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也有打工族？有，不稀奇，并且不是象征意义上的，譬如泛指业余作者什么的，而是实实在在的打工族。与当小工当女佣的打工仔打工妹一样，他们也来自乡里县上，只是前者靠卖苦力为生，他们是卖文为生。一般打工族都只是为了挣钱，而文坛打工族呢，除了希望能在城市谋生立足之外，还渴求着能够出名，取得事业的成功。
成都文坛，这些年就很杀进来了一批打工族。这与北京的情形相类而不相同。拥向北京的，大都是搞艺术的，学画的拉琴的唱歌的之类。他们背一个画板挟一把琴带一副嗓子就上北京了，或投亲靠友或租一间小屋住下来了，一边投师学艺一边就开始卖画卖唱。对这些人来说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要想有大出息，就得到那里去闯荡闯荡。
成都的情形有些不同，来的主要是耍笔杆弄文学的，所谓的文学青年吧。成都本地过去也有不少文学青年，痴迷得很，激奋得很，但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时的文学杂志报纸副刊，一天不知要收到多少来稿。而倘若有名诗人名作家什么的开讲座做报告，那会场都会挤爆！
做作家梦的青年男女太多了。这些年改革开放搞活，钱财的实惠吸引了大众的眼光，生活的路子也拓宽了许多，于是，大部分文学青年调整转移了方向，不再痴情地在文学那艰难狭窄的小道上挤来拥去。数年过去，成都本地一如既往执着于文学，痴情不改者，已寥若晨星。
就是当年曾借助时代浪潮登上文学殿堂的成功者，也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变化。有的以文做官了，有的弃文从商了，有的虽然还在作家位置上坐着，但已无心写作了。埋头爬格子，毕竟不是一件轻松好玩的事。
伴随冷清的是空旷，挤的人少了便无形中增加了机会。于是小县城上乡村里的文学青年便趁势杀向成都文坛了。他们何以会看中成都？自然因为成都历来是一座文化名城，出现过不少名家大师，古代且不论，诗仙诗圣以至放翁东坡都在此留下过辉煌胜迹传世绝唱，只现代文学史上的郭沫若、巴金、沙汀、艾芜以及李劼人等巨匠，哪一个不与成都有千丝万缕的姻缘？
直至十几年前的周克芹，也是在这里一炮打红，名标天下的。毋庸置疑，成都是块弄文学的宝地！
除此之外，当然也因为较之京沪等地，成都对他们更现实也更亲近。俗话说，四川人疙蔸亲，老俵的老俵，舅子的舅子，朋友的朋友，盘根错节，绵延交织，他们总能在这大都会的茫茫人海里找到一点关系。况且他们过去或多或少都与成都文坛有过一些联系，有的投过稿，有的拜过师。总之，到成都文坛闯荡，他们感到踏实一些。
文学青年闯成都，不像一般打工族那么显眼，更不会形成一股浪潮。他们人数本来就不多，又是单个或顶多三两相约先后而来，投入大都会，就似几滴雨点，很快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从外表你也很难看出他们与城里人有多大区别，他们本来就是乡间的秀才，县里的才子，穿着打扮，举止言谈自是与下苦力的打工仔们不同。鼻梁上的眼镜，衣兜里的钢笔，一副文质彬彬模样与城里的小职员小知识分子无异。事实上他们中有好些人原本在县上、乡里有一份工作，教师、职员、工人、干部都有，只有极个别的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当他们才踏上这座城市坚硬的水泥路面的时候，眼光里难免都有些浪漫的梦幻色彩，因为他们是学文学的。他们不像其他打工仔那样犹疑畏缩，而是充满理想与自信，因为他们心里装着一幅少年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壮观图画。当受到城里人的白眼时，他们不会自卑自怜，而是投还以冷峻高傲的目光，心里发出沉闷的雷鸣：成都，让我们来较量一下吧！
别以为他们是文弱书生、迂呆秀才，不能像其他那些打工仔那般吃苦。不，错了，他们一样秉承了乡里父老吃苦耐劳的天性，只不过不体现在做粗笨活儿上。他们也不屑于干那些只需要蛮力气的杂活，不会听命工头老板的使唤。他们把自己视为未来的大作家名诗人，视为当年只身闯荡中国文人荟萃的上海滩的蜀中青年沙汀、艾芜！有这样的精神支柱，他们就更能吃苦。他们租一间窄小、简陋的房屋，将自己安顿下来，有了起码的生活和写作空间。
吃更简单，在房东或是朋友、邻居那里搭个伙，随便吃点什么都行。忙时，干脆泡方便面了事。所以这些年轻人，虽然穿着比其他打工仔整齐像样，脸色和身坯却是差多了，几乎清一色的苍白瘦弱。只有那眼里的神采，永远充满自信。他们觉得自己有的是精力，有的是本钱，有乡里粗人缺乏的才华知识，有城里文人缺乏的勤奋坚忍。改革开放造成了今日城乡大交融的潮流，他们要抓住这时机，拼力一搏，杀开通向神圣文坛的大门。
但不久他们就明白了，事情并不像想像的那么简单，文坛的形势已大大地改变了。开初他们把自己关在小屋里，夜以继日地炮制小说诗歌，然后亲自送到杂志社出版社去。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如今纯文学作品的出版很困难，好些纯文学刊物也已改头换面。编辑们也无可奈何，似乎对这些东西也不大感兴趣了，随手将文稿一放，颇为诧异地说：哟，你还在写这些东西？
