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叶澄衷嘱其子在宁波庄市家乡的崇正书院，捐银洋5000元，还把全乡17所私塾、学馆、书院通通改成西洋式学堂。叶澄衷自思家贫，幼小失学，深感痛苦，于是和堂弟叶雨庵等人回乡，与叶氏族人商讨建立忠孝堂、叶氏义庄、叶氏义塾。叶氏义塾建成，设在叶氏义庄之内，建有大礼堂、教室、办公室、寝室、伙房等设施。首批招收叶氏子弟20名。后来这所义塾发展为中兴学堂，早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培育出了包玉刚、邵逸夫等一大批优秀学子。
1899年叶澄衷60大寿，他作出了一个决定，拿出自己在虹口的一块24亩的土地，并出资10万两，兴建一所学校。叶澄衷要创办一所与外国学校一模一样的班级授课学校——澄衷蒙学堂，让中国人的孩子接受教育。他还亲手制定了澄衷蒙学堂最早的课本。
学校破土动工了，但叶澄衷突发疾病，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只有他的铜像看到了学校的建成。
澄衷中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富商出资创办的公共学堂。叶澄衷临终前，怕叶家子孙毁约，于是对澄衷蒙学堂又作了专门安排，比如“子孙不能去管学校的事情，学校另外有一个董事会，专门管学校的事情”；“学校有董事会，在董事会领导下，还有监管会，监督董事会，还有专门账房”等。
叶澄衷估计到办校的经费还不够，就规定他的大儿子再拿出10万两银子来。澄衷蒙学堂得以继续兴建，并于1905年8月16日正式开学，后更名为澄衷中学。
“有为之士”宋炜臣
提到近代武汉的工商业，张之洞、刘歆生、宋炜臣这几个名字是无法回避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期间，在湖北大办实业；而土生土长的刘歆生则是汉口“地皮大王”，如今全国最长的商业步行街——江汉路，当年便是他的产业，不过那时称做歆生路；离歆生路不远，有座当年汉口最高的建筑——汉口水塔，它的业主便是来自宁波的商人宋炜臣。
汉口水塔以及宋炜臣之有名，另有见证——2006年7月24日，湖北知名女作家方方在她的博客里写道：“今天这个日子很平常，但对武汉人来说，这个日子就还有点意思。100年前的今天，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浙江商人宋炜臣在武汉兴办既济水电公司。”
若不是方方提醒，也许很少还会有人记得：100年前的夜晚，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它的夜晚是幽暗无比的。老百姓点的是煤油灯、植物油灯，匆匆的夜行人手里打着灯笼，真个是“一灯如豆”。那时候武汉也没有自来水，吃的水只能去汉江挑，连租界都不例外。那时候街巷里到处走着挑水工，即使是大晴天，武汉的大街小巷也是整天湿淋淋的，家家户户的水缸却时时在喊着干渴。
但是黑暗与干渴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方方告诉大家：“好在有了宋炜臣。他在汉口大王庙建起了电厂，在中山大道盖起了水塔，几年工夫，武汉便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当这座城市处处灯火通明，洁净的水流入千家万户，这时我们才能说：‘武汉的命运已然彻底改变。’”
“武汉能有今天，其实绕不过宋炜臣，也绕不过既济水电公司。”作家方方给了宋炜臣足以青史留名的评价。
宋炜臣，字谓润，1866年生于浙江宁波镇海。镇海素有“文化之邦，商贾之地”的称誉，叶澄衷、宋炜臣、包玉刚、邵逸夫等这些近代和现代的商业巨子都是镇海人。而宋炜臣的成功则与19世纪末有“上海商界翘楚”之称的叶澄衷有着紧密联系。宋炜臣幼年时家境贫寒，只读四年私塾便辍学，15岁便在镇海庄市街上阜生南货店当学徒。1882年的一天，已是上海巨商的叶澄衷回乡扫墓，在阜生南货店购买祭品，少年宋炜臣发觉叶澄衷多给了钱，急忙招呼，可是叶澄衷已经走远，宋炜臣追出去把多给的钱全数退还。宋炜臣的诚实给叶澄衷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改变了自己的一生。不久叶澄衷返回上海，便把宋炜臣带到上海自己的顺记洋货行工作。
1890年，叶澄衷与族叔叶安新集资纹银五万两，在上海虹口开办上海燮昌火柴厂，叶安新任经理，宋炜臣任协理。两人兢兢业业，锐意进取，很快将该厂扩充成全国最大规模的火柴厂之一，产品覆盖长江中下游几个省份。三年后，叶安新病故，宋炜臣继任经理，成为闻名上海滩的年轻商贾。
与“十里洋场”的上海相比，其时的汉口虽已辟为通商口岸，但工商业尚不算发达，火柴工业更处于未开发状态。作为全国交通枢纽之一，通江达海之地，汉口对燮昌、对宋炜臣来说不啻是又一块创业的风水宝地。于是在1896年前后，宋炜臣携银25万两以及叶澄衷给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介绍信函来到汉口。在拜会张之洞后，他并没有马上着手开办火柴厂，而是在汉口歆生路开设了以后发展为华胜军服公司的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湖北新军的军服、军帽、军鞋均由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生产，而所需要的原料全部由上海老顺记号供给，宋炜臣因而又大赚一笔。为了打通军界、政界、商界的路子，宋炜臣将部分收益就地投资，在华胜号二楼装修华丽的房间，书房、吸烟室、寝室、会客厅等一应俱全，添置洋式设备，专供招待官员之用，因而结交了众多权贵，同时还为自己捐了个二品顶戴，成了红顶商人。
