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本土
说起外滩，人们首先会想到上海外滩，鲜有人了解宁波老外滩竟然比上海外滩还早20年，它是目前国内仅存的几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外滩之一。从后来的文物普查情况来看，宁波外滩的54处文物建筑中至少有31处与宁波商帮有关，也就是说，宁波港畔的老外滩实为宁波近代商帮的起航地。
宁波濒临东海，位居南北洋之间，很早就是中国东南地区的物流中心，自唐宋以来的宁波码头自然是中国最繁华的港口之一。早在开埠之前，南来北往的船只，就是选择宁波码头为停泊港，他们运载的南北物产与宁波土特产交换，这样也就导致了船商创设南号和北号，自行置船装运，渐渐形成了走南闯北的宁波沙船贩运业。
1855年，宁波庆安会馆的“南北帮”船商们，为了保卫商船航运安全，打击沿海掠夺的海盗，以定价7万两银子，集资购买了大型动力轮船“宝顺号”。“宝顺号”是由民营资本购置的万吨轮，开创的不仅是宁波之最，亦是中国之最。此船名震海内外，还曾引起当时的李鸿章等洋务大臣的特别关注。大约在1886年，上海商人仿效宁波，也引进了一条轮船。而宝顺轮驶入江北岸的轮船码头，标志着古老而传统的木帆船时代宣告结束。
就在国人还在关注宝顺轮时，英国、美国、丹麦、泰国、俄国、挪威、瑞典、荷兰、比利时、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14个国家的商人筹划着与中国宁波的贸易。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为了开通定班货轮，开始在江北岸建造趸船式浮码头；12年后，招商局又在江北岸建造了3000吨级的栈桥式铁木结构趸船码头，差不多同年，丹麦的宝隆洋行修建了华顺码头。之后的20余年，一直到20世纪初，江北岸的外滩先后建造了江天码头、北京码头、永川码头、利涉码头、承川码头和新宁波码头等十多座码头……
无论是活跃的宁波船帮还是新涌入的外国势力，都自然而然地搅动起了宁波当地的商机，在市区逐渐形成了外马路商务圈、中马路服务圈、后马路生活圈。商务圈内有报关行、银行、洋行、保险公司等，服务圈内设了邮政局、饭店酒楼、照相馆、娱乐场、百货店，生活圈则是小菜场、南货店、咸货店活跃之处。
民国三年五月，宁波市首家银行——中国银行宁波支行在外马路挂牌。18年以后，在宁波五区挂牌了11家银行，其中中央银行办事处、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宁波分行和浙江地方银行宁波分行等5家都设在江北岸的外马路。民国二十三年，在宁波的42家保险业经理处中有18家设在江北岸，其中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等公司办事机构要么在外马路设银行，要么就委托银行代理。
商务圈的外马路最多的是银行，其次是保险。然而，随着中外船只在外滩的中转，民国时期的诸多商人瞄准了外马路这一黄金江岸，纷纷开张各自擅长经营的商铺，从而打破了清末时期江北岸三圈的商铺格局，仅外马路上的商号已有各行各业了。根据20世纪40年代工商名录统计，由南而北的商家店铺为华万昌烟卷店、陈仁记山货、明星照相馆、光大运输行、象山县各业联合采办庄、元顺运输行、蔡云记菜馆、味味斋包子店、善祺菜馆、荣德兴大饼油条、天宝轮船公司、大兴运输行、天胜照相店、海运公司、大同旅馆、东亚旅馆、衡通旅社、方氏南货店、和兴饭店、宁绍轮船公司、交通公司、泰康机器社等。
令人不解的是相隔不远的同一条路上，开设了两家照相馆。原来是明星照相馆开得早，天胜照相馆的老板裘珠如曾是明星照相馆的顾客。一次，这位公子哥因不满意明星照相馆冲印的质量而与店家发生口角，一气之下就租赁明星照相馆隔壁天主教堂的房子开设一家天胜照相店材料行，兼营照相业务。裘珠如又名裘珊，是著名的裘天宝银楼老板的儿子，家住江北岸桃渡路，民间称做裘珊洋房，1937年11月被日机炸毁。但裘珊经营的天胜照相馆却因善经营、重质量，越开越火红，不久在慈城开设分店，还分别在公园路、绿宝店对面开设珊珊、大同照相店。
1927年，位于一横街的元大亨百货店成为德士古煤油公司的宁波独家专营商，曾一时买洋油送洋灯（也称美孚）打开宁波市场。可好景不长，7年后，该店因经营不善倒闭，失去了该公司各类石油产品的专营权。同时，美商海宁洋行通过位于二横街的新奇居香糖果店批发、零售洋糖，但由于甜度和价格无法与福建糖行竞争而宣告失败，然新奇居香糖果店却载入史册。此外，江北岸还有两家颜料洋行，其中美益洋行雇用了一个叫董顺来的中国人看管仓库，“二战”爆发后，德国老板撤离，把库存的颜料给了董顺来，说是奖励他的尽心尽职。这一送，让董顺来有了转换角色的契机。后来他在中马路开了一家董顺记颜料行，又兼营洋纸等商品，一举成功。
像董氏一样，一百多年前的店铺商家也许早已关门的关门，转行的转行，但发生在江北岸的趣闻却仿佛是昨天的事，还有一些店铺的招牌仍是那么令人记忆犹新，如一横街上的玉清池（浴室）和崔德兴蓑衣店，中马路上的听月楼饭店和真老异香酥饼店，还有二横街上的花想容理发店，不能不说取名者的睿智及风趣。而有了这些店铺的招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如下的记载：“本埠江北外滩一带，商店栉比，轮埠林立，为全市最繁盛之区。”
