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大批持有九龙仓股票的小股东蜂拥前来抛售股票。在短短的两个小时内，包玉刚调动了21亿元资金，成功完成了收购计划。历时两年的九龙仓争夺战终于落幕。在这场股权争夺中,包玉刚赢得了九龙仓的控制权，大长了华人志气，怡和洋行则元气大伤。
包玉刚谈笑间取得“杀手锏”、大战九龙仓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他的商业传奇和超凡智慧成为了那个时期在港华商的历史和缩影。
船王从此“弃舟登陆”，开拓出了另一个崭新的天地。
“现代郑和”董浩云
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布什说：“他是一个仁厚君子，又是一个商界的强人和一位声誉卓著的人物。他来美国的时候，美国的顶尖企业精英都一致向他致敬喝彩。”
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顾毓琇说：“过了五百至一千年后，可能还只有董浩云一个人，他是一个独特的创业者!”
赫伯罗德公司主席积克·克鲁斯自问自答道：“谁是最大的船王?这个问题总是困扰着包、董二人。我们可从几方面去看，如：
第一，纯以船只吨位计，包算是第一。
第二，以整体收益而言，董会在这方面占优。他经营定期邮轮，收取较高的运输费，收益会更多。
第三，论公司的拥有权，C.Y.完全独资拥有，而包的‘环球’其中很大股份属于汇丰银行。”
……
董浩云，一个被赞为“现代郑和”，与包玉刚同享“世界船王”美誉的中国人！
董浩云也是宁波人，比包玉刚大7岁。1927年16岁时，因其父生意受挫，董浩云被迫中途辍学，早早自立谋生，进入日商上海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任练习生，次年考入金城银行开办的航业训练班，结业后即服务于金城银行属下通成公司之天津航业公司，从此与航运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董浩云在天津航业公司当学徒，工作十分卖力，颇得老板喜欢。不久，董浩云结识了老板之女，两人逐渐产生了恋情，最后他成了老板的乘龙快婿。
此后，董浩云获得许多宝贵的机会，1931年，刚届弱冠的董浩云被提升为天津轮船同业公会常务理事。1933年初，他出任天津航业公司助理，成了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
上任之际董浩云做了一件大事——力排众议开辟天津到塘沽的货物驳运。当时，天津到塘沽的45里水路一直被英资轮船公司控制，若想介入，恐比登天还难。在他的坚持下，公司最后采纳了建议，并由董浩云主持展开工作。经过一连串艰难的竞争，1933年年中，天津航业公司终于打入了这条水路，为本公司的船舶开辟了一条新的航道。
1935年底，董浩云夫妇从天津来到上海，自立门户，拓展事业。在成功挤进天津至塘沽的水路驳运行列后，他深受鼓舞，于是雄心勃勃，计划建立自己的航业王国。董浩云向当时的交通部递交了一份《整理全国船业方案》，他提这个方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在政府资助下，成立一个航运信托公司，以促成中国民营小公司的合并经营，充实本国航运力量，为今后收回沿海及内河航运权并筹备开通国际航线作准备。但方案没有得到重视和支持，董浩云便决定由自己筹建，于1937年4月创立了中国航运信托公司。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各民营轮船公司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船舶大部分被日军所扣，中国航运信托公司也落入了日军之手。董浩云有幸保住了自己的几条船，举家迁往“陪都”重庆，然而他的“航业王国”之梦几乎破碎。
转眼到了1941年，董浩云心生一计，他想：“如果我们的船挂上英国旗，日本人会怎么样？别看小日本在中国横行霸道，可在英国人跟前却还不敢胡来！”1941年3月，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香港注册成立，注册资本是25万港元。在当时，虽说这只是一个小公司，但凭着上海英租界的掩护，其属下轮船一律挂着英国及巴拿马旗，因此能够畅行中国沿海及东南亚。
抗战胜利后，一切百废待兴，董浩云的中国航运公司在上海成立，预示着新一轮的大发展开始了。很快，他购置了“慈航”、“昌黎”、“唐山”、“滦州”、“慈云”、“凌云”、“天龙”、“天行”、“通平”等9艘船，总吨位达到10万余。1947年8月，董浩云又创办了复兴航运公司，为获取各方的支持，他还特地恭请上海大佬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自己屈居董事之位。
不久，董浩云又从美国买入了3艘货轮，分别命名为“京胜”、“沪胜”、“渝胜”，与原来的“天龙”、“通平”等轮船一起，专门从事远洋运输。在中国航运史上，曾经出现过最大的三家轮船公司：上海三北轮船公司，烟台政记轮船公司，重庆民生实业公司；也曾经产生过三个杰出航商：虞洽卿、张本政、卢作孚。但遗憾的是，本来最有希望的三大公司，却未能跨出太平洋一步。或踯躅于长江，或徘徊于沿海，而最终都折戟沉沙，销声匿迹。唯有董浩云坚定地把目光投向远洋，认为远洋运输才真正是中国航运业发展的重点。于是在1947年9月，董浩云派天龙号由上海驶往法国，成为第一艘抵达法国的中国民营货船；同年，通平号首航美国旧金山。这两次成功的远航，完成了中国人驾驶商务船舶开拓远洋航运的创举，董浩云也获得了“现代郑和”的美誉。