1897年，汉口燮昌火柴厂在汉口日租界正式创立，股金为银20万两，其中叶澄衷、宋炜臣各占1/3，其余为招集的零星散股，由宋炜臣出任经理。汉口火柴厂开办之初，便已有相当规模。宋炜臣还向清政府申请获批了专利，独家生产火柴，中外厂商10年之内禁止在中国设立火柴公司与燮昌争利。这样一来，汉口火柴厂后有上海燮昌作支持，机器、原料均有保障；前有官府衙门为其保驾护航，再加上宋炜臣经营有方，规模不断扩大，终使汉口燮昌一度成为全国最大的火柴厂。宋炜臣也获得了张之洞“有为之士”的赞誉。
在武汉赚得了名利，网罗了关系后，聪明的宋炜臣就想着趁势扩大营生，他把目光首先投向了地方民生工程上。
当时的汉口除各租界外，在中国地界的居民、商号还是用煤油灯、植物油灯作照明。为此外商争着要在中国地界开发电厂，但都被“以民族中兴为己业”的张之洞一一拒绝。宋炜臣敏锐地觉察到了机遇，果断向张之洞呈递了一份中国人自己在汉口办电厂、自来水厂的报告。张之洞看后大悦，立即召来宋炜臣面谈。宋氏把办厂的计划以及来自浙江、湖北、江西三帮十余名巨商集资参股的情况，向张之洞作了详细的汇报。张见后欣然批复，准予建厂。
1906年7月24日，也就是方方提到的这个日子，“汉镇既济水电公司”在汉口太平路成立，宋炜臣任总经理，汉口商会会长王予坊任副经理。公司以60万元建电厂，240万元建水厂，铺设水管200余里，日供水达23000吨。
据说当时正式供水时，市民们围观着水龙头里哗哗流出的自来水，一脸茫然，自来水加氯后细微的异味更让人们觉得机器水不干净，不敢饮用。宋炜臣见状，来到汉正街供水站，当众打开水龙头，饮用了第一杯自来水。从此汉口镇告别了家家户户挑水喝的时光，成为全国首先使用自来水的地区之一。不久，既济公司将水管铺进了租界，承办了租界自来水。
两年之后的1908年秋，宋炜臣等投资的电厂建成通电，可供16瓦电灯共26000盏一同照明。其后设备几经扩充，电厂装机总量达到1500千瓦，占国内民营电厂装机容量的1/3以上。宋炜臣的既济公司成为当时华人创办的最大水电公司。
作为武汉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一百年来“汉口水塔”早已成为武汉人的口碑而深入人心。2004年4月当人们得知汉水边上废置多年的既济电厂正在被拆除时，一时间《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湖北电视台纷纷报道，市民一片要求保护声，以致市长办公会议专门研究。人们再次记起了一百年前宋炜臣给汉口带来了水和电。
水电公司大获成功后，不久宋炜臣又向张之洞建言兴办扬子机器厂，得到张之洞的肯定，为示支持，清廷农工商部还核准暂免5年的税厘。该厂主要生产铁路桥梁、车辆、叉轨、火轮铁木趸船、驳船、水塔水柜以及煤气发动机、铸钢炉等产品。扬子机器厂是当时湖北最大的民营机器厂，扬子机器公司铁厂又是国内最主要的炼铁厂，其实力和影响可见一斑。
除燮昌火柴厂、既济水电公司和扬子机器厂外，气度宏大的宋炜臣还涉足矿山、金融、房地产等多个领域。从1907年起，他还连续四届当选为汉口总商会会长，成为名驰武汉三镇的“头号商人”。
宋炜臣在汉口大展身手之时，正是汉口乃至武汉近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在张之洞“倡办实业、振兴实业”政策引导下，湖北的近代工商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其发展水平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被外国人誉为“东方芝加哥”。而宋炜臣作为时代的先驱人物，领民族实业之先，兴建近代工厂，革新公用事业，开创了武汉城市的近代化格局，为武汉这座城市的崛起作出了居功至伟的贡献。
绅商朱葆三
在中国十大买办中，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朱葆三，他和叶澄衷既是同乡又是挚友，刚来上海经商时，曾得到大自己18岁的叶澄衷的指点，后来他一路扶摇直上，在上海滩上的身份和名望一度无人可比。他去世后有50万人送葬，当年在上海的租界内还有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马路。
朱葆三因与时任上海县署主簿的袁树勋的莫逆交情而获益颇多。袁树勋先后担任过苏松太道、江苏按察使、顺天府尹、山东巡抚、两广总督。20世纪初，苏松太道经手庚子赔款，款项由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担保。经由疏通，袁树勋将这笔暂由上海道库保管的巨款，交由朱葆三拆放到上海钱庄去生息。于是，朱葆三的慎裕商号就成为当时上海众多钱庄要求拆款追逐的热点，朱葆三可从中获取不小的差额利润，并与许多钱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随着朱葆三在商界地位的上升，外国商人也向他抛来了绣球，英商平和洋行作为在沪最早开设的洋行之一，颇具实力，为了利用朱葆三与袁树勋的交情以及朱在工商金融界的地位，特地聘请朱葆三担任买办。自此之后，朱葆三的家庭即成为买办之家，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先后担任过买办。浙江籍贯的买办中，亦有多半出于朱葆三的引荐，以至于他在同乡中被称做“买办中的买办”。当时，上海的各国领事以战胜国自居，对中国官员和商人盛气凌人，唯独对朱葆三优礼有加。
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朱葆三开始了大手笔投资：