当然，宁波外滩的作用还不仅仅是为宁波城展现了商机和商业文明，以此为起点，许许多多的宁波商人从事宁波至上海等地的运输，特别是从事当时颇有风险的对外经济活动，从而大大促进了宁波商帮的近代化进程。很快，随着上海这一全国航运中心的形成，宁波帮便以宁波为基地，经商足迹遍及长江流域和天津等商埠，最终在上海和香港得以成熟。
在近代的浙商体系中，除了宁波帮“一股独大”外，还有其他不容忽视的力量，比如湖商，也就是来自浙江北部的湖州商人。
和宁波一样，湖州的地理位置也十分优越，它东邻上海，南接杭州，西依天目山，北濒太湖，与无锡、苏州隔湖相望，是环太湖地区唯一因湖而得名的城市。
明清时期以至近代，湖州一带大量市民“皆趋而贸易，咸谓容易发财”，于是行商四出，到邻郡、外省去做生意，座贾则活跃在本地市场上，于是便有了“湖州商人”、“湖州丝商”、“湖州客人”、“湖州商帮”、“湖州帮”、“南浔帮”或“浔商”等称谓。
湖商是区域性很强的一支商人群体，与晋商、徽商、宁波帮等明显不同的是，它是从湖州这块沃土上孕育、脱胎并自然生长出来的，其商业活动十分集中，不像前者门前乏于活路才将生意做到外头去。因其自古“土产之多莫过于我郡，衣者有丝、绵、绸、绫、纱、布以及包头巾、手帕等；杂用者有笔、镜、羽扇、竹器；食者有茶、笋、鱼、菱。其丝之行，于两广外洋及江宁、苏、浙三织造，岁不下数百万……至于茶、笋、鱼、菱诸商辐辏，岁亦不下百万”。所以本地商路繁多、生意广博，外来行商纷纷前来汇集，本地坐商则应接不暇。这样，湖商在广义上就包含了居家坐商和旅外行商两个阵营，而且自古都以坐商为主，湖州坐商无论在从业人数与从业规模上都远远超过旅外的行商。即使旅外的行商，其商业行为多半也是由内向外销货，就是说所经营的商货以湖州地产物品为主，比如湖丝、湖州丝绸、湖笔、雕版印书以及其他土特产品等。
在以上经营中，丝绸行业又是湖商尤其是南浔商人的主体。
隶属于湖州市、被誉为江南水乡六大古镇之一的南浔，老区面积仅有1.2平方公里，其中一条市河穿镇而过，显示了它的灵气。早在南宋时期，南浔就已是“耕桑之富、甲于浙右”的江浙雄镇。在明代已初露头角的南浔辑里丝，到了清代，因质优而名甲天下。丝绸成为南浔最主要的生产事业和人民的衣食之源，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近现代史上，南浔更是在全国生丝出口贸易中居举足轻重的地位。1915年，在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辑里丝与茅台酒同获金奖。镇上出了大大小小数百家丝商，俗称“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丝商群体。有记载说，小小的南浔镇上，丝商们所拥有的财产总额高达五六千万两白银，而在19世纪90年代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才7000万两左右，一个小镇真乃富可敌国！
近代浔商——南浔商人兼具中国新旧商帮的特色，十分重视市场营销。一方面，他们主动走出故土，利用参加国内外商品博览会、交易会的机会向外商散发中英文对照的精美传单，宣传湖丝的悠久历史，介绍湖丝的一流品质；另一方面，他们还采用邀请外商到家乡参观考察，并在报纸上发表新闻报道的方式来扩大湖丝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知名度。例如，1923年浔商就邀请共计20余人的美国丝商代表团去湖州和南浔考察湖丝生产，并在著名的《申报》上发表长篇通讯，详细报道美国丝商代表团的考察行程。
湖商在近代的盛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前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趋于走下坡路。除了跑单帮者骤增——仅吴兴一县就有2000人左右，湖商已走向衰落，据1930年7月16日《湖州新报》称：“吴兴的商业……诚说一年不如一年”。以后湖商作为一个商帮就再也无人提起了。
真正要说浙商大规模在本土的兴盛，还是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多年，是近现代浙商发展最佳的时期。如果说近代浙商仅仅是甬商、湖商那么区区几道菜的话，当代浙商就称得上是一桌菜了，温州商人、台州商人、义乌商人、绍兴商人、宁波商人及杭州商人先后“冒尖”，此起彼伏，目不暇接。“遍地英雄下夕烟”，新一代优秀企业家以崭新的面貌崛起于古越大地。
我们没必要对本土或者外地浙商作硬性的区分，实际上，今天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优秀浙商，大部分还是先在家乡创业，然后再往外发展的。一直扎根本土，在老家创业、创造直至成功的浙商恐怕占了多数。这些浙商之所以不思远游，而是选择“深耕”本地，原因有很多，主要的一点是与浙江当地较为发达的块状经济和产业集群有关。
