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族概况
湖州处于江南腹地，北连苏、锡、常，南接杭州、嘉兴，是江南这块长期的经济文化高地上的重要一环，历代为人文渊蔽之地。缪进鸿在对先秦以来的四百几十座城市的杰出专家学者的分布进行的统计中，湖州位列第10位。以进士而论，明清两代，湖州（仅包括乌程、归安，不含其他属县）共出进士444名，在浙江次于杭州、宁波、绍兴，在全国也是位列于前。
而就巍科人物而言，清代湖州共出状元6人，多于杭州（5人）、嘉兴（5人）而冠浙江全省。在全国，也仅次于苏州（包括原吴县、长州、元和三县），位列第二。此种人文环境无疑给钱氏家族的兴起提供了较为丰厚与广阔的基础。
绝大部分江浙一带的钱氏家谱中，都理所当然地把本支家族当作吴越武肃王钱镠的后代，并辗转地排上世系。较有名的如《堠山钱氏丹桂堂家谱》（钱基博、钱钟书家族）即是如此。按照钱文选所编的《钱氏家乘》，吴兴钱氏当属钱镠的孙子，忠懿王钱俶分出的穆父公尚书派。吴兴是钱氏的郡望所在，但至清代，钱姓在吴兴的地位已远不如沈姓这样的着姓望族，钱玄同的父亲和伯父这一支更是“崛起田垄之中”，缺乏深厚的世家背景。1921年钱恂在撰写《吴兴钱氏家乘》时，只是依据其伯父钱振伦的说法，“钱氏受姓老彭，至吴越建国而始，大江以南子孙繁衍类皆为后人。
我家世业农，为浙湖乌程籍，理当为旁支”。家族的世系也只是追述到明末清初的奉川公。这一方面表明钱家实事求是的家风，不追随一般家谱修撰中的伪冒之习，钱恂在家乘中许多不能断定的地方都标明“待考”。另一方面也说明钱家确实是一个根基较浅，缺少深厚家族传统的新兴家族。这一新兴家族由于“谱谍亡散，不能自详”。修撰家谱，这一构建家族认同的最主要的工作直至1921年才完成。
从家谱中最早的奉川公以下的钱家三代一直是贫寒的力农之家，不但不是地方望族，甚至有时生计都非常困难。家乘中曾记载了有的家族成员贫困不能娶妻，有的孩子生下后放在渔户家寄养，有的则送到寺庙里当了和尚，最终能够发扬光大的只有钱振伦、振常兄弟这一支。对于钱振伦、振常这一支来说，转折开始于其祖父第四世天相公钱允凤的入赘。乾隆年中，钱允凤在原配邹氏去世后，从鲍山迁出，入赘到了湖州城南街的李氏，承继了李姓。在传统中国，入赘是宗祧资源与经济资源交换的结果，选择入赘是贫寒之家万般无奈的举措，但入赘的对象往往经济条件都相对较好的家庭，所以入赘也常常是家庭转折的开始。后来和钱家成了亲家的常熟翁氏家族也是由于明代的一次入赘而出现转机，走上读书应举的道路，最终成为状元门第、帝师世家。入赘以后，钱家的家庭经济有了明显的改善，钱允凤后来还娶了一个侧室，这是他几代的祖辈都没有的。最明显的改善表现为他已能让他的儿子钱广泰读书参加科举考试了。从家族宗姓传延的角度来说，钱家是幸运，钱广泰在应试时改回了钱姓，李家由钱允凤的其他儿子承嗣。经济条件的改善奠定了钱家崛起的基础，而钱振伦、钱振常兄弟的中式进士则是这个家族崛起的标志。“自第五世由农而士，第六世两公由士而官”，经过三代人的努力，钱家成为科举体制下的新兴家族。在科举时代，由一个普通的力田家庭，到取得初级功名，再到得中进士常常需要几代甚至十几代人的持续不断的努力，钱家在三代之内完成这一过程，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钱振伦与钱振常的父亲香荫公钱广泰是钱家崛起过程中承上启下的一代。钱广泰字港舦，讳孚威。先后以钱振伦、钱振常和钱恂官而获封赠奉政大夫、中宪大夫、光禄大夫。虽然父亲入赘后，家里条件有所改善，但读书的条件显然与累世书香门第之家没法相比。在他的墓志铭中说他“崛起田家，委身于学，少苦无书，冥思孤往，辄有所会，既昏而发愤弃俗务读书道场山之归云庵”。但科举制度的残酷竞争之下，命运并没有特别照顾这个苦读之士，钱广泰在科场上进展不大，终生只取了个邑诸生的生员资格，连续参加乡试均不得志，于是绝意进取，专心督促儿子们读书。不过，取得了初级功名，已经使钱家“由农而士”。钱广泰也变成了地方士绅和社区学术精英的一员，经常“与同邑名流往酬应答”，这实际上也为他提高自己的学术层次，更好的引导自己下一代应试科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钱广泰生平“文辞不示人”，仅留下《香荫楼时文》一册。此书今已不可见，但曾国藩为这本书作的序保存在《吴兴钱氏家乘》之中。曾国藩在序中由钱广泰及自己父亲的经历感慨“老成夙学，笃于文律者，恒困顿无以自拔”，感慨科举制度“名目既繁，科条日密”而使青年人侥幸成名，而其父辈们“终身不得当于行省有司之试”。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也是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而直到四十三岁才取得了邑庠生的初级功名，所以曾国藩称“府君积苦力学，应有司之试十有七，始得补县学生员。不获大施，则发愤教督诸子”。自己父亲的经历使曾国藩对于钱广泰在科举路上的辛苦和困顿确实能够感同身受。科举制度之下，一个家族的兴起有时需要几代人耗费青春乃至生命。皓首穷经，老死牖下，是大多数读书人的必然归宿，他们需要担当的职责是传出家族得以兴起的最初的接力棒。生员的初级功名所取得的学术与经济资源，就有可能推动家族的进一步发展。曲折的应试经历、一定的学术水准，都使他们更加重视，也更有条件为自己的后代提供更好的面向科举的家庭教育。在京中同为词臣时，曾国藩和钱振伦回首各自先人的经历，感慨“两家庭训所历之艰苦曲折，同者十得八九，而不合者盖寡焉”。实际上，不独是钱、曾两家相同，这是千万个由底层起步的科举家庭的必然经历。不管怎么样，对于钱家来说，钱广泰的“由农而士”已经成为这个家族的新的起点。
