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晚景凄凄的周作人在面对着满面红光、拿着酒壶在八道湾自斟自酌的难友钱稻孙时，时常能想起的话题是早已归了道山的他们共同的朋友钱玄同。而由那个时间点再上溯30年，周作人在跑到孔德学校面对滔滔不绝的钱玄同时，常常引起他兴趣的则是钱玄同的长兄钱恂，因为钱玄同海阔天空中的不少遗闻掌故均出自于钱恂。通过钱玄同，周作人对钱恂也有了很深的印象。晚年写到钱恂时，他如是写道：“前日讲到钱念劬，想起了的轶事来可以一说。他是清末的外交官，曾任驻日参赞，驻罗马公使，可是并非遗老，乃是所谓老新党，赞同改革，略有排满的气味，可以算是一个怪人。他年满70之后，常穿一双红鞋，乡学年世谊的后辈称之曰红履公，或者此名起于他的介弟玄同亦未可知。”老新党，赞同改革，有排满气味的一个怪人，周作人的概括看似闲来之笔，当在阅读了关于钱恂的大量史料之后，反过来觉得周作人概括的其实十分精到。
一、钱恂生平大略
1.早期外交经历
钱恂同治八年（1869）就取入了归安县学，时年只有15岁。但此后长期乡试不售。20岁时，肄业国子监，“有声于庠序间”。钱振常居京官时，钱恂一直随侍身边，1882年随父亲南归。也是在此前后，钱恂开始了独立的游幕生活。其幕府生活起步在宁波。钱稻孙后来写父亲简历时对这一段这样写：“甲申受业师嘉兴许文肃公奉使日本，邀与偕行，旋以许公丁艰中止。丙戌受宁波太守胡公练溪记室之聘，兼阅书院月课，复为宁绍台道薛公叔耘聘，校范氏天一阁藏书，校勘所得甚多，顾不肯炫示于人。”这里说的是1884年至1886年的事情。1912年，钱恂本人在《蛟川奏凯图题词》中说，“忆昔乙酉丙戌间，恂橐笔甬上，客胡练溪元洁、薛叔耘福成，两先生之幕”。所述情形与稻孙所说大致相符。
若张之洞不论，钱恂最后能以外交官的身份留在历史的记录中，从人脉的角度来说，早期的许景澄、薛福成，和后来的胡惟德、陆征祥，均对钱恂的外交官从业经历有较大帮助。钱恂能以一生员身份充任二品实官的出使大臣，其仕途的起步在于入薛福成门下，正是在随薛身边历练以及后来随使的经历，使他后来能以知舆地，知外交而着称。钱恂如何成为薛福成的门生而入其幕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薛福成有一点和钱恂的家族有关联。
1853年，薛福成偕四弟福保同应童子试，二人本已无希望，是主试的学使李联琇在“遗卷”中将薛氏兄弟双双圈定，同补县学生，薛福成为此对李联琇感恩终生，而李联琇正是钱家的女婿。对钱恂来说也就是自己的姑丈是薛福成当年的恩人。钱恂在薛幕主要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薛福成任浙江宁绍台道期间，中法战争前后。这期间帮助薛整理宁波天一阁藏书，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并据海关图册编成《光绪通商综核表》和《中外交涉类要表》。
第二个时期从1889年薛福成被任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开始，钱恂以随员随行，首次走出国门，开始了解欧洲各国政治、地理、经济情况。1890年，钱恂奉调赴俄罗斯，以参赞入驻俄使馆，时驻俄大臣为许景澄。许景澄，浙江嘉兴人，是钱恂的业师，与钱家也算有小乡谊。钱恂的首部着作《韵目表》即为许景澄出资所刊，钱后来一直尊称许为文肃师。在1884年许景澄邀请钱恂一起去日本，因自己丁忧未果后，1890年许景澄再次将门生钱恂调到了俄国，钱恂似也未负老师，驻俄期间钱恂对中俄边界地理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边疆史地入手，钱恂很快在外交界立住了脚跟。