浙江省是全国专业市场和集群产业最为庞大、集中的地区，早在2005年，全省拥有的大大小小专业市场即达4000多个，成交额连续多年稳居全国之首。与此相应的是浙江产业集群涵盖面非常之广，渗透到绝大部分工业领域，在30个统计大类的制造业中，除烟草制品业外，均程度不同地存在集群现象。2007年产业集群经济总量规模居前八位的产业依次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这8大产业的总体规模占产业集群经济总量规模的70%。总的看来，产业集群的主体依然是传统产业，最主要部分是轻纺和机械。
目前，浙江的许多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著名的专业生产基地。其中，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集群，产量、市场占有率、出口创汇均居全国第一，2007年，柳市拥有电器集团公司30多家，年产值500万元以上企业356家，注册商标3661枚，规模以上电器企业年产值299.21亿元；诸暨大唐的袜业集群，2007年，生产各类袜子130多亿双，产量占全国的65％、全球的30％以上，完成工业产值330亿元；嵊州的领带集群，2007年，嵊州领带企业1100多家，生产领带3亿多条，产值100亿元，产量占全国的80％、全球的33％；海宁的皮革集群，2007年总产值177亿元等。据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对全国近千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百佳”评选，其中浙江以36个产业集群入选而独占鳌头，占得“百佳”的近四成份额。温州“中国鞋都”和“中国电器之都”、诸暨“中国袜都”、富阳“中国制笔之都”、台州“中国汽摩配之都”等“国”字号称誉也应运而生。
正是因为这些传统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低，资源优势又相当集中，随着龙头企业的不断增加，企业的“领头羊”也即企业家脱颖而出，往往容易形成行业性企业家群体。例如温州的低压电器行业，培育出了南存辉、胡成中、郑元豹、高天乐等知名企业家，王振滔、钱金波、周成建、吴志泽、金林兴、彭星、陈迷丽等出自于温州鞋业和服饰行业。浙江本地培养出来的父子企业家也不在少数，有杭州的徐传化、徐冠巨父子，宁波的苏增福、苏显泽父子和茅理翔、茅忠群父子，义乌的楼忠福、楼明父子和徐文荣、徐永安父子，温州的潘挺宇、潘佩聪父女和金林兴、金哲夫父子等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企业转型发展的需要，浙江本土企业家早已逐步打破了区域划分，向着更广阔的地方延伸发展，子公司向外分布，甚至总部迁移的情况十分常见。相反地，在外打拼多年的成功人士回乡发展的也毫不稀奇。早在2004年习近平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曾主导制订促进本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八八战略”，尤其强调“不断增强环境吸引力，提高要素集聚能力，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软硬环境”，并积极推进以“五大百亿”工程为主要内容的重点建设，这些“筑巢引凤”的强力手段，势将吸引更多的浙江企业家踏上回归之路。
雄踞沪上
如果说浙江是红色根据地，那么上海就是前线指挥部。一百多年来，上海成了浙江商人外出发展的桥头堡，浙沪两地的这种“近亲”关系，至今还连着筋骨。
近代浙商的始作俑者——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地域在上海，《四明公所长生会章程碑》上清楚地写道：“沪地为宁商辏集之区”。宁波比邻上海，清末民初时期，前来上海经商的宁波人就不下数十万。尤其是太平军进驻宁波和辛亥革命前后，宁波大批豪门望族和殷实商家，纷纷避居上海外国租界，使旅沪甬商数量大增。到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已增至100多万人，占到全市人口的1/5。据1936年编印的《上海工商人名录》记述，上海工商界1836人中，宁波籍商人有453人，占1/4。即使是在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宁波帮几乎活跃于传统和新式商业的所有行业之中，他们利用上海这一“世纪桥梁”的特殊作用，在发展和壮大自身的同时，也有力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进程。
宁波商帮对上海商界的影响还在于长期操纵上海总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