之后便连意见也懒得提了。
一盆冷水！晕头转向迷惘痛苦之后便是清醒。他们这才惊觉文坛的剧变，醒悟到自己其实还是打工一族的身份，无非自己在前面加了“文学”二字。空做文学梦不行了，必须面对现实，先得挣钱，吃饭，交房租，在这大城市生存下去。如鲁迅所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然后才谈得上发展。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他们在这方面与其他的打工族们并无二致。
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东方不亮西方亮，文学衰落了，新闻兴盛了，期刊不行了，报纸发达了。
于是这批文坛打工族很快调整了方向，通过各种关系向报纸进军，跑新闻，搞报道，写纪实文学，编花絮故事……凭着素有训练的一支笔他们很快就杀开了一条新的出路。城市的小报太多，需要大量的稿件，他们正好源源不断地输送。他们没有坐办公室泡一杯茶慢慢喝的习性，没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干活不出成果也照样拿工资的待遇，他们只有一个字：肯——肯到处跑，肯拼命写。正是这个城里文人少有的肯字，给了他们许多机会，促成了成功。
他们的小文章开始不断在多家报纸上出现，甚至一些畅销杂志也来约他们写纪实作品连载故事了。日子一长，有的还被一些报社聘用了，做特约记者，当专栏主持。文坛打工仔们终于笑了：天生我才必有用！
其实他们还应该补充一句，上成都来打工是选择得太对了。俗话说好苗需要沃土，对文坛打工族来说，成都正是这样的一方沃土。成都人爱说又爱看，最关心天下大事，各方奇闻，读报成瘾成癖，因之成都的报业也就特别发达兴旺，这便为文坛打工族们提供了广阔天地。不知外省其他大城市的情形怎样，反正你到成都各报社一打听，几乎每一家都聘有几位这样外地来的文坛打工仔，尤其是一些小报社，还基本上是以他们做主力。有人笑道，要不了几年，成都的报业就是县上老俵们的天下了！这话也许夸大了一些，但确也道出了一种态势。县老俵又怎么样？人家肯干能干，舍得干，干得好，当然就该在一方天地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正应了四川人那句名言，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耗子就是好猫。物竞天择的规律，不正好在这里得到体现了吗？
当然，事物都不总是一成不变的，往往会随着发展的进程而出现各种演化，变异。成都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便说得意味深长：饱懒饿新鲜。一个人当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反倒特别有精神有干劲，肯努力拼争，而一旦成功，一切都很满足，往往会神经松弛，不思作为了。现在面对头角的崭露，事业的初成，有的文坛打工仔也同样如此，刚刚取得一点成果，便开始疏懒下来。倒也不是什么都疏懒了，只是不再像以往那样勤读勤写，而把功夫花在了文章之外。
经过一连数载的闯荡，他们发现成都的天地还很宽广，他们的触角已经伸向四面八方，勾联起了一张关系网，何必一天到晚爬格子辛辛苦苦挣微薄的稿酬呢？要挣钱，挣大钱，可以利用种种关系，和有钱的企业家阔老板们去搞搞所谓“勾兑”（拉关系，讲价钱），或者参加到哪个书商组织的畅销书生产加工作坊中，换取高稿酬。还有的呢，不满足于在小报馆当打工仔了，目光瞄向了更高层的文化宣传单位，那些部门的官员头儿本来就是成都人少，外县人多，他们都能挤上去，安居高位，我们又何尝不可呢？于是拉关系，走后门，写吹拍文章，效犬马之劳，开始了新一轮的胜利大进军……
在这些方面，文坛打工族们又展现了他们特别肯下功夫善下功夫的特长，比书呆子气十足懒于钻营疏于钻营的成都本土文人强多了。功夫不负苦心人，果然，这才几年功夫，他们中的本事奇大的佼佼者，已经更上一层楼，令人刮目相看了。有的发了财，有的做了官，自然就没什么可奇怪的。
十年前，当文坛还华光四照时，就曾有一位县上的作者，也算是早期的文坛打工仔吧，因一篇作品获奖而被正式调到成都。当时他曾踌躇满志意气轩昂地用土音亢声宣称：我要征服成都！文人多爱美人，他当时所谓的征服成都，就是要拥有成都漂亮女子的热吻。可惜晚了一点，风已经开始往另一个方向刮，文坛的华光已经在经济大潮冲击下黯然失色，成都妹子的媚眼纷纷投向款爷老板们去了。这位文坛打工仔的雄心也就泡了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坛打工族都在追求文学以外的东西。大部分人还是在埋头苦干，孜孜追循着沙汀艾芜等前辈们的脚印。有时你会在公园茶馆里看到他们的身影，一伙人围聚一起，滔滔不绝地仍在谈论文学……这情形，已跟成都本土的文人无有二致了。或者应该说，这些文坛打工族，已经成为成都文人圈中的一部分了。也许，未来的沙汀艾芜就坐在他们中间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