钱氏家族的真正崛起要算钱振伦与钱振常兄弟的中式进士。
在乃父精心严厉的教导之下，钱振伦道光十年（1830年）取入了归安县学，这一年他才14岁。5年后，乙未恩科中式本省乡试举人。
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恩科中进士，殿试二甲十七名，中进士之年钱振伦22岁。可以说，钱振伦的科举之路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挫折，年纪轻轻就已到了功名金字塔的顶端。中进士后，选翰林院庶吉士，二年后散馆授职翰林院编修。入翰林与授编修都是进士当中的优秀者，可见钱振伦的文才已得到时流的充分认可，同年中进士的曾国藩称钱振伦当时在京中“文鸣一时”。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钱振伦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回京后以大考二等擢任国子监司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钱振伦因母丧丁忧回湖州。此时钱振伦只有30多岁，却已对官场心灰意冷，终制后不再出仕，以教书谋生，先后担任杭州紫阳书院、淮阴崇实书院、扬州梅花书院、安定书院等书院的山长，直至客死他乡。
钱振伦的继配氏常熟翁端恩，是大学士翁心存的次女，翁同龢的姐姐。1879年钱振伦去世后，翁端恩携子归居常熟，钱振伦也葬在了常熟虞山西石虎浜，钱家的这一支从此寄籍常熟。钱振伦元配任氏所出几子均早殇。翁端恩所出的钱观龄，1871年24岁时取入归安县学，为邑庠生，两年后病死于扬州。侧室祝氏所出钱滮，是着名学者钱仲联的父亲。钱滮1875年生，当时钱振伦已59岁，4年后钱振伦去世，留下寡妻幼子。钱滮是钱振伦留下的唯一的儿子，1897年经堂兄钱恂介绍，赴日本留学，后因病回国。对于钱滮的留学日本，在《钱仲联学述》中，钱仲联说自己的父亲，“光绪间曾随当时任留日学生监督的从兄钱恂赴日本留学，同行者有从弟玄同，从侄稻孙、穟孙，以及后来成为现代大文豪的周树人（鲁迅）等”。此段话为钱仲联凭印象的大略说法，多有不确。钱玄同赴日是1905年，鲁迅是1902年赴日。而依钱恂在家乘中所说，钱稻孙与穟孙是1900年赴日。而钱滮赴日则更早。
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中记其在癸卯年（1903）登日船“萨摩丸”从日本回上海时写道，“此为丁酉冬小叔幼楞东渡之船，今六年矣。”则钱滮东渡在1897年，单又说，“幼楞东渡，乃外子依托彼陆军少将神尾光臣而行（时神尾任大佐）。盖留学日本之举为外子所创议，而以幼楞为先导”。则钱滮东渡是钱恂托神尾自费赴日留学的。
钱滮回国的具体时间不知，但翁同龢1898年底的日记中，已经有了这个外甥的到府上的记载。翁同龢被罢回乡后，钱滮经常赴采衣堂拜望。期间曾被表兄俞金门接至家中调养病体。他的原配妻子归氏去逝后，1900年初，再赴日本，同年回国，后翁曾替他在厘卡、机器局等处谋事。另外据钱玄同1910年前后的自撰年谱，1898年钱振常去世后，钱滮对钱玄同母子也多有照顾。
钱滮有三个儿子：棣孙、萼孙、华孙，其中二子钱萼孙便是后来的钱仲联。钱振伦一支以文史传家，至钱仲联而更加发扬光大。
钱振常小其兄钱振伦9岁，兄长振伦是他的授业师。但其科场却远不如其兄顺利，同治六年（1867年）才乡试得中举人，此时已42岁。此前长期在江苏、广东、长沙等地游幕。同治十年（1871年）中进士，殿试二甲九十九名，签分礼部主事，诏累晋授中宪大夫。光绪八年（1882年），效其兄故事，辞官南归，从此不出，以教书为业。1898年去世，葬于乌程县华物桥。虽然无论科场还是官场，钱振常均不及其兄，但其子孙却终使钱家成为近代一个人才聚集的文化世家。
钱振常除夭亡外有二子，第一个是配氏姚佩玖出的钱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钱恂以二品实官充任出使荷兰大臣，次年调任出使意大利大臣，二品官衔是这一家族在清代充任的最高官职了，以此其父亲和祖父得以封赠光禄大夫，可谓光宗耀祖。而钱恂只是在15岁时取得了生员的初级功名，如此殊遇皆由数十年的幕府历练和踏入仕途后的机缘、人缘所得。钱恂有两个儿子，长子钱稻孙，曾留学日本，入庆应义塾、成城中学、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后又游学欧洲，意大利国家大学肄业。钱稻孙回国后以二品荫生充教育部主事，辛亥以后任过教育部主事、视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