文章理论色彩很浓，今天人们读起来可能会感到枯燥。实际上，即使在《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的当天，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它，因为《光明日报》是一份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人们以为它是一篇针对学术探讨的文章。
但是，这只是暴风雨前短暂的沉寂，一场思想解放的大潮即将因这篇文章而到来。胡福明后来说，写文章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坐牢。在胡福明离开北京之前，看过这篇文章的华南师范学院教授黎克明对他说：“你已经卷入中央高层政治斗争的旋涡里了。”
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通稿，全国7家省市级大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场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拉开了序幕。
指责的声浪与日俱增。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以后，当时有人认为，新华社转发了一篇错误的文章，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的”。
争论持续升温，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说：
“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一大批党内德高望重的老干部也表态支持这场讨论。李先念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
在这场交锋中，为了回应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有学者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但是一时却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此时，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接过了这篇文章，亲自组织修改。6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这篇文章。
6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党校组织撰写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矛头直指坚持“两个凡是”的人。9月10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它成为促进思想解放的又一篇雄文力作。到1978年底，全国主要报刊共发表了650多篇讨论文章。
这个时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纷纷表态，支持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讨论呈现一边倒的势态。他们明白，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遗产。这是一场关于中国前途的争论，到底是继续沿着毛泽东晚年的路线走下去，还是另辟新途？
一篇文章就这样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在新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哪一篇学术文章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引起过如此之多的重视和修改；也很少有哪篇文章能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如此深刻而长远的影响。
这场全国性的大讨论终于打开了思想解放的大门，冲破了禁锢人们思想的牢笼，成为新时代到来的第一声霹雳惊雷，一道划过夜空的闪电。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话剧《于无声处》开始上演，吸引了无数观众。《于无声处》的轰动，表达了人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愿望，是人们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
1978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我以我血荐轩辕》，并配发社论，大篇幅报道了庄辛辛的事迹。在度过近两年的牢狱生活后，庄辛辛终于获得了自由。这一年，庄辛辛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进入高潮的时候，这一年9月，邓小平前往东北考察工作。
在东北，邓小平看得最多的是企业，谈得最多的就是思想路线问题。他说，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思想要发展，不然就会僵化。针对“两个凡是”，邓小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