光绪十九年（1893），钱恂以出洋三年期满回国，由捐纳同知循例保升知府分省补用。回国后钱恂想到英国薛福成的继任龚照瑗那里继续外交经历，并请翁同龢帮助活动，翁的日记中有记，“访晤龚仰蘧星使，（照瑗，侍郎衔，三品京堂出使）。以钱念劬（恂）属之。归念劬来，留饭，与谈泰西事，有识见，于舆地讲求有素，可用也。仰蘧以其与薛叔耘有违言，颇致疑，余切箴念劬令改”。不过最终龚照瑗还是给了翁同龢面子，钱恂再赴英伦。此时钱恂知西学、晓泰西事的名声似乎越来越大，1895年，张之洞调请钱恂回国，“电商龚照瑗，咨调回华”，钱恂随即进入了张之洞幕。入张幕这是钱恂生平中的第二个关键阶段。
2.张之洞幕府与留日学生监督
钱恂在张之洞幕的职务是洋务文案，兼差先后有湖北自强学堂提调、办洋操提调、枪炮局提调、农务、工艺学堂提调、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等，此外还包括随张之洞进京等临时的差务，其间几乎年年有新差，甚至一年内数调，中以留日学生监督时间最长，在钱恂的宦历中占相当位置。
张之洞幕府时期不仅使钱恂积累了大量的实际办事经验，而且也结交了一大批当时精英人物，和钱恂保持终生友谊的密友夏曾佑、汪康年均是此时定交。钱恂从入鄂开始，其人际网络就明显有“浙派”的地缘特点，他与汪康年、夏曾佑、叶翰乃至章太炎的交往都有此特征，1909年孙宝琦任山东巡抚后，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慕韩抚鲁，浙人稍稍增色”。浙人圈子的意识很明显。
钱恂对于1895年前后形成的以上海汪康年等为主的新派群体的革新宣传活动多有赞和，是沪、鄂两地的新派人物群体成员之一。“近汪穰卿、夏穗卿与上海张经甫（焕纶）、归安钱念劬（恂）、胡仲巽（庸）等，议立公会，开报馆，以联络海内才士，畅发神州积弊。”钱恂虽说公开发的议论不多，但对组织宣传活动也都出力不少，后来钱恂本人对此阶段此类活动之功用也颇自矜，“恂当乙未、丙申、丁酉、戊戌、庚子数年颇有功于开官智”。戊戌维新期间，钱恂一面忙于张之洞的大规模编译西书的计划，一面非常关注上海汪康年的《时务报》的情况，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张之洞与汪康年之间的联系人。此年经钱恂、夏曾佑和陈衍的推荐，张之洞邀请章太炎到武昌参与筹办《正学报》，钱恂亲赴上海迎章。在章对张之洞的《劝学篇》有私下微词时，钱恂又充当协调人的角色，章太炎曾经记录过“之洞使钱恂问故”的旧事。
张之洞在几次上保存人才折时，对钱恂都赞赏有加，“该员中学淹通，西学切实，识力既臻坚卓，才智尤为开敏。历充欧洲各国出使大臣随员、参赞，于俄、德、英、法、奥、荷、义、瑞、埃及、土耳其各国俱经游历，博访深思，凡政治、律例、学校、兵制、工商、铁路靡不研究，晓其利弊，不同耳口游谈，洵为今日讲求洋务最为出色有用之才”。经张的举荐，1898年变法高潮前，钱恂蒙光绪帝特旨召见，以出使大臣记名。张之洞幕府是钱恂事业提升的基础。而若论此一时期钱恂在张之洞幕府中的地位，1901年章太炎有一比喻。章以《红楼梦》中人比拟当世人物，比慈禧为贾母；光绪帝载湉为宝玉；康有为是林黛玉；梁启超为紫鹃；荣禄、张之洞是王凤姐；而比钱恂为平儿。章太炎的这个比喻可能有点抬高钱恂，《红楼梦》中平儿虽时常受凤姐的气，但实在又是凤姐儿的一把“总钥匙”。在章太炎心中，钱恂此一地位大概是以经常在他和张之洞之间传声所得。不过这又不止是章太炎的个人感受，钱恂在很多时候都扮演的是为张之洞传声代言的角色，至少在别人看来他应是张的心腹。
陈庆年1897年被张之洞聘到两湖书院讲授兵法史，后来在端方掌两湖时为湖南省学务提调，在当时的张幕中属于小字辈。他初到汉口，张之洞赏其才学，打算收他为门生，派“钱念劬来示以意”，心领神会的陈庆年就拿了受业帖去拜见张之洞。第二年，陈庆年的家乡镇江闹米荒，乡人来汉口买米平粜，而湖北方面“以粮价渐涨，不肯验放”，陈庆年也去“托钱念劬设法”向张之洞商量。这都从一个角度说明钱在张之洞幕中的地位与角色倾向。