短短的几年时间，董浩云靠经营内河运输和开拓近海及远洋运输，夺取了其航业计划中的第一步胜利。接着在五六十年代，他以香港为基地，借助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提供的机会，迅速拓展其业务，使董氏船队进入到了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中国民营航商中，董浩云还是第一个定造新船的。1956年11月，董浩云定造的首艘巨轮、载重1.3万吨的“东方之星”在法国里昂下水，它的问世改写了中国航商完全依赖购买二手船的历史。“东方之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货轮，也是第一艘由中国人在欧洲投资建造的货轮。
从此之后，董浩云一发而不可收，几乎年年造新船，最旺盛的时候，在日本、英国、巴西、法国、意大利等几个国家同时定造新船。1959年8月31日，7万吨的超级油轮“东亚巨人”号在日本佐世保建成下水，为当时亚洲第一、全球十大巨轮之一。1960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记载：“1959年建造的‘东亚巨人’号是亚洲人拥有、建造、经营和亚洲船员所驾驶操作的最大船舶。”董浩云亲自为该轮下水撰写《“东亚巨人”号下水颂》，并请好友、世界著名学者赵元任为歌词谱曲：
今晨，今晨，宁馨儿诞生，
取名叫东亚巨人，
是东亚人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我们怎不为她鼓舞欢欣！
……
董浩云的胃口越来越大，从1967年起，董浩云先后向日本佐世保船厂和其他几家船厂连续定造载重22万吨级以上的极大型油轮3批，每批6艘，一共18艘。前两批22万吨已属极大型油轮，到第三批已赫然进入每艘30余万吨的超巨型油轮阶段。这样18艘极大型油轮，足已组成一支巨无霸舰队了。然而董浩云并未止步，后来又买进36万吨的“巴西荣耀”号和38万吨的“巴西宏愿”号。1979年，他又将一位破产的希腊船东在日本定造的一艘42万吨的特大油轮揽入囊中，取名为“海上巨人”号。
“海上巨人”也标志着董浩云的航运事业达到了最高峰。从1928年一个16岁少年跨入航运业，到经历几十年惊涛骇浪，终于组建起一支拥有150条船舶、超过1200万总吨位的强大船队——超过希腊船王奥纳西斯一倍，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独立船东，同时与宁波老乡包玉刚一道同登“世界船王”宝座！
1982年，董浩云因患心脏病逝世，享年71岁。人们在记住这位世界级人物的辉煌业绩的同时，也记住了他的另一个创举——诞生和培养了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
“爱国忠魂”王宽诚
香港华人总商会成立于1900年，是香港历史最长、最具规模和最有影响的商会之一，该会于2000年庆祝成立100周年时，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曾亲笔题字，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亲临香港致贺。这时候的王宽诚已故去16年，他自1958年任香港中华总商会第二十一届副会长起，以后历任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九、三十及三十一届副会长以及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二及三十三届会长，1985年任当然永远荣誉会长。可以说，他是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一面不倒的旗帜。
1907年，王宽诚诞生于宁波鄞县。15岁那年，王宽诚进入宁波江东哑巷永丰猪行学做生意，从此踏上了从商之道。学徒期间，王宽诚细心留意师兄们的做生意之道，虚心请教，勤奋学习。3年后，他转入宁波江厦街源吉钱庄，开始接触金融业务。
1932年，王宽诚年届25岁，被当时宁波颇有名气的企业——太丰面粉厂聘为采购部主任。该厂由于他的创议改革，营业蒸蒸日上，从而取得当地胡、陈两家富商的信赖和支持，于1935年在宁波泥堰头合资开设维大鼎记面粉号。由于经营有方，不到两年工夫，维大鼎记号便在宁波市区及周边设有分号达6家，成为当时宁波地区最大的面粉商号之一。
在宁波既然打开了局面，1937年春，王宽诚决定走出宁波转向沪上拓展业务，于是他在上海泗泾路30号挂出了“维大华行”的牌号。除经营面粉外，还有罐头食品、呢绒、木材等，面粉业务增加了经销加拿大炮台牌面粉，并且已开始内销兼外贸了。
接着，他又与人合资开设通合成地产公司、祥泰轮船公司，同时与实业巨子、老乡李康年合作开办中国钟厂，制造出高质量的“三五”牌台钟，自是初出茅庐。
不久，上海沦陷，王宽诚像许多甬商那样，退入大后方重庆，卧薪尝胆，伺机再起。在重庆，他广泛结交了当地的金融界上层人物，为日后涉足金融服务业作好准备。抗战胜利后，王宽诚自重庆飞返上海，立即投入重整旗鼓的紧张行动之中。首先把维大华行迁址于江西路汉弥顿大厦，改名为维大洋行，规模随之扩大，经营各类进出口业务，单就进口木材一项，获利甚丰。接着又增加建筑材料、面粉、肥田粉的贸易。随着业务的不断兴盛，原行址已显得局促，于是再往广东路五号另一大厦。虽然在上海的生意日趋兴旺，但虑及国共谈判破裂，国内形势不妙，王宽诚决定另辟蹊径，另觅他途，于1946年来到了香港。
王宽诚先是在新界购进一批地皮，在那块地皮上建筑高楼。一年工夫，1949年初，几十幢高楼便矗立了起来，定名为海国公寓。这时，上海及江南部分地区已获得解放，有的工商界人士转入香港，海国公寓正适合他们的需要。王宽诚的维大洋行因此获得了巨额收入。
不久华南地区也解放了，香港更是人心浮动，受此影响，港币大幅度贬值。正当港币无人问津之际，王宽诚却果断地大量购进。又过了些日子，随着形势变化，香港转趋稳定，随之港币回升，王宽诚则乘机抛出，这一进一出又获利颇丰。