首先是金融业。1897年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创办，朱葆三即是该行创立者和董事之一。1907年，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与投资创办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又与人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并出任董事长，还曾参与投资创办中华银行、江南银行、振丰银行等七家银行。朱葆三堪称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开拓者之一。
其次是投资轮船航运业。1897年，朱葆三联合同乡李云书等人发起创设东方轮船公司。1906年，朱葆三在上海创设越东轮船公司，1915年又创办了镇昌轮船公司和顺昌轮船公司，1918年再创同益商轮公司。后将这四个公司合在一起组成朱葆三航运集团，共有六条轮船，航行于长江、浙闽沿海、上海至浙江沿海。除此之外，朱葆三还曾投资于舟山轮船公司、宁绍轮船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在其中担任董事长，或出任总经理、常务董事等要职，成为航运业的巨擘之一。
再次是投资工矿、保险和公用事业。从1897年至1923年，由朱葆三创办或参与投资的工矿企业，有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上海大有榨油厂、中兴面粉厂、赣丰饼油厂等10余家；在保险业方面，朱葆三发起创办了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在公用事业方面，朱葆三曾投资创办上海华商电车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既济水电公司、广州自来水厂等。
到20世纪20年代，朱葆三兴办实业涉及的领域包括五金、钢铁、航运、金融、纺织、水泥、造纸、榨油、保险等，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群体，其中有不少属于开创性的企业。
朱葆三凭借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在商界中占得了高位，曾连续几届担任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商界领袖。1916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改选时，他还曾当选为这一全国商界最重要的社会团体的副会长。
朱葆三还曾积极投身于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为国家民族建立了值得铭记的功勋。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上海商民打算起义响应，在此节骨眼上，朱葆三从上海道台处得知两江总督署下达的密令：“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数正法。”便立即潜往商团司令部，通报领导人李平书，商团随即发动起义，火烧道、县衙署。朱葆三又劝告上海道台、上海知县逃往租界避难，城内文武官员群龙无首，商团很快占领了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上海光复后，革命党人于1911年11月7日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沪军都督府。初建的沪军都督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都督陈其美等领导人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考虑到朱葆三与金融界联系密切，于是公举他为财政部长。朱葆三临危受命，“兢兢业业，夙夜彷徨，力效驰驱，勉尽天职”。
为解燃眉之急，沪军都督府打算提用存于上海各钱庄的道库存款，但道台刘燕翼在上海光复后已躲避到租界，并将存折送交外国领事，以防沪军都督府提用。各钱庄以无存折为由，纷纷拒绝向都督府付款。情急之下，陈其美将上海钱业会商处总董事朱五楼扣留，导致与钱业的关系骤然紧张。关键时刻，朱葆三多次出面斡旋，上海钱庄才同意由朱葆三核给收据，先后向沪军都督府提供现银36万两，从存于钱庄的上海道库公款内抵付。
从此，“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说，便在商界、政界、军界广泛流传开来。
在上海，朱葆三虽然与洋人来往甚密，自己也曾是买办出身，还曾担任过首任租界华董，但他却并不崇洋媚外、挟洋自重，相反还保持了一个爱国者的民族气节。有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上海复兴公园门口曾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块记录了中国人奇耻大辱的牌子，就是朱葆三以计谋迫使法国人摘掉的。
一天，朱葆三买了10丈长的蓝布，请裁缝师傅用整匹布做了一件特大号长衫，两袖及前后摆各用25尺，然后在法租界雇来八位普通法国人，当面讲定条件：八人抬着这件特大号长衫，从静安寺出发，到南京路外滩为止，每走数步，就跪下来拜一拜；每拜一次，每人可得一块银洋。洋人见报酬如此之高，便立即答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