1899年初，因“学生游学、关系重大”，钱恂被张之洞“派充游学日本学生监督”，这是钱恂脱离幕府具体工作，独立应对外交事务的开始。当时的留学监督的具体责任并不是太多，张之洞与钱恂间往来的书札、电稿所及学生内容的也在少数。在实际工作中，钱恂成了张之洞在日本的代表。这一代表的任务包括帮助点收在日本负责制的银元票，在日本寻找制革工匠技师、学堂的日本教习，庚子以后又有在日本购买枪弹，穿梭于日本外务省、陆军省、参谋本部，探示日本对华态度。庚子之变期间，“时稚樵正滞日本，与彼参谋本部尤稔，其临时来华征匪之司令官福岛安正又旧友，故获知战情较详”。钱恂来自日本的消息，实际上是张之洞策动东南互保的重要决策信息。除张之洞外，其他的地方官员包括张謇等人也托钱恂购买机器、寻找教习等事。
在日期间由于特殊的身份，钱恂的交往范围大为扩展，既和国内的官方保持着职务上的联系，也和当时在日本的梁启超、孙中山以及规模巨大的留日学生群体多有接触。冯自由在写“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时，将钱恂也算作革命同志，称钱“与章炳麟、梁启超均属旧交，为钱玄同之兄，好谈新学，已亥任驻日留学生监督，由梁启超介绍与孙总理相识”。虽说冯为壮大革命声势起见，所列的革命同志未免宽泛，但钱恂当时与孙中山、章太炎、倾向革命的留日学生都有相当接触，并对反清政府革命持部分同情态度则是肯定的。1899年章太炎赴日就是应钱恂与梁启超之召，“已亥夏间，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梁启超时办《清议报》，均有书约章赴日，章应其请，先后寄寓横滨《清议报》及东京钱寓、梁寓。
由梁介绍，始识孙中山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而作为留日学生监督，钱对学生也持一种较开明的态度，他的女婿董鸿祎，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学生，1902年与叶澜、秦毓鎏在日本发起东京青年会，“宣言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留日各省学生革命集团以此会为最众”。董鸿祎从钱在湖北时就随侍身边，钱赴日后带董同往，钱恂的不少编着都由董助成，董的行动也很能反映钱恂的态度。钱寓是当时不少留日学生和赴日考察人员经常光顾的地方。1900年6月黄兴在日本向其老师两湖书院监督黄绍箕写信，提到他经常从钱恂那里获知国内的消息。不过，钱恂当时无论对于所谓的保皇党还是革命党又都有一定距离，汪康年在国内写信问他二雄（指康有为与孙中山）是否会合一，钱答曰：“门下士极力图合，然孙昏而康诞，均非豪杰。”“孙昏而康诞”的评价，反映的正是当时心想改革而又身在体制之中的士人对这两股新兴势力的认识。
可以说钱恂在日本期间，正是中日关系在甲午战争后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黄金十年”的时期。钱恂可谓适逢其时，虽说在官阶上钱恂以后还会升迁，但就影响力来说，钱恂此段时间当为最重。1902年3月在日本东京成立的中国留学生会馆。清驻日公使蔡钧为会馆总长，钱恂为会馆副长。这一时期的留学生多为指点此后中国历史的人物，会馆的工作人员就包括了蔡锷、范源濂、吴禄贞、曹汝霖这些后来的风云人物。此时的钱恂不光见重于张之洞这些国内的大吏，在日本留学生、孙中山、梁启超各系人物当中都有相当影响力。而且日本方面对他也很是重视。1903年时，钱恂即将赴俄时，一次碰到前日本总理大臣的儿子，听说钱恂要离日赴俄，很是惊讶。单士厘评价是“盖日本重视外子，以为与时局有绝大关系。今舍日本而北游，不能无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