两次商战成功，轰动全港。与此同时，王宽诚又创立幸福企业等数十家公司，经营金融财务、地产建筑、船务、百货、食品等业务。后又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开展商务，业绩卓著，成为了一名蜚声海内外的工商巨子。王宽诚以其拥有的经济实力以及在港澳及海外工商业界中的信誉和影响，除接连被选为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副会长、永远荣誉会长外，还在港澳十余个机构中兼任了名誉会长、董事、主席等职。
王宽诚无疑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实业家，但他更是一名坚定的爱国者和慈善家。
1949年，王宽诚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并随同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到北京等地访问考察，回港后发表文章介绍此行的感受，增进港人对新中国的了解。随后，他在参加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会议时，同其他进步会董一起，据理力争，取得会议通过，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百废待兴，资金紧缺，王宽诚带头认购折实公债21万份，为国分忧。抗美援朝期间，王宽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捐献巨额款项购买大炮及其他紧缺军用物资，他还卖了地皮，以“维大号”的名义捐赠飞机一架。
王宽诚对国家的支持远不只这些。几十年来，他先后捐款支持香港及内地20余所学校或社团，包括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等单位。1963年捐资100万元人民币创建宁波东恩中学、小学，1980年与俞佐宸一起倡议成立甬港联谊会，任香港甬港联谊会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84年捐资建东恩中学宽诚实验楼，设宽诚奖学金，捐百万元助建浙江树人大学，又资助上海工商学院、广东暨南大学等。
1985年，王宽诚更是出资1亿美元，成立了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该基金会除资助中国留学生到海外攻读博士学位、进行博士后研究外，还资助学者参加国际会议和进行内地与海外的学术交流，并且在中国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设立了王宽诚育才奖。
王宽诚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暨南大学副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在就任全国政协常委后，王宽诚满怀热情地参政议政，尽职尽责。1986年8月，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王宽诚还不顾80岁高龄和旅途劳顿，带领港澳委员20余人前往新疆、陕西、甘肃等省考察，并提出发展西北地区的许多有益建议。
对于祖国的统一大业，王宽诚殚精竭虑，积极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大力推进香港回归。王宽诚曾说：“我岁数大了，就是想为国家多作贡献，其他无所挂念。”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为纪念这位中国工商界著名的杰出爱国人士，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1998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4651号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王宽诚星”。2000年8月，浙江省政府授予王宽诚先生“浙江省爱乡楷模”荣誉称号。
在王宽诚逝世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社会各界人士500余人前往医院向遗体告别。北京、广州和香港分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新华社播发《王宽诚先生生平》，高度评价了他在祖国统一，特别是在香港回归等方面所作的重要贡献。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赞扬他“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作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怀念。”
应昌期“行棋无悔”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世界围棋赛场上，有一项冠军奖金高达40万美元的超级比赛，这就是有名的“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赛。这项比赛因其每四年举办一次，而被职业棋手们称为围棋奥运会。它的创办人，就是被誉为“黑白世界的诺贝尔”、“20世纪中国围棋之父”的已故台湾省实业家应昌期。
